【储著武】文化人与新国家：1949年文化界在协商建国中的作用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关键一条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由此揭开了创建新中国的序幕。在创建新中国的关键时刻，文化人的命运加速分化，有些人远走异国他乡，大多数人则选择留下来为新国家服务，其背后体现的根本政治问题是究竟跟国民党走还是跟共产党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国方案是通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最终实现创建新中国的目的。这种建国路径在召开新政协时得到了包括文化界知识分子在内的各民主力量的广泛参与。以往学界较少关注某一群体力量在新政协中的表现及作用，对于文化界人士参与创建新中国的研究很少。鉴于此，本文以文化界参与协商建国的活动为中心，来探讨当时文化人与新国家构建的复杂历史过程。

　　　一、文化界代表的来源

　　　　（一）解放战争后期知识分子力量的分化与聚合

　　解放战争后期，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他们必须在国共两党之间选择一方，否则难于立足。尽管战争大势朝着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方向发展，但在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知识分子中仍然普遍存在着“恐慌”情绪，并表现出对自身前途命运的忧虑。如冯友兰指出：“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于走不走的问题，议论纷纷。”［2］知识分子力量逐渐发生分化：一是部分知识分子替国民党统治服务，公然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二是部分知识分子既对国民党统治失望，又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或误信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因而对前途命运充满忧虑，这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表现得极为明显；三是部分知识分子认识到“中间道路”完全行不通，自觉地站到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一边，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对于这种分化现象，当时有人认为：“大体上说，这种分化是两种式的：一是为统治阶级帮凶；一是革命（如果教育界言论界是绝对独立自由的，则此两界中还可以容纳一批‘中间分子’；既然教育与言论不容易脱离政治的影响，则要大批人走‘中间路线’似乎是不可能的）”。［3］中国共产党则认为，这种分化从统战的角度来说有利于中国革命，一方面可以利用各种文化手段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欺骗宣传，另一方面可以积极争取已经改变立场或尚在犹豫观望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如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领导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在北平利用新闻、文艺作品等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面目。［4］又如，1948年年底，田汉在北平见到徐悲鸿，转告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嘱托：“希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北平，并尽可能在文化界为党多做些工作。”［5］徐悲鸿深受感动，第二天即到齐白石家去劝说他不要离开北平，告知中国共产党尊敬所有对文化有贡献的人，齐白石遂取消了香港之行，留在北平迎接解放。中国共产党对于知识分子状况的准确判断和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政策取得了积极效果，为以后文化界知识分子参加协商建国工作奠定了基础。

　　对于留下来的知识分子，生存与发展之路何在？有人认为：“以后的问题，不是人家对知识分子怎样，而是知识分子本身对国家如何贡献，以及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6］还有人认为：“问题，并不是什么中共对于知识分子怎样对待，而是知识分子本身应该走怎样的路。”［7］朱自清提出：“知识分子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帮闲帮凶，向上爬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这种人；一条是向下的。”［6］（p.12）这里的“向下”，指的是知识分子要走向民间，要为大众服务。雷洁琼认为：“今天知识分子的任务，一定要认清楚在人民世纪中自己的社会地位，坚定的立在人民的立场，与大多数人民共同努力奋斗，国家有出路，知识分子才有出路的。”［6］（p.13）还有人提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而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当前唯一的大道。这是目前知识分子应该走的道路。”［7］“为人民服务”成为知识分子实现重新聚合的唯一出路。

　　（二）文化界知识分子力量的来源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时，文化界按照文学艺术、自然科学、教育、社会科学、新闻重新调整，并成立专门团体派出代表参加会议。那么，这些文化界知识分子代表的来源究竟有何特点？其一，从政治身份来说，文化界代表中的一部分是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是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斗争和团结依靠的重要力量；还有一部分是革命的文化工作者，这些人成长于革命斗争中，积极宣传贯彻党关于文化的思想和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文化工作的根本力量。其二，从区域划分来说，文化界力量主要来自解放区、国统区（或称未解放地区）以及香港，一届政协全体会议的召开可以说是文化界的一次“大会师、大团结”。

