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中原】谈谈四重证据法

　　——以考证解决中共党史上七个疑难问题为例 

　　程中原 

　　[国史网编者按]此文于2013年5月在《中华读书报》刊载后，本网即予全文转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4年2月出版了以此文为主论文的专著《国史党史七大疑案破解：四重证据法》。该书简明本电子版将在微信上发布。作者为该文电子版增写了第三段和最后一段部分文字。本网特先行发表，以飨读者。 

　　考证是解决难题写出信史的基础 

　　历史撰述，是过去的人和事的记录，是对前人经验教训的总结，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实证，是历史学最鲜明的学科特征之一，是还原历史、总结经验、探索规律的基础。写历史要求用事实说话，讲究言必有据，不说空话，不说假话。所谓“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写历史推崇秉笔直书，要求“实录”，做到“不虚美，不隐恶”。这样写出来的历史，才可能是“信史”。为达到这些要求，最重要的、基础性的因素是全面地、翔实地占有真实的史料。而为了确定史料的真实、可靠，破解历史的疑案，就需要下功夫进行考证。做搜集证据，鉴别真伪，辨析关联，解释内涵等工作。做好这一重要而艰难的基础工作，需要史学工作者具有史德、史学、史才、史识，需要史学工作者为此付出心血。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曾经出现过一股疑古思潮。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为其代表。其历史贡献是通过对史料的辨伪求真，摧毁伪古史系统，促成新古史学派的建立。但辨伪也有过头之处，出现以真为伪的情况在所难免。在运用“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研究古史传说还原为神话的过程中，认为夏代并不存在这一哄动一时又备受讥讽的观点就是一例。鲁迅在《故事新编》的《理水》（1935年11月作）中写一个考古的学究鸟头先生，考证出来“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就是影射讽刺顾先生的。[①]王国维利用地下发掘出来的甲骨文，进行识读，说明甲骨文上有多种写法的夏字，记录着夏代发生的事情；说明甲骨文的记录和《史记·夏本纪》以及《尚书》、《孟子》等典籍上记载的夏禹治水事迹传说的一致性。王国维运用地下新史料证实纸上旧史料的这种方法，被称为“二重证据法”。 

　　一些学者在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中国古代史等学科的研究中运用“二重证据法”并加以发展，先后提出了“三重证据法”（加上“口碑材料”，有黄现璠说、饶宗颐说）、“四重证据法”（加上“文物与图像”，有叶舒宪说）。 

　　在近现代史研究中，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同样会遇到若干问题需要通过搜集 

　　史料，对其进行考证、考辨、考释，以求得问题的解决。同人类学、民族学、古代史等学科的研究相比，运用的手段和方法，有其共通之处，也有其自身的特点。 

　　弄清历史真相，需要多重证据 

　　我从事党史研究工作是从中共党史人物张闻天研究开始的。涉及到许多人和事，几乎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对史料的搜集与考证，体会到弄清历史真相，需要多重证据。 

　　人物研究一开始碰到的问题，就是这人叫什么名字？何时何地出生？张闻天在高小读书时的名册上用的名字是“应皋”、“荫皋”，1917年考入河海专门学校时才用“闻天”。张闻天这个名字，首见于1917年7月20日上海《申报》上登出的“上海录取新生通告”上面。这是怎么一回事？访问与张闻天同辈的人，他们说，张闻天的名字是塾师张柱唐起的，出自《诗经》。经查，《诗经·小雅》中的《鹤鸣》篇有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 可见应皋是名，闻天是字。后以字行世。张闻天的出生年月日怎么又成了问题呢？他的生日是农历八月初六，这一年是闰八月。这个八月初六是前八月还是后八月呢？谁也说不清楚。老人说，张闻天出生前一个月，其父将住房翻修了一次。在翻修后厅屋北墙中间的隔扇上刻有四首唐宋人的诗，落款为：“庚子巧秋中浣柱唐张国栋涂。”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物证。庚子，公历1900年；巧秋，农历七月；中浣，中旬。可以确定：张宅翻修完成的时间是庚子年七月中旬。一个月后张闻天出生，当在前八月初六，公历为1900年8月30日。可见，近现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不仅要利用人证之便，也需要依靠物证。 

　　人物重要活动的经过，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掌握一些。但具体的起迄时间，当事人也很难说得准确、确切，必须仰仗于历史的记录。例如：张闻天何时又是怎样赴美国留学的？何时又是怎样回国的？从《少年中国》第3卷第10期《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学生杂志》第9卷第9号《最近出洋的学生》、1922年9月22日上海《时报》刊载的《太平洋上月出口船舶》以及8月20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刊载的张闻天的诗《别》可知，张闻天是1922年8月20日从上海乘“南京号”远洋轮前往美国旧金山的。张闻天到达旧金山后，“美洲中国文化同盟”于1922年9月23日下午在唐人街杏花楼举行了一个欢迎茶话会，消息《文化同盟茶会记》刊登在第二天《大同晨报》的“本埠新闻”栏。在张闻天1923年11月给胞弟张健尔的信中说，“我大约今年年底就想回国”。此信由张健尔录入他写的《落日》一文，发表于《民国日报·觉悟》1923年12月2日。离开旧金山的确切时间，从他的朋友孟寿椿送给他的一本《十九世纪文学史》扉页题字可知：“敬赠闻天兄以为金门之别的纪念 寿椿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轮船在太平洋上航行半个多月，到达上海的时间在1924年1月20日左右。 

　　又如：张闻天赴莫斯科留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他是何时又是怎样离开上海和到达莫斯科的？又是何时回到上海的？据张闻天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于1925年11月26日填写的第一张表格《旅莫中国国民党支部党员登记表》和俞秀松（当时这一批赴莫斯科留学生的带队人之一）1926年8月2日给父母的信，可知：他们是于1925年10月28日晚，从上海外滩码头乘小船到吴淞口外，登上一艘准备返回海参崴的苏联运煤船。在海上航行半个月后，船抵海参崴，当夜即径直坐上西行的火车，于1925年11月23日抵达莫斯科。关于回国经过，张闻天传记记载：1931年元旦过后，张闻天同杨尚昆一起走陆路回国，于1931年2月7日（农历辛未年正月初一）大雪纷飞中到达上海。依据的材料是：张闻天在1967年写的一份材料，杨尚昆写的回忆文章《坚持真理 竭忠尽智 ——缅怀张闻天同志》。当天天气据当时住在上海的鲁迅的日记。 

