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的体裁与史料价值

　　中国是世界上修史传统最长久、保存史料最丰富的文明古国，是几千年的文字历史从未中断的唯一一家。在古代，即已经形成了编年体（《春秋》、《竹书纪年》、《资治通鉴》等）、纪传体（“二十四史”）、典志体（《通典》、《通志》、地方志等）三大史书体裁。到中华民国，又出现了学习外国历史的“通史”体裁。 

　　其中，编年体是最早形成的史书体裁，是以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为顺序，来编撰、记述历史的一种方式。编年史也是唯一一种包括当代人修当代史内容的官方体裁。“二十四史”都是断代编修，所谓“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说法，一般即指不修纪传体。编年体的当代史，不仅在先秦有“左史记言，右史记行”的史官，而且从唐代起，就出现了按照当朝事编写编年史的“实录”。宋代的《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中最著名的编年史。以后，明、清两朝，编修实录都是国史馆的日常工作。其特点，就是根据资料，逐日记载国家已经发生的大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很早就出现了通史体裁的共和国史。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的书名有新中国史含义的著作，是1955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廖盖隆编《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五年简史》[1]，但由于是将解放战争史合在一起写，还不能算是独立性质的共和国史。195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今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三年级集体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应该算是第一部。到目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当代中国史”、“中国现代史”、“新中国史”等为名的个人、地方和部门机构、高校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史，已经有了近200种。从上世纪80年代起由中宣部组织全国撰写、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当代中国出版社先后出版的150余卷《当代中国丛书》，可以说是以多种部门、专题、地方分类的典志和通史体裁结合的官修国家当代史总汇。 

　　共和国史的纪传体兴起较晚，但以其富有情节和可读性，社会影响面最大。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中央文献出版社陆续出版的《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等（包括今年即将出版的《邓小平传》），及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元帅传、大将传等为代表的《当代中国人物丛书》，可以说是代表国家编写的传记人物典范作品。 

　　相比之下，三大史书体裁里，出现最早的编年体裁，尽管已经出版了各种个人、机构编写的共和国大事记，但尚未出现能够代表国家意义的共和国编年史。其原因，个人分析，也许是因为两个原因：首先，编年体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历史系列，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年年编辑，不能中断，必须有比较稳定的国家专门机构来从事这一工作。目前各种个人、机构编写的大事记，很难做到。其次，编年史范围广大，是从大量档案资料中提炼出国家、社会、地方、民间的大事。正如刘知几《史通》说：“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 个人和一般机构修编年史，难以有全面利用全国档案资料的条件和精力。 

　　然而，编年史又是一个国家历史最基础的形式，过去封建时代，主要记叙帝王执政大事和活动，与纯粹记录帝王个人活动的起居录相比，可以说是以国家形式出现的帝王家谱。而到了共和体制，国家编年史就成为国家的家谱了。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即建立了国史馆，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编写民国编年史。所以，1978年胡乔木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时，就提出了要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的意见。以后，又与杨尚昆、薄一波联名建议中央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馆。当代中国研究所即是作为筹备机构而建立的。所以，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就义不容辞地成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主要和日常任务之一。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由当代中国研究所编写的1949——195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以下简称《国史编年》）出版了。该书有什么特点呢，限于篇幅，这里只作为编写者之一谈谈其史料价值。 

　　首先，它是编撰与文献的结合，方便了一般读者的阅读。过去的编年史，一般都是由编写者编撰的大事记，不附录史料。这样做的缺点，是使读者不能进一步了解所述重要大事的细节和原貌。有些史料在其他档案文献汇编中可以找到，也需要另外花费工夫。有些史料，则是只有编写者自己看到，编写大事时是否客观、准确，则无从查考。有感于此，《国史编年》在重要大事后面，均列有“文献”栏目，全选或者节录重要的档案文献。读者在通过大事了解到梗概后，更可以通过直接阅读当时的文献，感受到文字、语气、风格上与今天已经有较大差异的当时风貌。 