　　以文艺界为例，1949年5月， 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文代会）筹备委员会发布了代表资格与产生办法。该办法规定：“一、当然代表，五大解放区（华北、西北、东北，华东、中原）文协的理事及候补理事，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会及各地分会理监事及候补理监事为当然代表。二、聘请代表，凡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得被聘为大会代表：（甲）解放区内省、市、或行署一级以上，部队兵团一级以上的文艺团体或文艺机关的主要负责干部。（乙）从事文艺工作者有十年以上历史，对革命有一定劳绩者。（丙）思想前进，文艺上有显著成绩者（包括民间艺人）。”［8］最后，筹委会决定邀请的代表共753人，其中老解放区445人，新解放区与待解放区308人，这些代表“包括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各方面的代表人物”。［9］

　　文代会结束以后，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下简称文联）推选了参加一届政协全体会议的代表，既包括来自解放区的周扬、郑振铎、丁玲、赵树理等，也有来自国统区和香港的徐悲鸿、蔡楚生、史东山、巴金等。在新闻界参加会议的代表中，来自解放区的不到半数，大部分代表来自国统区及香港。［10］社会科学界、自然科学界、教育界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文化界代表中有不少来自香港，这是因为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后，国民党对民主运动的镇压和对民主人士的迫害日益加剧，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安排下，从1946年下半年起，一部分民主人士、文化界进步人士以及中国共产党干部陆续撤离到香港，开展对内对外工作。因各种文化力量汇集到香港，即使是在国内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时，香港却出现了文化发展的战时繁荣景象。正如光波描述的：“他们集到香港后，为了他们的职业是文化事业，所以出版刊物蓬勃一时，无论文艺，经济，政治的刊物，都出得一样多……其他的文化工作者，所能做的工作不外是教师，办报馆，杂志，写稿等工作，但这些工作很有限，而找寻的工作者无穷，在平均几百人才有一个中学生的中国里，香港却闹起知识分子过剩了……”［11］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香港的文化界人士积极响应召开新政协。随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安排下，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北上”。从1949年8月上旬至9月，由上海、香港等地前来的戏剧家田汉、焦菊隐、美学家蔡仪、电影导演王苹、著名记者杨岗、高吉、高芬、作家凤子和其丈夫沙博里（美国人）等几十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安排下，先后由天津秘密转移到解放区。［5］（p.248）对于“北上”，邓初民在日记中描述说：“行将踏上已被解放了的自己祖国的土地，亲眼看到新民主政权的一切，并享受新民主政权下的各种民主自由幸福，这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大事！”［12］据负责护送工作的华润公司统计，他们历经艰险先后分七批次把350多位民主人士、700多位文化名人及爱国华侨从香港秘密送回内地，保证了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13］郭沫若、茅盾等文化界知名人士不仅参加了新政协，还在新中国的文化机构中担任了重要职务。

　　二、文化界参与协商建国的过程

　　文化界参与协商建国的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一）响应阶段（1948年5月至1949年6月14日）

　　1948年5月，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理事郭沫若、马叙伦等在香港发表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认为“在一个多党多阶层而又经济落后的国家，通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共同举行政治协商，来确定国家大政方针，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确是解决国是的唯一正确道路，亦是中国学术所赖以发展的道路”。［14］5月8日，《华商报》举行“目前新形势与新政协”座谈会。翦伯赞在会上发言说：“召开新政协这是人民和各党派共同的要求，可以使人民和各党派更能发挥其能力。”［15］6月4日，在香港的柳亚子、茅盾、胡愈之、邓初民、侯外庐、黄药眠等表示，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提议“真太合时了”，“热烈赞同”。［14］（p.39）9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名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负责筹备新政协的各项工作。11月25日，中共中央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协议规定，新政协筹备会由23个单位组成，其中有“文化界民主人士”；同时规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有38个，其中包括“文化界民主人士”、“教育界民主人士”、“新闻界民主人士”。［14］（pp.67~68）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人士共同协商的结果。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25日，来自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35人乘“天津解放号”专车到达北平，其中有文化界人士茅盾、邓初民、侯外庐和洪深。［16］2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北平市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员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的欢迎大会，热烈欢迎由东北、天津、李家庄来北平及留在北平的各方民主人士、各团体的代表，其中文化界有茅盾等15人、教授张奚若等18人。［14］（p.131）3月14日，在北平的民主人士钱俊瑞、马叙伦、茅盾等20多人就北平解放以后大学教育管理问题举行座谈会，讨论大学的机构调整与合并、国立大学课程如何改造及对私立大学的方针等问题。［14］（p.133）4月6日，新闻界民主人士胡愈之、刘尊棋、杨刚、赵超构等20多人举行座谈会，讨论了平津报纸、通讯社等的接管问题；对解放区报纸的印象及其优缺点和建议；国营、私营报纸处理上的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相互配合等。4月10日，教育界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讨论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针、政策问题。12日，教育界民主人士举行第三次座谈会，讨论接管宁沪地区教育工作问题。13日，新闻界民主人士举行第二次座谈会，讨论关于私营报纸问题。20日，教育界民主人士举行第四次座谈会，讨论接管宁沪地区教育问题。［14］（pp.136~139）