　　上述这些来自档案、报刊、书籍、书信、题词、日记等等的书面材料，可以统称之为书证。 

　　有些细节很能表现传主的特点，是由多人回忆、口述形成的。如张闻天随身带有一把计算尺。这个细节首先是由张闻天的夫人刘英提供的。她讲到在1942年进行杨家沟调查时，算地主马维新家自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直到目下近百年的各种帐本，马洪打算盘，张闻天则拉计算尺。这把计算尺还是他在美国留学时买的，随身带了十五六年了。又过了大约十年，张闻天在驻苏大使任上，苏联农业问题是他关心研究的课题之一。有一次同留苏学生左东启交谈，当他得知左东启学的是水利专业时，立即发问：苏联种一亩小麦要用多少水？还从怀里摸出那把计算尺，和这位同学一起将公顷和亩的用水量进行换算。一把计算尺联接了传主张闻天二十年代在旧金山、四十年代在杨家沟、五十年代在莫斯科这四十年间三国三地的活动，很能表现人物的特点。 

　　有些事情要联系人物的活动甚至联系历史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进行考释，才能说得清楚，说得准确。例如，1942年3月9日，公祭、安葬张浩后，执绋抬棺的中央领导人坐着休息，有人拍下了这一排领导人的照片，并在每人下面写上了名字。边上一位标明是洛甫（即张闻天）。这张照片流传很广。多少年过去了，没有人提出疑问。但联系人物活动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洛甫肯定是标错了。因为这时洛甫不在延安。他于1942年1月率延安农村调查团赴陕北和晋西北进行社会调查，直到1943年3月才返回延安。洛甫同张浩纵然友情深厚，也不可能出现在这个葬礼上。经研究，这位影中人实际是博古。 

　　更加复杂的事情更需要联系具体情况进行考释。例如，对张闻天1919年8月19日—21日发表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的《社会问题》一文应该如何评价。首先是分析《社会问题》一文的内容和张闻天在此前后的思想、主张。在《社会问题》中，张闻天明确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考察中国社会问题。他还具体运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社会形态演进经过“四大变动”的观点，分析当时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指出是从辛亥革命后一度出现的共和时代退回到封建专制时代去了。在科学分析中国社会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张闻天提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法是革命，是“依靠劳农界人”起来革命，“铲除士大夫阶级”。他还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发展要经历两个不同的阶段。他指出：“劳农界人去士大夫阶级的革命”取得胜利，“实行普选的民主政治”，“这是吾们第一步的办法”。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再讲第二步”即社会主义：“组织，是劳动者把资本家推翻，由劳动者自己组织。一切生产机关都归政府掌握，实行中央集权。用国家资本组织一国家银行，有总理一切的权。它很重视国家，所以亦重视政权。经济：是集合主义。就是把生产机关收归公有。所生产的物品，除可以作生产的，仍许私人所有。各尽所能，各取所值。”文章还全文摘录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的十条纲领，宣传共产主义理想，说明实行共产主义的方法“各国不同”，“若是很进化的国家，以下条例是很适用的。”张闻天在发表《社会问题》以前，在《“五七”后的经过和将来》（1919年7月11日）、《中华民国平民注意》（1919年7月22日）两文中，都写到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不能采取温和的办法，为“扫除以前种种痛苦”，要“想别的法子，去做牺牲也不要怕”。“武力政治、强横的中央集权、卖国贼、安福系、腐败的政党，一切废除，然后建设这健全的民主共和国。”说明他在《社会问题》中的主张是稳定、成熟的主张。 

　　我们考察了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在青年人中，在当时有影响的刊物如《湘江评论》、《觉悟》中，都没有人达到这样的水平。几乎与张闻天发表此文同时出版的一家著名刊物的《宣言》就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不主张起大纷扰，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张闻天则断然否定这些温和方式，说这些“无用的”，“不要去做”，应该抱定“做牺牲也不要怕”的决心，“铲除”封建军阀的统治，中国才有出路。从全国范围来看，李大钊最早运用“唯物史观”这个概念见于1919年8月17日《每周评论》第35号《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他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马克思研究号”因印刷延误是在1919年9月问世的。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出版是在1920年5月。在张闻天之前，成舍我以“舍”的笔名在1919年4月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16号“名著”栏里以《共产党宣言》为题摘译了十大纲领；1919年5月1日出版的《新潮》第1卷第5号发表的谭鸣谦（平山）的《“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一文中对“十大要领”作了扼要介绍。张闻天在《社会问题》一文中摘录的《共产党宣言》，见于1919年8月21日，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在中国公开报刊上第三次出现的“十大纲领”的白话译文。经过这一番历史情况的研究和对此文意义的考释，我们论定：张闻天是中国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人物之一，是首先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先进人物之一，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他站到了时代的最前列。 

　　在传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有“经史互参”的方法。在近现代史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中，继承这种传统，联系历史，结合现实，对史料进行考释，通过具体分析，求得问题的解决，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也是十分必要的。这种方法，姑且简称之为史证。 

　　一般说来，解决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遇到的需要考证的问题，运用上面说到的人证、书证、物证和史证中的一两种方法就可以了。遇到特殊的、疑难的问题，则需要综合运用人证、书证、物证和史证这四种方法才能解决。 

　　解决张闻天研究的两大难题 

　　一、第一大难题：歌特是谁？ 

　　在张闻天研究中，我们遇到的一个大难题是：“歌特”是谁？ 

　　1981年10月，我们在中央档案馆查阅三十年代党内刊物《斗争》和《红旗周报》，发现了署名“歌特”的三篇重要文章，即：《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载1932年11月3日《斗争》第30期）、《在走向粉碎四次“围剿”的路上》（载1932年11月18日《斗争》第31期，又载1932年12月10日《红旗周报》第53期）、《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载1932年11月18日《斗争》第31期）。“歌特是谁”？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我们首先就“歌特是谁”的问题展开广泛的调查，希望找到人证。我们请教了当年在上海临时中央和中央文委工作过的许多人，包括杨尚昆、吴亮平、李一氓、王学文、阳翰笙、周扬、夏衍、胡乔木、丁玲、黄玠然、李华生、楼适夷、章文晋、羊牧之、季楚书、祝伯英等，以及研究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学者唐弢、李何林等。同时，我们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对于此文的评介文章，希望得到一切识者的指教。 

　　老同志回答了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查询，学者们也陈述了自己的看法。虽然没有人提供明确的答案，但他们对“歌特是谁”分别作了种种不同的推测。这样，就把一切可能化名“歌特”的人都提了出来，得到了一张16人的名单。他们是：张闻天、瞿秋白、陈云、博古、康生、刘少奇、杨尚昆、冯雪峰、凯丰、周扬、夏衍、阳翰笙、潘梓年、耶林（叶林、张眺）、章文晋、胡兰畦。 

