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守亮】探求历史本质 凝练道路自信
- 作 者
- 曹守亮
- 发表/出版时间
- 2013年09月04日
- 学科分类
- 理论与方法研究
- 成果类型
- 论文
- 发表/出版情况
- 《当代中国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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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历史本质凝练道路自信
——当代中国研究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读后
曹 守 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五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7月版，以下简称《国史稿》）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几代学者殚精竭力地不懈努力下，历经二十年的锤炼终于面世了。《国史稿》凡五卷150余万言，《序卷》概述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华民族发展史，尤其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国家的历时进程；第一至四卷记录了从1949年10月新中国开国大典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期间的历史。《国史稿》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是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在国史研究的学科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第一，《国史稿》是经中共中央批准后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一次从国家史角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所作的系统总结。1990年前后，中共中央就有编纂国史的指示，200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并原则同意了当代中国研究所《2001～2004年科研规划》，并对国史编纂提出了要求。中央“要求当代所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各项工作围绕国史编撰进行，确保成果是有权威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是精品；强调我们的国史是党领导人民群众的奋斗史、国家的发展史，与党史有密切的联系，写国史要继承发扬我国历史上修史的传统，也要为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服务，也要资政育人。”[1]这一指示对《国史稿》在内容选择、质量要求、社会教育功能发挥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为当代所编撰《国史稿》指明了方向，事实上成为《国史稿》编纂的基本指导方针。《国史稿》初稿经过中共中央相关单位和国务院各部委多次审定，反复研讨，其数据大多经国家统计局审核，经中央最终批准出版。它的出版标志着63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有了系统的整体史记载，有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史学表述形式，结束了有国无史、有史无书的历史。
新中国历史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国史稿》紧紧抓住新中国历史的这一主线，全面、系统地再现了60多年来中华民族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所遭遇到的曲折错误，深刻地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国史稿》在以往国史著作极有可能忽略的地方给予了特别注意和深入探究。对于少数民族历史的发展和人民解放军在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探讨是该书着力阐述的两大问题。对于前者，《国史稿》用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平解放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调整民族、宗教政策”、“平定西藏叛乱的斗争”、“胜利完成西藏的民主改革”、“五个自治区的成立和发展”、“民族政策的调整和民族团结的加强”、“民族工作方针的贯彻”、“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等10节（目）阐述了在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党中央在发展少数民族事业中取得的成绩，以及不同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面貌发生的变化，大大加重少数民族历史在共和国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展现了新中国统一多民族历史的恢弘画卷。对于后者，《国史稿》清晰地勾勒出各时期人民武装和人民解放军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历史地位。《国史稿》通过“向全国胜利进军”、“抗美援朝战争”、“镇压反革命运动”、“军队建设的新起步”、“继续推进人民军队建设的重大举措”、“全国学习解放军”、“国防力量的建设”、“国防力量发挥的重要作用”、“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和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机关”、“规模空前的三线建设”、“国防科技与军队建设的发展”、“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援越抗美”、“国防现代化和军队建设”等15节阐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勾勒出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艰辛历程。这些新成果一方面具有指导社会运动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还具有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内涵的理论价值，是马克思主义富有生命力和创造性的有力体现。
第二，《国史稿》与当下坊间流行的共和国史相比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有一个长长的序，是共和国史编纂体例的一大创新。《序卷》从远古时代距今约170万年祖国境内的元谋人一直讲到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用了二十多万字的篇幅就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发展脉络。《序卷》是对于1996年6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的修订再版，体现了编撰者“良史工文”的学术追求。这也在一个角度反映出整部《国史稿》是经历了时间长河冲洗和磨砺的洗练之作。从学术思想继承与发展方面看，《国史稿》的编纂实践并发展了胡乔木1989年前后关于国史编纂需要编修前史的设想。[2]
该卷语言简洁洗练，准确恰当，多论断之句，反映出编著者精益求精的治史旨趣，更为主要的是体现出了编撰者深厚的理论概括力。如“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夏、商、西周是中国奴隶制从形成到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创造的青铜文化，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上大放异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代历史的根本转折，是中国从衰败走向振兴的一个新起点，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奠定了基础。”[3](p.3、10、127、134)这充分表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抗争和探索是中华民族富有生命力和战斗力的生动展现，也使得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富有历史底蕴和时代特色。有关近代历史的阐述更是证明了祖国境内的各个民族“用鲜血和生命，共同反抗和打击了内外反动势力。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捍卫国家的的统一和尊严，为缔造和壮大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彪炳千秋的史册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3](p.31)《国史稿》设《序卷》是将传承古代优秀历史文化、发扬时代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勇敢尝试，是对中国传统史学中“通史家风”优良传统的自觉继承和大胆创新。
第三，《国史稿》充分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领域的实践，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取得的成就，尤其注重阐发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等方面的进展和创新。例如，《国史稿》对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研究突出了其中的理论色彩。“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依照中国的具体情况，确定了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步骤”[4](p.162)，这就使得“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对资本家实行赎买、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改造的设想第一次在中国成为现实”[4](p.209)。《国史稿》还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所具有现实意义。这一学说“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区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明确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根源、性质和解决的方针、方法。这一学说的创立，对于党和国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对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5](pp.32—33)关于中国新时期的对外开放，《国史稿》也从理论的高度进行总结和评价，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社会主义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在于剥削阶级是否存在，在于劳动人民是否当家作主。”[6](p.226)这一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上的突破在相当大程度上奠定了实行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这不仅充分展现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线”，即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且也表明编撰者自觉将这些理论和实践放到马克思主义发展长河中品评其地位和价值的理论自觉。