　　6月11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预备会议在香山举行，会议商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单位23个，共134人，并确定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人选。［14］（p.143）至此，新政协筹备会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文化界的中心任务是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掀起召开新政协运动。

　　（二）筹备阶段（1949年6月15日至9月20日）

　　1949年6月15~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16日，筹备会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明确规定“文化界民主人士”是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23个组成单位之一。［14］（p.169）文化界民主人士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侯外庐、曾昭抡、欧阳予倩、田汉7人参加筹备会，［14］（p.178）并分别参与筹备会各小组的工作。曾昭抡在第一小组，参与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代表人数；叶圣陶在第二小组，参与起草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侯外庐在第三小组，参与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沈雁冰、郑振铎、田汉、欧阳予倩在第六小组，参与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14］（pp.183~184）但由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会议就要召开，另外科学会筹备会已经成立了，社会科学工作者筹备会也要成立”，所以将文化界民主人士“化成三个单位”。［14］（p.188）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重新调整后的文化界单位和名额分配如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15人、中华全国科学会议筹备委员会15人、全国教育界15人、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15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12人。［14］（p.172）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以后，文化界的工作重心转向成立全国性文化团体。7月2~19日，文代会召开，会后成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界组织——文联。7月14~17日，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召开。7月23~27日，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召开。7月13~18日，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会议筹备会召开。7月13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当时，郭沫若用“文化上的五大野战军”来形容文学艺术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并指出这五个团体先后在北平“召开代表大会，以期扩大并巩固今后的文化战线，这是空前未有的盛事”。［17］此外，还有一些全国性文化团体相继成立，如7月21日，全国舞蹈工作者协会成立；7月22日，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筹备会成立；7月23日，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成立；7月24日，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成立；7月26日，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成立。

　　“文化上的五大野战军”均按照新政协筹备会的规定推选了参会代表，详细情况参见表1。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单》，《人民日报》1949年9月22日。

　　“这些全国性群众团体的成立，把社会各界群众进一步组织起来，是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组织准备之一”。［18］这个阶段，文化界的中心任务是参与新政协筹备会，成立各自的全国性文化团体，选举并派出正式代表参会。

　　（三）正式召开阶段（1949年9月21~30日）

　　首先，文化界代表参与讨论了《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文件，并表示要为新中国文化建设服务。如9月23日，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首席代表成仿吾在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教育工作者十七名代表，对于两个组织法与共同纲领曾经详细讨论，我们一致完全拥护对于建设新的中国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件。”［14］（p.333）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首席代表陈伯达指出：“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代表们一致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三个草案，认为这三个历史文件是百年来中国人民斗争成果的总结，又是中国人民今后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方案。”［14］（p.345）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首席代表沈雁冰表示，全国文艺工作者全心全意拥护三大文件，并尽最大的努力，运用各种各样的文艺形式，对全国人民进行宣传和教育。“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文化思想战线上斗争的任务，是艰巨的，而且是长期性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提高自己，教育自己，和文化界人士以及全国人民一起，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文化建设而奋斗”。［14］（p.357）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首席代表胡乔木表示，在全体会议通过这三个文件后，新闻界决定用实际行动来加以拥护，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宣传，“要把三个文件的意义和整个人民政协的意义向全国人民作反复的广泛的宣传，号召全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为实现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协的一切决议而奋斗”；再一个是监督，“要用人民舆论的力量，协助人民监察机关，来监督各级政府和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是否忠实地执行共同纲领和人民政协的一切决议”。［14］（p.362）24日，特邀代表梅兰芳发言指出：“新政协的共同纲领是目前最适宜、最理想的建国方针。所以我们必须要切实遵守，脚踏实地，大家负起责任来做。”［14］（p.390）25日，特邀代表周信芳说：“我们一定要唤起戏剧界全体工作者拥护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伟大建国工作，并学习共同纲领等几个基本大法。提高大家对自己的国家和政府的热爱与认识。”［14］（p.452）27日，无党派人士李达说：“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共同纲领，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时代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马列主义教科书。”［14］（p.464）同日，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代表林砺儒认为“今后教育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工农大众”。［14］（p.478）