　　直接的人证既然无法找到，原稿、手迹等更其渺茫，“歌特是谁”的答案只有从原初的书证即歌特文章本身保存的信息中去寻找了。 

　　从文本中寻找内证进行考证的工作，从宏观到微观，从表层到深层，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歌特”三篇文章的内容和口吻，概括出作者至少必须同时具备的五个条件：（1）是党内负责同志，很可能是临时中央的负责同志。（2）有较高的文艺素养而又熟悉当时的文坛情况。（3）主管或指导宣传鼓动工作。（4）了解全国各根据地的情况和反“围剿”斗争的全局。（5）当时在上海，并有时间从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的半个月内写出这三篇文章。对上述名单中16人逐个分析的结果，只有张闻天同时具备五个条件。 

　　张闻天当时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工作，主编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铅印）和《斗争》（油印），还管理着同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张闻天同文学的关系密切，他是五四新文学家，对文学上的各种思潮、流派素有研究，对小资产阶级作家的心理有切身体验，对他们的特点和作用也充分了解。三十年代初期在上海，通过同当时在宣传部、文委、左联、社联工作的瞿秋白、冯雪峰、潘汉年、祝伯英、王学文等人的联系，通过同茅盾、胡愈之等人的接触，对左翼文艺运动和上海文坛比较熟悉。从当时的临时中央会议记录和张闻天的自传材料，我们了解到，1932年10月25日或此后的一天，张闻天居住的团中央机关爱文义路平和里27号遭到破坏，张闻天即离开了原来的住地和中央的日常工作，到中央设在摩律斯新村（时人讹为马律师新村）的一个机关内住了一个月。这就有时间具体研究当时文坛的论争，写下《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这样的文章。至于宣传鼓动工作和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反四次“围剿”的问题，正是10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10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张闻天在这两次会议上做报告和结论。张闻天在会后写成《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在走向粉碎四次“围剿”的路上》和《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完全顺理成章。 

　　不过，仅凭上述分析，还难确证。还无法排除其他人写的某种可能性，也无法排除其中一篇为某人所写或某人起草的可能性。这就促使我们的考证深入一步，进入第二阶段，研究文章的个人风格。 

　　张闻天在五四运动中即有不少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二十年代初期就已经是颇有声名的文学家了。他曾经去日本自修，赴美国勤工俭学，后来又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攻读、任教，具有相当高的理论水平和文字修养，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形成了个人风格。其主要特点是：周到绵密，平和稳健，圆熟流畅中略带欧化。拿“歌特”文章跟张闻天的文风特点比照，的确显示出这三个特点，可以体认出歌特文章是张闻天的手笔。 

　　然而，如果就此得出“歌特”即张闻天的结论，却总觉得说服力不够，过不得硬，还不能铁板钉钉子。这样，对于“歌特是谁”的考证进入第三阶段。我们采用乾嘉朴学和统计方法，终于从原初的书证——歌特文章本身中发现了“个人惯用语”这个信息，找到了鉴定历史文献作者的“试纸”。 

　　在我国考据学上，常常依据词语的使用乃至字的写法来判断作品的真伪，确定作品的年代、地域、作者。用这种方法研究张闻天的文章，我们发现确有一些词语的使用是很独特的，是张闻天的“个人惯用语”。文章中是不是使用这些“个人惯用语”，可以成为验证与判断文章作者是不是张闻天的依据。我们对已知1932年张闻天所发表的54篇署名文章中的用语进行计量分析，从若干词语使用频率的比较中确认：“虽是”（不用“虽然”，两词之比为46：2，即“虽是”出现46处，“虽然”仅2处，这2处也可能是刻钢板者按习惯误写。）、“如若”（不用“如果”，31：1）、“表示”（不用“表现”，26：1）、“一直到现在”（不用“直到现在”，12：0）、“与”（不用“和”，N：0）这五个词语是张闻天主要的“个人惯用语”。用这五个词语来测试“歌特”的三篇文章，得到的统计结果为：“虽是”与“虽然”是6：0，“如若”与“如果”是3：0，“表示”与“表现”是1：0，“一直到现在”与“直到现在”是3：0，“与”与“和”是65：0。说明“歌特”的“个人惯用语”就是张闻天的“个人惯用语”，歌特与张闻天是同一个人，歌特是张闻天的化名。 

　　为慎重起见，我们又做了两项工作。 

　　一项工作是，从张闻天思想观点的连续性和贯串性进行验证。我们查阅了张闻天一生所有论文艺、宣传与反“围剿”的文章，“歌特”文章中的观点和提法在张闻天这些著述中得到印证，并清楚地显示出发展的轨迹；我们查阅了1932年10月下旬两次中央会议的记录，在10月25日常委会上，张闻天作报告总结鄂豫皖地区反“围剿”斗争的历史和教训，指出“开始时没有集中力量给敌人以一个有力的打击”，“不了解开拓新的阵地以威胁敌人”，“机械地死守原来的地区”等问题，指示“现在既已过路西，就可以在那一带去开展新的阵地。”在10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作报告谈论党内反倾向斗争，指出“党内左倾情绪的增长，自北方会议后，的确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结论中进一步指出：“左的问题，我们今天的提出，确与过去提的是不同的。在革命危机在全国增长中左倾是易发生的。”几天后的歌特文章正是会上报告、结论的继续和发挥,是对会议精神的贯彻。 

　　又一项工作是，运用前述方法论证16人名单中其他15人之不可能为“歌特”。选集传记组同志查阅了《斗争》从创刊号起（1932年1月）至刊载歌特第一篇文章的第30期（1932年11月）止，除张闻天的文章以外的全部133篇文章，确实没有一篇像“歌特”文章那样使用张闻天的“个人惯用语”的。还查阅了瞿秋白那一时期发表在《斗争》和《布尔什维克》上的13篇文章，其中除有两处用“表示”（不用“表现”）之外，在“歌特”文中大量出现的张闻天的“个人惯用语”也完全没有出现。至于“与”与“和”，瞿秋白是混用的，而“和”的使用频率大大超过“与”。从个人惯用语可以证明，“歌特”不是瞿秋白。 

　　综合以上对于“歌特”文章探究所得，我们写出了一篇考证“歌特”是张闻天化名的考据文章《“歌特”试考》，印发征求意见。杨尚昆复信同意我们的考证，确认“歌特”“是闻天同志的笔名。”[②]胡乔木表示“同意程中原同志的考证”。李何林认为考证文章“说服力很强”。唐弢说“你们的考证是可信的。”[③] 

　　同时，也有人提出质疑。夏衍在充分肯定“歌特”文章重要意义的同时，对“歌特”即张闻天之说表示怀疑。他说：“从1931年9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起，到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为止，临时中央一直由博古和张闻天主持。在这个时期之内，临时中央依然推行极左的政治路线……张闻天同志当时还是博古的主要合作者，因此，我认为歌特即张闻天之说，也还是值得研究的。”[④] 