第四，《国史稿》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犯错误和所遭遇挫折的认识更为辨证、深刻，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全国人民敢于正视错误，勇于反省总结的理论自信，同时也是编撰者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深沉的忧患意识的真实展现。对于自身所犯错误的认识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政治觉悟和理论素养的成熟程度，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有无前途和希望的重要标志。《国史稿》在论及1956—1966年新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时指出：“这十年，是正确与错误、成功与挫折错综交织的十年，是犯了严重错误又取得伟大成就的十年。”[5](pp.412)具体讲来，这些错误主要是：在发展生产力上急于求成；在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犯了绝对化、扩大化的错误。这里有关错误和正确的区别并不是采取简单地划分，即便是错误也要进行具体分析，不是一带而过。而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国史稿》给予了冷静深入的分析：“从5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一连串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内的骄傲情绪急剧膨胀起来。这种骄傲情绪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尽快改变落后面貌的愿望结合在一起，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不顾国情国力，片面强调高速度，要求在短期内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这种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情绪和做法，……不但使经济建设受到严重损失，而且也助长了‘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5](p.416)而对于这些经验教训的进一步提升则增强了该书的理论反省意味和学术批判力。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国史稿》一方面强调了它“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者社会进步”[7](p.1)，坚持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本观点，同时又在研究中贯彻了将“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加以区别的精神。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才能够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至1976年共和国十年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但又不是这十年间发生的唯一的大事，这十年间还有经济建设取得进展和外交局面有重大突破等大事。《国史稿》还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层面上加以反省。作者指出：“‘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但却又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难以避免的一场悲剧。”[7](p.308)这一方面指出了，从一般意义上看，诸如“文化大革命”这类严重的社会动乱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实践中必然出现的，另一方面又指出了在中国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客观性，辩证而深刻。对错误所作的哲理反思和对成功实践所作的理论凝炼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新中国历史的前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第五，针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中存在着的种种否定和歪曲新中国历史的思潮和倾向，《国史稿》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充分吸收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对国史上许多重大问题作出了新阐述。共和国史研究与编纂是各个政治派别表达其政治诉求的斗争手段，也是意识形态领域最易发生思想斗争的重要领域。《国史稿》在深入分析各种政治思潮、思想观点的基础上给予了回应。例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必然性和伟大作用的认识，《国史稿》在梳理了近代历史上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种种探索历程及其失败的原因后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幻梦，使各类人物试图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希望完全落空”，“围绕资产阶级建国方案进行的种种探索和试验，尽管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但是，它向人们昭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无力承担起改革和革命而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重任”[3](p.72、73)。中国历史进程已经给了民族资产阶级不止一次的历史机遇，但民族资产阶级都没有抓住，“中国革命的胜利，有待于新兴的阶级力量的壮大，有待于寻找新的指导思想和革命道路。”[3](p.73)这是对于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必然性的客观说明，是对于新中国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所作的有说服力的阐述。针对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理论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国史稿》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当前国际国内环境下，客观上存在着产生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土壤。敌对势力总是企图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不可避免的。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的突出表现。”[6](p.357)在这里，国际敌对势力所形成的国际政治大气候对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小气候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小气候对大气候的激荡、回应则共同促成了八十年代末期的国际社会的动荡和国内的政治风波。再如对以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来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的观点分析时指出：在当时的中国具备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基本条件和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先天不足且效率低下不能够把“有限的资源、资金和技术力量集中使用到重点建设上”，同时“如果不引导个体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不仅不能进一步发展农村生产力和改善农民的生活，而且农村也不可能为工业提供必要的商品粮食、轻工业原料、工业品市场和积累工业发展的资金等条件，从而严重制约工业的发展”，至为关键的是，当时的中国“不仅不可能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得到什么援助，而且连维持正常的贸易和交往都很困难。当时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战后争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同情和支持中国，只有苏联能够援助中国，这种援助在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建立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起了重要作用。这种国际环境，也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4](p.152、153)以中国工业化的特殊背景来反观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同时，《国史稿》还指出了现实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对中国的影响：“半个多世纪以来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巨大进步，充分证明了这一历史选择的正确性。但我们也应看到，由于20世纪末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也由于我们经历的曲折，有的人对社会主义事业丧失了信心。”[4](p.321)这都表明新中国的历史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如针对朝鲜战争中中国出兵必要性的质疑，《国史稿》则通过对朝鲜战争前夕和朝鲜战争中美国对中国台湾侵略史实的发掘给予了正面的回答，等等。这些都反映出了《国史稿》的编著者密切关注现实，力求解决现实问题、澄清理论迷雾等方面所作的努力，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具体到《国史稿》本身，在材料的运用、发掘方面还有一些可以进一步提升的地方，比如对毛泽东1960年撰写的《十年总结》一文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在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内涵等发掘不够。将《毛泽东著作选读》作为本书引文的直接出处似乎影响了本书的规范性，同是引用《党的文献》披露的史料，其注释格式不尽统一。尽管已增加了不少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但编撰既能反映社会结构、社会意识、社会运动发展，又能反映丰富多彩社会生活的整体史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笔者之所以对这部开创之作提出近乎苛刻的要求，不是贬损《国史稿》的学术价值而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
参考文献:
[1] 《中央书记处批准当代中国研究所三年科研规划》，《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1月29日.
[2] 胡乔木《关于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若干意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5—6期.
[3]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2.
[4]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2.
[5]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2.
[6]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2.
[7]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