　　其次，文化界代表参与分组委员会的工作，为会议的召开做出了贡献。如表2所示：

　　资料来源：《开国盛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重要文献资料汇编》上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574页。

　　一届政协全体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文件。10月1日，文化界代表参加了开国大典，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这个阶段，文化界的中心任务是同各民主力量一起参加一届政协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共同纲领》等政治文件，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三、文化界参与协商建国的特点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文化界参与协商建国，与各方民主力量一起共同开启了当代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文化界参与协商建国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个：

　　（一）文化界高度认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后，郭沫若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今天我们应该学会为人民服务，使一切科学，技术与人民生活和实际需要结合起来，这样我们的文化学术工作者，才能对新中国有所贡献。将来新政协成立后，有文化学术界的代表参加，希望我们文化学术界的朋友，首先要从自己本身做起，真正做到知识分子与工农亲密携手，完成光荣的建国大业。”侯外庐说：“我们是有十二分的信心来创设起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美丽花园的！”沈雁冰表示：“文化界人士因此有足够的信心，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文化事业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发展，因为人民政府是扶植进步文化的，而且翻了身的工农兵，他们需要文化，他们能够自由地创作和享受文化，他们会是文化界最有希望的新生力量”。［19］田汉表示：“我们参加政协也正是要替中国新文化的发展，争取更优越的条件……我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实在有无限光明的展望。”楚图南表示：“由于这次的会议，将成立全国一致的联合政府，一方面积极从事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文化上的建设，同时也应该提高警惕，尤其是文化界的朋友，要对残余的反动力量——封建、买办、官僚势力作无情的斗争。”他说：“是的，我们要建立新的生活态度和新的工作态度。以崭新的为人民服务的新精神，以有力的劳动者的双手，投入新的时代，参加了新社会的建设大业。一切旧的渣滓，旧的习气都得改过。”［20］7月，“文化上的五大野战军”分别成立各自的社会团体，均表示要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而努力。如中华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议召开时会场即高悬“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标语等。［21］一届政协全体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等文件，对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化建设的原则和政策做了详细规定，［22］文化界民主人士纷纷发言，表示认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共同纲领》关于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原则和政策的规定，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一个原则”、“两个方向”、“七大事业”。“一个原则”是指要以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为根本原则，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两个方向”是指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所需的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七大事业”是指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社会科学、体育卫生、自然科学、思想道德七个方面。其中，“一个原则”是灵魂，“两个方向”、“七大事业”是“一个原则”的具体展开。《共同纲领》关于文化教育的政策规定，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而文化界作为发展文化事业的主体力量，他们的思想认同和积极参与则是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建设开展的关键。

　　（二）文化界参与协商建国体现了人民民主的根本原则

　　在《共同纲领》起草、修改的过程中，从中国共产党提出草案初稿，到政协全体会议的召开，共经过了七次讨论：“由到达北平的全体政协代表分组讨论两次，纲领起草小组讨论三次，筹备会常委会讨论两次。此外，政协各参加单位还组织各自成员进行了讨论。代表们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畅所欲言，互相商讨，真正做到了集思广益”。［23］

　　再从文化界民主人士代表的产生来看，“文化界民主人士”先是以一个独立单位，后来变成多个单位参加新政协。对此，李维汉解释说：“人民革命战争大规模胜利发展，广大的国土及许多中心城市都被解放了，情况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在半年期间，许多全国性的人民团体成立了”，“原来拟议上，有文化界民主人士一个单位，现在因为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会议就要召开，另外科学会筹备会已经成立了，社会科学工作者筹备会也要成立，所以将它化为三个单位”。［14］（pp.187~188）周恩来指出，“我们在确定代表名额和人选的时候，不是平均主义的”，而是体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重点，照顾到包括文艺工作者代表、新闻界代表、教育工作者代表、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等各个方面。［14］（pp.207~208）林伯渠甚至用“非常慎重、非常严肃”来形容确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与名单的问题。［24］