　　夏衍的质疑，提醒和启发我们认识到，对“歌特”文章的考证虽然已经做了大量溯源探流的工作，寻找了有力的史证，但毕竟主要着眼于文艺、宣传方面，有局限性。应该把“歌特”文章放到张闻天思想体系的发展演变中去考察，放到1931年至1935年党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到遵义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过程中去考察，并尽可能弄清楚中央领导核心内部思想、策略以至路线上的一致与分歧，组织上的聚合与分化，才能在更深广的层次上、更有力地论证“歌特”即张闻天的结论。在这时，胡乔木指出，此文说明“张闻天当时思想中既有‘左’倾的一面，也有反‘左’倾的一面”。经他这一点拨，我们豁然开朗。 

　　在夏衍的启示和胡乔木的点拨下，我们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张闻天从“左”到反“左”的思想演变轨迹，并进一步认清张闻天之所以能写出“歌特”文章的原因及其在张闻天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意义。 

　　诚然，张闻天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一开始并没有认识到民族危机下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他一度宣传了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的“左”的观点，写过像《满洲事变中各个反动派别怎样拥护着国民党的统治？》那样的打击中间势力的文章。但客观形势的发展使他的思想起了变化。特别是经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将士奋起抵抗，上海各界民众抗日热情高涨，更使张闻天有了实际的体会。因此，在“歌特”文章之前，将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力量加以团结，已经是张闻天明确的重要策略思想；对一些“左”的现象、提法和错误做法也有所觉察并提出批评；张闻天也认识到中间势力并非最危险的敌人，他曾力图争取胡秋原，想通过胡秋原去做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等的统战工作。 

　　1933年2月进入中央苏区后，张闻天参加了反“罗明路线”的错误斗争。但没有多久，由于接触了苏区的实际，他即从比较熟悉的经济、文教政策开始，批评和反对“左”倾错误政策。在对待福建事变和十九路军反蒋行动的态度上，他同博古的策略主张完全不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二苏大会以后，张闻天的地位明升暗降。从党中央排挤到中央政府，又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组织上呈现分化的趋势，在策略思想和路线上则出现明显的冲突。首先是在广昌战役失败后的中央军委会议上博洛发生了公开的激烈的争论。接着，张闻天著文公开批评流行的“‘左’倾总要比右倾好些”的观点。到长征出发前，张闻天在撰写的动员长征的社论中，对“左”倾军事路线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采取了否定态度，宣传了国内革命战争的长期性，保持有生力量等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站到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一边。在长征途中，同毛泽东、王稼祥结成中央队三人团同错误军事路线作斗争，直到取得遵义会议的胜利。 

　　由夏衍的质疑引起的这一番探究，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张闻天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由“左”倾到反对“左”倾的发展过程。在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一二八事变以后，反对“左”倾的一面逐步发展起来。首先在熟悉的文艺、宣传方面有所突破。到中央苏区以后，又从比较熟悉的经济、文教逐步扩展到统一战线、军事指挥、肃反等领域，最后上升到反倾向斗争、战略思想等高度。在反对“左”倾的一面逐渐发展的过程中，张闻天同“左”倾中央主要领导的关系也经历了一个思想上由一致到分歧而至对立、组织上由聚合到疏松而至分化的发展过程。掌握了1931年至1934年长征出发前张闻天思想变迁的径路，理清了张闻天自觉转变的过程，再来看“歌特”的文章，显而易见，它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是张闻天挣脱“左”倾错误的起步，是它对“左”倾思想的第一次突破。“歌特”之为张闻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作为“左”倾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张闻天首先开始在局部反对“左”倾错误，写出《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这样的反“左”文章，是完全可能的。而此文的发表，不仅指导左翼文艺运动开始自觉地摆脱“左”倾关门主义，成为左翼文艺运动前后期划分的界碑，而且说明“左”倾临时中央领导核心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了分歧。对于张闻天来说，恰正成为他从“左”倾错误开始向反对“左”倾转变的标志。 

　　我们的考证得到各方面的认可。《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收入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选集》；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评论张闻天化名歌特于1932年11月发表的这两篇文章是“对‘左’的指导思想的突破”的“征兆”。（该书第113页） 

　　第二大难题：博（古）洛（甫）交接在何时何地进行？ 

　　在张闻天研究中，我们遇到的又一个大难题是：博洛交接在何时何地以怎样的方式完成的？ 

　　对于这个党史上的重大问题，1984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作出如下回答：“洛甫同志接替博古同志的职务，是1935年2月5日前后在鸡鸣三省一带，当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时决定的。”这个回答是对的，但还不够。人们要问：鸡鸣三省一带，究竟是哪里？2月5日前后，是前还是后？究竟是哪一天？我们在征委会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番考证。 

　　关于博洛交接地点的考证。陈云当年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周恩来1972年的讲话、杨尚昆1975年的回忆文章，都说博洛交接的地点是在鸡鸣三省。那末，鸡鸣三省在哪里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旧地图上标明为鸡鸣三省的地点，位于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赤水河与渭河交汇处，亦称“岔河”。这是一个渡口，周围峰峦环绕，都是悬崖峭壁，无路直通扎西。实地考察，中央纵队那么多人马根本没有办法在此处宿营过夜。经调查，事实上长征中也没有红军部队在这里驻过。所以，博洛交接的地点鸡鸣三省不可能是特指的这个鸡鸣三省即岔河。 

　　鸡鸣三省同时又是一个泛称。是说这里地处三省交界，公鸡啼鸣，三省皆闻。 

　　这样，博洛交接的确切地点自然要到泛称鸡鸣三省的地域范围内去寻找。由此产生了分歧。曾经有贵州毕节县林口，四川古蔺县石厢子和云南扎西县（今威信县）水田寨诸说。何说为是？它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属鸡鸣三省范围，一是中央纵队在这里住一夜。现存电报、日记证明，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有资格被确认为博洛交接的确切地点的是水田寨附近之高坎（或花房子）。1935年2月3日22时朱德致各军团首长的电报、2月4日23时半朱德致各军团首长的电报，这两则电报说明，中央纵队2月3日抵石厢子，在那里住了两夜，定2月5日“进到水田寨宿营”。又，2月5日21时半，朱德致林彪电、2月6日22时，朱德致林彪电，这两则电报说明，中央纵队2月5日在水田寨地域住了一夜，2月6日走出鸡鸣三省范围，到达石坎子。 

　　当时的电报、日记又告诉我们，2月5日晚上中央纵队并没有驻在水田寨街上。2月5日21时半朱德致林电说到，水田寨街上“滇军一部守老堡与我对峙”；军委三局政委伍云甫2月5日日记：“由石厢子出发，经水田寨，团匪据炮楼二座扰乱，绕山道至花屋子宿营”；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有病坐担架行军，2月5日日记也记，到水田寨“因敌固守碉堡，不能立即攻克，造成对峙形势”，“晚间弯过敌堡”，“到宿营地时已次日二时了！”一些当时在军委工作的老同志如吕黎平（军委一局作战科参谋）、李质忠（军委总部机要科机要员）、曾三（红军通讯学校校长兼政委）等回忆，同电报、日记所说类似。[⑤] 