　　其次，通过撰写正文条目时的参考和附录文献，公布了一批新的档案史料。《国史编年》从1951年卷起到1955年卷，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选用了一批中央档案馆过去未发表过的档案。其中，在撰写条目中参考、提炼、摘写的，1951年卷有73件，1952年卷有26件，1953年卷有18件，1954年卷有71件，1955年卷有43件；总计五年共231件。在条目所附文献中节录或全文发表的，1951年有32件，1952年卷有34件，1953年卷有23件，1954年卷有10件，1955年卷有47件；总计五年共147件。这些档案，主要是当时的中央文件或者中央有关部门如中宣部、中组部文件，反映了党和国家在建国初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方针大计。 

　　从数量上看，据统计，1950年代前期，每年所发出中央文件大约在200余件，其中已经通过《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等公布的，大约100余件。因此，《国史编年》中首次公布的这些中央文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已经公布的文件的涵盖面。 

　　从史料价值上看，《国史编年》公布的这些史料，有些是对于已经公布的主要文献，起到了更为细化的补充作用，有些是由于过去限于某些原因没有公布的，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下面举一例说明。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对新中国进行了战略物资封锁。志愿军赴朝鲜作战后，美国更将这种封锁扩大到多种经济物资范围。1951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未经讨论就批准了美国提出的关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的决议草案。5月14日，根据该决议成立的“补充措施委员会”决定把经济制裁问题“作为反对共产党中国的可能措施的第一条”，对中国实行禁运。禁运不仅包括了所规定的战略物资，还包括了向中国出口棉花等几乎所有物资，给中国带来了较大的损失，1951年上半年价格上涨了1倍左右。最受影响的是原料还严重依赖进口的纺织工业。

　　陈云主持中财委进行分析后，经中央批准，于1951年5月29日代表中央作出对目前棉纺问题的指示，认为造成棉花供应不足的原因，一是由于西方国家封锁后，从国外进口的原棉只有2000余万斤，价格比国产棉高一倍，以后也更难进口；而且上半年已将积存外汇用尽并有亏空，中国出口80%已转向苏联东欧国家，国营贸易已不容易再大量向资本主义国家组织出口换取外汇。二是市场棉花短缺，使得棉农惜售，私商和个体农民也加紧抢购和囤积。国家贸易公司收棉量锐减，到5月只收3000万斤，6、7、8月将继续减少。同时，分析也指出，市场原料虽然紧张，但仍然有潜力，估计1950年关内棉花产量最低有13.2亿斤，其中公私厂商已购得8亿斤，农民自用及土纺3.4亿斤，到5月底全国棉农手里至少还存有1.8亿斤没有出售。[2] 

　　7月28日，陈云为中财委起草《关于解决纱厂棉花不足问题的几项措施》，要求在8月至10月期间，采取有效办法，停止各地手工纺织业的发展。《措施》指出，手工纺织业无疑对地方经济、人民生活有一定好处，但它由于不纳15%的出厂税和6%的统税，不仅使国家减少了税收，而且严重侵占了机纺原料，加深物价波动危机。因此必须说服地方合作社和其他有关部门，把手工纺织的发展停止下来。责成合作社、一揽子公司、机关生产和财政部门并动员说服私营厂商小贩，把他们手中所存的棉花售给或存给国家，都用到机器生产上去。 

　　同时，《措施》指出，由于棉花和纱布根本不够用，因此纱布要零星而又灵活的频繁调动，棉花要按照计划及时迅速调运，业务部门必须坚决依照计划服从纱布调动和加紧及时调运。全国各地首先支持沪、津、青开工4天4夜，宁肯因内地棉花调出新花供应不上而暂时停工减产，也要保证沪、津、青开工。否则如沪、津、青三地纱厂在9月底以前因调运不及时或推迟延误调运计划而再次停工，则将严重影响全局，刺激游资向我突击，造成在大城市中纱布市场脱销，引起全面物价波动的危机。[3] 

　　通过上述档案，我们可以看出，陈云作为建国初期党和国家的经济大管家，不仅有被毛泽东誉为其功不在淮海战役之下的“两白一黑”（即大米、纱布、煤炭）之战的杰作，而且在其后领导取得反禁运斗争的胜利，也取得了同样重要的胜利。后者是我们还研究不够的。他在经营财经中，计算之细致，筹划之精妙，都是建立在充分的调查研究之上的。《国史编年》公布的这些史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共和国史和人物的新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