　　从文化界代表参加新政协的实际感受来看，建国的整个过程充分体现了协商精神。1949年6月，参加政协筹备会的文化界民主人士侯外庐说：“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胜利地闭幕了，这是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初步工程，不但满足了中国人民的期待，而且史无前例地开创了光辉的新纪元”，“我敢以忠于真理与学术的态度说，新政协筹备会的民主程度比资本主义的假民主，高出了一百万倍，是真正具有广大代表性的自由形式，是新民主主义的创作。”沈雁冰说：“这次会议是充满了民主与团结的精神。”民主教授张奚若表示：“现在虽然还是新政协筹备会，但可以看出中共如何虚心地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共商国是的精神。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一个教授算个什么？现在不同，同样可以参加协商会议，此次协商会议，不管你是那方面的人，如文化界，不管你是教书的，编剧的，写小说的，只要是革命的进步的，就有资格参加，就可以发表有利于新中国建设事业的意见。由此可以看出这个会议，确实代表了各方面的要求与利益的；制订的纲领，确实得到各民主阶层欢迎与拥护的。”［19］

　　在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文化界首席代表以及特邀代表、无党派人士均作重要发言，表达了对《共同纲领》的认同。9月23日，特邀代表陶孟和说：“我们从事教育、科学的人们，应该贡献我们最大的努力……我们在一方面要普及科学，普及教育，而另一方面还要发展高深的科学，发展高深的教育。这特别是我们教育界、科学界的人们所应该担负的任务。”［14］（pp.336~337）27日，无党派人士代表李达说：“我们从事于新哲学、新史学、新经济学、新政治学、新法学等的研究或著作时，一面要注意阐扬这个共同纲领的旨趣，同时，我们的思想和笔锋，要指向社会主义，对于广大的读者和工作者，指示社会主义的方向。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的宣传毛泽东思想，提高社会科学的水平。”［14］（p.465）

　　文化界参与协商建国本质上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民主原则。对此，胡乔木后来指出：“召开政协和拟定纲领的过程，突出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党派协商精神……这种精神，为我国政治生活留下了一种宝贵的传统。”［23］（pp.567~568）这里所说的党派协商精神，指的就是人民民主原则。

　　　（三）文化界参与协商建国是五四以来新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出现过多次文化思潮。仅在20世纪30年代，文化界就出现过本位文化建设论、全盘西化论、新启蒙运动、学术中国化等思潮。不可否认，这些文化思潮大都希望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目的，但由于阶级立场不同，最终效果也完全不同。尽管国民政府举起了三民主义的旗帜，但实际上采取的是文化专制主义政策，限制和打击新文化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发展人民大众的新文化；中国共产党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高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旗帜，主张通过夺取政权为新文化发展扫清障碍，强调文化要为工农兵和大多数人服务，最终实现建设人民文化的目标。

　　文化人作为特殊的群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古已有之，他们希望参加协商讨论新国家、新政权的工作，这从文化界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可见一斑。如有人表示：“我们人民革命的胜利与建设新中国的前途，就使得那一切在过去还没有参加革命行列的全国知识分子，得到了一个空前没有的报效人民和改造自己的一切可能机会……现在大家来参加即将到来的准备把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生产大革命，参加全国即将到来的准备把文化落后变成文化先进的文化大革命，为时是并不晚的。”［25］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界参与协商建国是五四以来新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文化界参与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选派代表参加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为新中国的创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首先，文化人参与新国家的构建，讨论新中国的建国方案和施政纲领，促进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和物质条件。正如列宁所指出：“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26］1949年7月，中国共产党亦明确表示：“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27］

　　其次，文化界参与协商建国，高度认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思想文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中国共产党希望同文化界一起讨论具体政策，真正解决新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界参与协商建国，既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政治逻辑的合理运用，又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历史逻辑的必然结果。

　　［参 引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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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2页。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63页。

　　《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617页。

　　杨琥编：《“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1919~1949）》，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572页。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167页。

　　　  《中共中央委员会电贺文代大会开幕?相信人民文艺运动能大大发展》，《人民日报》1949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