　　经实地调查，中央军委驻地在水田寨街西边二三里路的几个小村寨，由东向西为：楼上、花房子、高坎、芭蕉湾。从实地考察和访问当年目击者的结果分析，芭蕉湾不够安全；花房子架了很多电线，是通讯部门驻地；高坎居中，中央负责同志在此开会较为相宜。不过,花房子有前后两造,不排除中央负责同志在此开会的可能。地点基本肯定下来，时间从上述电报、日记所载可以确定为2月5日。 

　　肯定博洛交接的时间为2月5日还有重要的书证：2月4日和5日中央苏区与中共中央之间的来往电报。1935年2月4日，留在中央苏区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项英致电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究竟采取什么方针“均应早定”，并批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⑥]2月5日，中央分局又电中央，提出关于中央苏区“行动方针”的“两个意见”和“对各个苏区的领导”问题，“请立复”。[⑦]要求中央决策真是到了十万火急的地步，改变中央领导状况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张闻天感到，现在是到了执行遵义会议决定的“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的时候了。于是就提出“要变换领导”。项英的这两份电报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的直接动因。同时也是博洛交接在2月5日进行的一个契机。正因如此，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后所要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领导问题。2月5日中央书记处给中央苏区分局的电文就是实现博洛交接后张闻天主持中央发出的第一个电文。电文开头称“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的问题”，指示“应在中央苏区及其临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不许可有任何动摇”，并要求“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关于组织问题，重新任命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的组成成员，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让陈毅重新回到军事领导岗位。电文结尾又说：“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⑧]这就清楚地说明，2月5日实现博洛交接后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确定了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 

　　2月4日至5日的这些电报，确实是确定博洛交接的时间为2月5日的有力证据。 

　　张闻天从2月5日就任总书记后，立即同毛泽东配合合作，团结政治局和军委领导同志，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纠正“左”倾军事路线错误，把领导全党、全军实现战略转变，粉碎敌人围追堵截的历史重任承担起来。从现存有关文件、电报、日记和回忆材料，结合历史状况和实地调查，我们对博洛交接后洛甫的作为进行了考察和必要的考证。说明：从2月6日至10日，从水田寨至扎西镇，一路行军一路开会，作出了回兵黔北的决策（2月6日至7日在石坎子、大河滩），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2月8日在院子），作出中央红军缩编的决定和二、六军团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的决定（2月9日在扎西镇江西会馆），召开了军委纵队干部大会，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和中央的战略决策与当前任务（2月10日在扎西镇）。可见，张闻天就任总书记以后于2月上旬召开的扎西会议是党史、军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完成。2月上旬的扎西，成为长征途中落实遵义会议精神、实现全党全军伟大历史转折的总指挥部。 

　　这个问题的解决同样得到各方面的认同。2011年7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第一次如实作了以下记录：“（遵义会议）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云南扎西（今威信）连续召开会议，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审查通过《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决定加强对中央苏区和中央分局以及对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该书第28页） 

　　从破解张闻天研究两大难题中概括出“四重证据法” 

　　从破解两大难题的实践中，我们体会到，对重要、复杂的问题进行考证，要综合运用四种方法，这就是： 

　　一、人证，口述历史，证言。包括大量回忆录、访谈录。 

　　二、书证，即书面的、文字的证据。通常说的档案是最主要的内容。包括：日记，书信，电报，文件，批示，讲话，谈话，会议记录、纪要、简报，报刊资料（新闻报道），书籍,等等。当然，对其真实性、可靠性、正确性，也需要考辨。 

　　三、物证。除了实物之外，包括实地考察、社会调查等。 

　　四、联系事件的来龙去脉，人物的思想发展，理论观点的源流影响，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不同事件、人物的比较、对照，国际、国内大势的影响，等等，这是正确认识和解决现当代历史事件和人物研究中遇到的问题时需要应用的重要证据。姑且叫做“史证”。 

　　通过综合运用人证、书证、物证、史证四种方法，分析研究，使史料成为证据，来考定历史人物的作为、著述，历史事件的真相。这种方法，套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概括，我把它称为“四重证据法”。其要义是从四个方面寻找史料并进行考辨、考释，使之成为证据，得出结论或者证实结论。 

　　运用“四重证据法”解决中共党史上的五个重大疑难问题 

　　上面说的四重证据法，是事后归纳出来的。当初只是遇到了问题，按照唯物史观从事实出发、在联系和发展中进行研究的要求，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求得解决。归纳出四重证据法以后，遇到问题就比较自觉地综合运用这四种方法来解决问题了。在运用的过程中，证明综合运用四重证据法是有效的，是可以帮助我们较好地解决问题的。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我们比较自觉地运用四重证据法，解决了党史、国史上的五个重大的疑难问题。 

　　一、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担任的职务是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 

　　这是一个广受关注的重大问题。何方、张培森等都写有专文。我在《张闻天传》、《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等著作中也作了论证。为证明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担任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可以列举包括张闻天本人在内的九个重要人证： 

　　（1）张闻天本人。他在延安写的《反省笔记》（1943年12月16日）[⑨]中写道：“在遵义会议上，我不但未受打击，而且我批评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张闻天又写道，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在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以毛泽东为首）后，张闻天就已“多次提出解放总书记”；并“确曾向毛泽东同志提过”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应该由毛泽东来担任了，但“当时他不主张提这个问题”。毛泽东认为目前还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张闻天继续担任下去。张认为毛既然要他名义上仍“任总书记”，也就“没有表示坚决让位的态度”。张闻天检讨，“当时没有坚持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总书记，是我的一个错误。”不过，“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辞掉，但我的方针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 

　　（2）周恩来。他在1971年7月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在扎西川滇贵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⑩] 

　　（3）邓小平。他《在张闻天同志追悼会上致悼词》（1979年8月25日）中说，1935年1月，在我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同志“被推选为总书记。”邓小平在《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1965年6月14日同亚洲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说：“毛泽东同志那时候没有当总书记，博古的总书记当然当不成了，但还是由曾经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的洛甫当总书记。”[11] 

　　（4）陈云。他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中写道：“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表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12]陈云在1977年8月23日同遵义会议纪念馆负责人的谈话中说：“遵义会议后决定让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这是毛主席的策略。是否叫总书记我记不清。”[13] 

　　（5）彭德怀。他写的自传材料在讲到1935年8、9月间张国焘对张闻天的态度时说：“当时张闻天是总书记，他们并没有放在眼下。”[14] 

　　（6）杨尚昆。他在1997年3月22日同刘英谈话说：“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15] 

　　（7）伍修权。他在回忆长征和回忆张闻天的文章中说：“会后解除了博古同志的总书记职务……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 [16]；“尔后他又被选为中央总书记，取代博古主持了中央领导工作”。[17] 

　　（8）黄克诚。他在一篇文章中说：“遵义会议的情况，我是在三军团听毛主席亲自传达的……但担任总书记的是张闻天（洛甫）同志。”。[18] 

　　（9）刘英。她在同何方、程中原谈党史时多次谈到并一再肯定，张闻天担任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她在一篇文章中说：“闻天同志在担任总书记期间， 

　　遵循党的民主集中制，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制度。”[19] 

　　张闻天接替的是博古的职务。博古是张闻天的前任。他在中共中央的职务是不是总书记，是解决张闻天是不是总书记这一问题的关键。在历史材料中我们找到了博古的职务是总书记的证据。 

　　1933年1月19日博古到达瑞金。1月30日，即主持召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说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与苏区中央局合并起来，选一位负责人。会上，博古提任弼时，多数人推博古为总书记。 

　　张闻天在1943年12月写的《反省笔记》中叙述了此事经过：“博古到后曾召集了一个会议，到的有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陈云、洛甫、刘少奇）及中央苏区原有中央局委员（项英、毛泽东、任弼时、邓发）。博古做了简短的传达，……于是多数即推他为总书记。对总书记一职，博古不但未推辞，而且很高兴。……我当时想，我们原来在上海新中央成立时，曾经申明中央无总书记，一到中央苏区，他却弄起总书记来了。这当然使我不满意。” 

　　张闻天当年写的这篇反省笔记是可信的。当时曾送请毛泽东过目。毛泽东看后到张闻天住的窑洞，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20] 

　　由此可见，经过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与中央苏区中央局的这次合并会议，博古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 

　　　 1934年1月15—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五中全会选出中央书记处五人：博古、周恩来、项英、洛甫、陈云。博古为总书记。这个选举结果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在1934年5月的《红色中华》上，刊登了1934年5月17日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部领导作的动员报告，登出的这个报告由党代表周恩来、总队长张爱萍署名。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对我们说：在今天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唯一的选择和光荣的事业就是到前线去，到红军中去”。可见，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当时是公开的、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不赞成说张闻天担任的职务是总书记的理由，概括起来有三条。运用史证进行辨析，这三条理由，貌似有力，实则是经不起推敲的。 

　　否定的理由之一是，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以后不再设总书记。这是不错的。不仅陈云记得，洛甫、博古写的材料中都有记载。可是，实际上并没有严格遵守这个决定。上面已经说到，1933年1月，博古等到达瑞金后，主持召开了一个临时中央政治局同苏区中央局合并的会议。会议推选博古为总书记。对此，张闻天颇为不满，在1943年延安《反省笔记》中说，向忠发叛变后中央决定不再设总书记，可是一到中央苏区，博古却又弄起总书记来。 

　　否定的理由之二是，中共五大党章有设总书记的规定（第27条），六大党章取消了，没有设总书记的规定。同事实对照，这一条是不足为据的。向忠发担任总书记，谁都承认，没有人否定。他这个总书记不是在六大以后担任的吗？事实是，六大党章虽然没有设总书记的规定，但六届四中全会以后还是设了总书记。那时，党还在幼年时期，又在白色恐怖之下，离开党章办事的情况不是没有的。如几个人先后进常委，就没有经过中央全会。向忠发叛变投敌后，因为卢福坦想当总书记，又不合适，政治局确实议定不再设总书记。可是，情况发生了变化，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后，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的会议上，又决定由博古担任总书记了。 

　　否定的理由之三是，1938年4月12日至14日武汉《新华日报》刊登的《张闻天（洛甫）启事》。张闻天针对1938年3月26日广州《救亡日报》发表的该报记者对他的采访记《张闻天论当前抗日诸问题》中称他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特意声明：“中共中央设有由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联系历史情况仔细辨析,这条史料恰好说明中共中央在“设有由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之前是有总书记的。1937年12月中央书记处进行改组以后才不设总书记。对此，胡乔木在1981年1月5日复夏衍信中肯定了以下说法：“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央书记处于12月进行了改组，中央不再设总书记，而由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领导全党工作，张闻天同志仍然是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同志在党内职务也是书记处书记”。[21]胡乔木的意思很清楚，在中央书记处进行改组以后，中央不再设总书记。也就是说，改组以前是有总书记的。 

　　在党中央负总责，说的是担负的职责或职能，无法成为一种称谓。总书记的职称和负总责的职责是一致的。既然当时和后来，党内，包括像悼词，像《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22]这样庄重的中央正式文件上，都称张闻天为总书记，他实际也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而且做得很好，称张闻天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是适宜的，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我们的考证得到各方面的认同。2006年修订再版的《张闻天传》，单列了《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节（该书第139—141页）。2012年出版的《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封面肩题写明：“讲述中共中央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 

　　二、鲁迅致中共中央祝贺红军胜利的是“东征贺信”还是“长征贺电”？ 

　　鲁迅给党中央和红军致“贺电”或“贺信”一事，向来为人们关注。长期以来，一直说是鲁迅与茅盾曾致电中共中央祝贺红军长征胜利。但仔细查考下来，这个贺电并不存在。事实是，1936年春红军渡黄河东征，引起全国各界支持，鲁迅与茅盾致信祝贺。为证实是“贺信”而非“贺电”，通过长期搜集、积累史料，进行考辨、考释，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我写了“贺信贺电问题之我见”的文章[23]，举出七条证据，证明“鲁迅、茅盾的‘东征贺信’史料确凿，应该肯定下来”。这七条证据是： 

　　（1）1936年4月17日出版的《斗争》第95期上刊登了鲁迅、茅盾获悉“最近红军在山西的胜利”以后于3月29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信的主要内容，一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救国主张，一是赞扬红军英勇斗争，祝贺东征胜利。 

　　（2）1936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报告中，提到鲁迅、茅盾，说共产党新的政策“鲁迅、茅盾等都公开拥护”。 

　　（3）193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领导人12人联名签发的给正在长征途中的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的一封谈目前形势和策略的长电中，提到红军东征后鲁迅、茅盾的来信：“党的十二月政治决议与七次政治宣言与绍禹同志在七次国际大会的报告，均得到全国广大人民包括知识界最大多数人的同情和拥护，红军的东征引起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信来，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 

　　（4）1936年7月24日，杨尚昆在《前进！向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前进！ ——纪念1936年的“八一”》一文中（刊登于9月15日出版的《火线》第61期）引用了我们的战友、中国文化界人士鲁迅、茅盾给中共中央的信中的一段话。[24] 

　　（5）1936年10月28日出版的《红色中华》，在“鲁迅先生的话”标题下“摘鲁迅来信”，摘录的这一段话就是《斗争》第95期上发表的鲁迅、茅盾来信中的一段，也就是《火线》第61期上杨尚昆7月文章中引用的那一段话。 

　　（6）冯雪峰奉派前往上海，是在党中央收到鲁迅、茅盾来信以后。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张闻天、周恩来4月初回到瓦窑堡后，把还在黄河东山西前线的冯雪峰调回来，分别向冯交代任务。张闻天交代冯雪峰：“到了上海，先去找鲁迅、茅盾，他们是靠得住的。”[25]刘英回忆派出冯雪峰的时间正是在收到鲁迅、茅盾来信之后，而张闻天说鲁迅、茅盾“是靠得住的”，其现实根据就是刚刚收到的他们的3月29日的来信。冯雪峰也多次说明，1936年4月党中央派他前往上海，同鲁迅、茅盾的“贺电”（冯又说贺电是书信形式）直接有关。 

　　（7）最早以大事记形式记载此事的报纸山东军区滨海军区政治部《民兵报》，（1945年12月），《新华日报》（太行版）（1947年7月27日），均说是红军东渡黄河，鲁迅先生曾写信庆贺，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综上所述，鲁迅、茅盾1936年3月29日的“东征贺信”全文登载在1936年4月17日出版的《斗争》第95期上；有关此信的情况、内容和文字，在5月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在党和红军领导人5月20日的电报中，在公开发表于9月15日出版的《火线》第61期的杨尚昆的文章中，在10月28日的《红色中华》上，都有记载。可以确证，鲁迅、茅盾的“东征贺信”是客观存在的史实，没有任何根据怀疑它的存在。 

　　三、邓小平怎样通过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协助他进行1975年整顿？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邓小平组建的协助他进行1975年整顿的参谋班子和写作班子。经采访当事人得知，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方法是，通过同政研室胡乔木等七位负责人在“三座门”一起审读《毛选》第五卷文稿时的谈话。但这些谈话的具体时间、场合，谈话的内容，其背景、贯彻落实情况，当事人也说不清楚。人证不足，乃转而寻求书证。在1975年冬到1976年春“四人帮”刮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七位负责人不得不检查、交代、揭发邓小平在主持1975年整顿期间同他们的谈话以及相关的种种史实。档案中保存有当年国务院政研室的四十多期《运动情况简报》和各种检查、揭发材料以及会议记录。我们运用“辑佚”这种文献整理的传统方法，辑录出了自1975年1月6日至1976年1月17日间邓小平同胡乔木等人的二十四次谈话，并通过对谈话所涉及的人和事的调查研究，获得大量人证、书证，弄清了重要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抓住了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的主要线索，肯定了国务院政研室在1975年整顿中所作的四件大事。[26]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及谈话前后进行的活动和斗争，对于研究1975年整顿和“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对于研究邓小平的生平事业、思想理论与领导艺术，对于编写胡乔木的传记，对于总结同“四人帮”斗争的经验，都极有意义。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2004年9月），《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录了其中22次谈话。 

　　　四、华国锋对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是阻挠还是拖延？ 

　　华国锋逝世后，2008年8月30日新华社发表《华国锋同志生平》，对他七十年革命生涯作出全面评价，肯定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肯定在随后担任中央最高领导职务期间，为拨乱反正、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既然已经作出了如此全面公正的评价，为什么还要谈华国锋的评价问题呢？因为在华国锋评价问题上实际上还有一个虽不影响全局却也具有关节点意义的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华国锋是否有意阻挠邓小平复出？ 

　　要回答这个问题，主要看华国锋的言行。 

　　应该说，粉碎“四人帮”，为恢复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职务，重新出来工作，创造了前提条件。怎样对待和处理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可供选择的办法有三种：第一种是让邓小平马上复出，再一种是尽快让邓小平复出，第三种是等一等，等条件成熟再解决。华国锋采取的是第三种办法。用华国锋的话来说，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这时，公开的提法还是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在内部，则采取措施，逐步恢复邓小平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12月初，邓小平犯病，中央采取了积极的治疗措施和安全措施。12月14日，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利。12月16日，华国锋批准邓小平进行手术治疗的方案。此后，华国锋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一起向邓小平谈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1977年1月6日，华国锋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为什么不能马上出来工作或者很快出来工作的道理作了解释，说明“往后拖，这样有利”，提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1977年1月8日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广大群众表达了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强烈愿望，党内一批老同志提出应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华国锋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但邓小平的待遇有了进一步改善。邓小平和全家住进了北京西山中央军委疗养地，华国锋正在主持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也改变了对邓小平的处理方针，凡是讲邓小平好的地方，原来全部删除，现在一概不删，毛泽东称赞邓小平的地方有十多处。这是为邓小平复出做准备。但同时也应看到，华国锋没有完全顺应要求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历史潮流，他用“两个凡是”予以回应。说明他这时处于犹豫徘徊、等待时机的状态。 

　　在三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议论过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在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提出要请小平同志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工作，为此要做好群众的工作。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积极回应党内外的呼声。在保持对天安门事件错误定性和肯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同时，明确指出：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人帮”对邓小平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明确表态：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他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中央政治局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27]三月工作会议后，华国锋为邓小平复出进行了实际准备。华国锋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于5月3日将邓小平致党中央的两封信转发至县团级，实际上向全党通报了邓小平即将复出的信息。过后，华国锋又同邓小平会见、交谈。接着，主持召开十届三中全会，于7月17日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全会一致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从以上华国锋对待邓小平复出的态度和做法可见，他确实采取了“等一等”、“往后拖”的办法，但并不是久拖不决，也没有蓄意阻挠，而是要尽量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我们又运用四重证据法对邓小平两次复出进行了对比，说明华国锋主持下的第三次复出同第二次复出相比，时间相差无几。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从1972年8月毛泽东批示启动，到1973年3月恢复工作、4月公开露面，经过七八个月。具体过程是：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8月3日的信批示，指出邓小平应与刘少奇区别。讲了邓的四点好处：一、中央苏区挨整，是所谓毛派头子。二、没有历史问题。三、打仗得力，有战功。四、到莫斯科谈判，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个批示，为邓小平复出铺平了道路。第二天，8月15日，周恩来即在政治局传达。此后三四个月未见下文。12月18日，周恩来利用毛泽东指示应让谭震林“回来”的机会，在致信纪登奎、汪东兴传达这个指示精神的同时，提出要纪、汪二人考虑一下邓小平要求做点工作的问题，说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同日，还约纪、汪二人谈话。12月27日，纪登奎、汪东兴提出邓小平仍任副总理。1973年2月22日，邓一家回到北京。3月10日，中央发出邓小平恢复副总理职务的决定。4月12日，邓小平在欢迎西哈努克的宴会上公开露面。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即使从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算起，到1977年7月17日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职务，也不过八九个月。具体过程是：1977年一月政治局会议华国锋提出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1977年三月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决定“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1977年5月3日，把邓小平1977年4月10日信和1976年10月10日信转发至县团级。5月上旬，邓小平得知马上要出来工作，而且还做大官。7月21日，十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恢复邓小平职务。7月30日晚，邓小平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看足球比赛，公开亮相。 

　　从第三次复出的经过，从前后两次复出的比较，恐怕不能得出华国锋阻挠邓小平复出的断语。在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上，华国锋的方针是邓小平的问题要解决，但要等待时机成熟，所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没有什么不对。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不能“马上”出来，要晚一点，是稳妥的。对“尽快”的要求，华采取“拖”的办法，从原则上讲，无可厚非。但跟当时的党心民意，确实是不一致的，说不符合党心民意，甚至说有违党心民意，都不为过。至于具体时机的选择，见仁见智，也难专必。回过头来看，1977年三月工作会议，陈云、王震等提出让小平复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那时华国锋如顺势完成这件大事，是最佳时机。但受历史的局限和认识的局限，华没有在这时作出决断，还是继续做让邓小平复出的准备，虽然不能说不积极[28]，但还是延迟了。所以，说华在邓复出的问题上“拖延”，无论从华的主观意图，还是客观效果，是符合实际的。不过，这也不是华个人的专断，都是当时中央领导集体决定的。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不必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 

　　2012年9月，经中央批准公开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四卷（1976—1984）关于华国锋对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态度问题，采取了上述经考证论证的“拖延”说。[29] 

　　　　五、胡乔木有没有参与起草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这本来是一个简单明了的问题。可是，由于同时参与起草的一位同志完全漠视客观事实，竭力否定胡乔木参与其事，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需要进行考证。 

　　另一位当事人、当时担任胡乔木秘书的朱佳木，不仅根据他的亲历而且依据他当时的工作日记，对事情的经过作了详细的说明，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朱佳木说明，邓小平这篇讲话稿的初稿，是胡乔木按邓小平确定的主题“实行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起草的。稿子于11月8日写成后即送邓小平处。邓小平出访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三国回到北京，看过稿子后于11月16日上午与胡乔木谈修改意见。胡乔木按邓小平的要求（结合当前实际论述重点转移的战略方针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三天修改形成初稿，让秘书朱佳木抄清送邓小平阅改。中央工作会议开始以后，形势发生了好的变化，重点转移问题比较一致，天安门事件已经平反，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也较顺利。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原来准备着重讲的重点转移问题不需要特别加以强调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问题需要结合现实讲得更加深透；同时，在历史转折关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凸现出来，需要党的领导人及时提出，作出回答，指明前进方向。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决定讲话稿要重起炉灶。 

　　12月2日，邓小平为重新起草讲话稿约见胡乔木。胡乔木当时忙于修改农业文件，就邀于光远一同前往，以便让于了解意图，先行组织人着手起草。这天，邓小平按事先写好的3页提纲讲了准备谈的7个问题。两天以后，写出一份讲话稿。对重新起草的这份稿子，邓小平不满意。12月5日，找胡乔木谈修改意见。胡乔木带组织起草此稿的于光远、林涧青一起前往。邓小平对讲话稿谈了新的构思，对许多问题谈了新的观点、新的提法，胡乔木作了记录。按照邓小平新的意见，起草人员连夜重写。对重写稿再作修改后于12月7日先后印出两稿。第二稿送胡乔木修改。那天晚上他并没有动笔。半夜两点起来用两个多小时改好，第二天早饭后交秘书付印。对经胡乔木仔细修改过的这一稿邓小平比较满意。12月9日又约胡乔木等谈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邓小平在12月10日清样稿上亲笔作了修改，再次约谈。胡乔木因主持起草农业问题文件的会议无法分身，遂由胡耀邦带于光远、林涧青前往。事后，胡乔木主持研究了对讲话稿的修改。当天，讲话稿基本完成，在标题下署上了邓小平的名字。 

　　中央工作会议预定在12月13日下午举行。在闭幕会上邓小平将在叶剑英、华国锋之前讲话。12月13日午饭后，胡乔木关起房门，对邓小平的讲话稿进行最后的修改加工，直到下午两点钟才脱手。立即让秘书朱佳木直送邓小平家。邓小平审阅改定后，在下午四点钟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后来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重要讲话。 

　　朱佳木的《胡乔木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文，有力地说明了胡乔木是协助邓小平起草“主题报告”的得力助手。他自始至终参与了起草工作，是这篇划时代的重要文献的主要执笔者。 

　　在朱佳木提供重要的人证、物证的同时，我们从档案中找出了重要的书证。计有：12月2日起草的讲话稿的手写抄清稿（8开稿纸30页），上有胡乔木20多处删、改；邓小平12月5日谈话胡乔木所作记录（记在上述手写抄清稿第30页的背面）；胡乔木在12月7日第二稿上的简要修改（二十多处）和批语（三十多条，指明这些地方需要修改、加工）；胡乔木对12月7日第二稿仔细修改补充后印出的12月7日第三稿（胡乔木在12月7日至8日夜作了重要补充修改的12月7日第二稿没有保存下来，将12月7日第三稿与第二稿对照，可知胡乔木所作重要补充修改）；12月11日稿的修改手稿；12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秘书组印发的12月13日讲话稿定本（与12月11日稿对读，可知12月11日稿印出后两天里，特别是12月13日下午讲话前，邓小平、胡乔木等又作了哪些修改）。 

　　在朱佳木的人证、物证面前，在档案提供的书证面前，在从11月最初草稿到12月讲话稿多次修改过程的历史贯串性和随情况发展变化中，胡乔木在起草邓小平主题报告中所作出的历史贡献终于得到确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在1978年10月底、11月16日、12月2日、5日、9日各条下，连续记述了胡乔木参与起草邓小平主题报告的情况。 

　　期望“四重证据法”在运用中发展 

　　正确认识和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把历史著作、人物传记放在实证的基础之上，放在客观的、科学的基础之上。这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去做的。恩格斯说得好：“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30] 

　　应该看到，从党史、国史研究实际中概括出来的四重证据法，体现了鲜明的学科特点。这里指明的人证，是古代史等学科研究中严重缺乏而近现代史研究中相当丰富的。这里所说的书证和物证，没有拘囿于时间、空间的限制，跳出了地下、地上，过往、当前的分界；也不仅局限于符号系统的变换，而更着重于载体的不同。因而具有更强的概括力，也就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更广的适用率。至于史证一法，明显是运用唯物史观与辩证方法，强调从联系与发展来考察事件和人物的结果。本说不只是在“二重证据法”上做加法，它是继承“二重证据法”的精髓，融会贯通，创造出的一种切合学科特点的新的系统。[红色楷体为2014年3月初加写的]期望四重证据法的运用，能够对取得恩格斯所要求的那种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有所助益，并在实践的过程中，经受检验，得到修正补充，丰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