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林 孙丹 石善涛】说说《国史编年》的基本特点

　　编者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由国史权威专业研究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编纂的大型多卷本编年体史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简称《国史编年》）的前七卷（1949—1955）出版了。我们预计，该书将以编纂者的权威性、全书的学科基础性、史实考辨的准确性，以及史料的丰富性、最新档案资料的刊布等等，引起海内外学界关注。为此，本报在第一时间约请该书的四位编纂者撰写了这组文章，以飨读者。

　　当代中国研究所作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专门机构，所编纂的大型多卷本编年体史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已出版七卷。

　　体裁创新，是该书一大特点。《国史编年》以“纲目体”为主，为编年史之一种，兼取传统史书“编年”与“纪事”两者之长，以“纲”按月、日排列，以“目”记述大事始末，在此基础上增加注释。重要“目文”之后皆附文献出处作为参考。有些“目文”配以珍贵历史照片。全书“纲”、“目”、“注”、“图”俱全。

　　划分国史与党史的分野，《国史编年》作了有益探索。全书没有沿袭以往众多同类书中只见领袖人物活动和充斥“文山会海”的陈规。它不仅载有国家领导人的国务活动和所作各项重要批示和批语、中共中央历次重要会议、各领域内政治运动等内容，还比较突出地记载了国家外交、各民主党派、人民政协、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机构、区域沿革、少数民族和民族区域自治、国民经济、意识形态领域、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战线、宗教、社会生活、自然灾害及其防治等诸多国史的重点内容。除记载大陆发生的大事外，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的情况也有所反映。全书与党史书籍确有明显区别。

　　在逐月、逐日记载大事时，并未沿用同类书一律按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或简单地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活动先后排列的惯例，而是根据国史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将国际所发生的对中国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以及中国对外关系列为首位，将国史放在当代世界的大范围内加以考察。

　　以1949—1951年为例。正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百废待举之际，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引发了抗美援朝运动。国内随即为稳定后方发动“镇压反革命运动”。次年，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等需要，发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运动中发现在一些干部中存在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继而发动“三反”运动。其间揭发出不法资本家的“五毒”等行为，紧接着又发动了“五反”运动。不仅如此，抗美援朝战争还引发了中苏、中美、中日关系，台湾海峡乃至整个远东国家和地区形势的变化。国际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政治走向，而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化又影响到远东乃至世界两大阵营的政治格局。《国史编年》突出记载对中国有重大影响的国际事件，以此作为国内大事的政治背景，揭示了当代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

　　粗略统计，《国史编年》所据资料主要分几大类：1.中央档案馆所藏从未公布过的档案（从1951年卷起直到以后各卷）；2.公开出版的档案和文献；3.国家领导人和重要人物的文集、文稿；4.报刊杂志；5.各种专题史料集；6.中外名人的回忆、日记、书信和传记；7.地方史志；8.政府公报；9.各种大事记、实录和年鉴；10.当代工具书。所收史料种类之多，数目之广，皆超过已出版的同类书。

　　在资料的选择和运用上，除以官方档案和文献为主外，还重视利用当事者的私人著述以及台湾和国外出版的有关著作和材料。对于官方史料，采取了审慎态度，如对报刊资料的利用注意分析取舍。凡当时发表的领导人文章和讲话，公布的法令、法规、通知，某次重大会议召开的时间、主要议程和决议等，皆为实录，作为第一手资料直接引用。但对于报刊上那些属于宣传鼓动性质的社论、报导等，必须引用时一律注明“某某社论”、“据某某报导”或“据某某电”。

　　对一些重要问题，作了必要的考证和研究，在注释中予以说明。这也是该书的一大特点。仅举两例。

　　流行说法认为，在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代行国家最高权力。编纂者经查对后发现，这种说法，其实是片面摘取和曲解了《共同纲领》的原意。《共同纲领》的原意是，在全国人大召开前，由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在通过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后，即将国家最高权力移交给后者。因此，该书对此采取了比较准确的说法，即在1954年以前，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及其选举出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再如，许多论著将建国之初的“各界代表会”（亦称“各界代表会议”）与“各界人民代表会”（亦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混为一谈。该书则指出，两者性质完全不同。前者在城市刚解放初期，由当地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临时人民政府指定或邀请组成，性质是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后者由地方各人民团体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具有一定的权力机关性质。城市各界代表会可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俟条件具备，即可转为各界人民代表会。北平市于1949年8月召开市第一届各界代表会后，便于11月直接转成第二届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行使市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国史编年》澄清了国史中存在的一些错误概念，在史实上纠正了不少流行的歧见和错误结论。以往笼统地认为，在中央人民政府举行成立盛典时，毛泽东率领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登上天安门城楼。该书经考证后指出，56名政府委员当天并不全在北京：彭德怀、叶剑英、林彪、邓子恢在前线；徐向前、饶漱石、康生、林枫、习仲勋分别在青岛、上海、济南、沈阳、西安；龙云与李章达在香港。

　　《国史编年》十分注重吸收学术界新发现的史料。如在为1949年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包尔汉作注时，关于他的原籍，官方文献和工具书中一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新疆温宿，另一说是新疆阿克苏。该书根据包尔汉最新出版的回忆录，注明他的原籍应为：生于俄国喀山，年长后定居乌鲁木齐，恢复中国籍。从而纠正了在包尔汉籍贯问题上长期的误传。

　　全书对有关的传统说法和权威结论，重视而不盲从，能从常见史料中发现国史上被忽略、隐藏或歪曲的问题，纠谬辨误。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有正史性质的大型资料书，该书编年纪事只作客观叙述，既没有脱离史实作无意义的评论，也没有带主观感情的渲染。文字平实无华，力求精练。该书迄今虽只出版了七卷，却为以后编纂各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国史学科开创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国史编年》与最新档案刊布
作者：陈东林   日期：2009-8-19 11:20:00
　　编年史是国家历史最基础的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很早就出现了通史体裁的共和国史。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的书名有新中国史含义的著作，是1955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廖盖隆编《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五年简史》，但由于是将解放战争史合在一起写，还不能算是独立性质的共和国史。195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今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三年级集体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应该算是第一部。到目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当代中国史”、“中国现代史”、“新中国史”等为名，由个人、地方和部门机构、高校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史，已有近200种。从上世纪80年代起由中宣部向全国部署的、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当代中国出版社先后出版的150余卷《当代中国丛书》，可以说是以多种部门、专题、地方分类的典志和通史体裁结合的官修国家当代史总汇。

　　共和国史的纪传体兴起较晚，但以其富有情节和可读性，社会影响面最大。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中央文献出版社陆续出版的《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等（包括即将出版的《邓小平传》），及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元帅传、大将传等为代表的《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可以说是代表国家编写的传记人物典范作品。

　　但是，尽管已经出版了各种个人、机构编写的共和国大事记，但尚未出现能够代表国家意义的共和国编年史。其原因，窃以为有二。首先，编年体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历史系列，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年年编辑，不能中断，必须有比较稳定的国家专门机构来从事这一工作。目前各种个人、机构编写的大事记，很难做到。其次，编年史范围广大，是从大量档案资料中提炼出国家、社会、地方、民间的大事。个人和一般机构修编年史，难以有全面利用全国档案资料的条件和精力。

　　然而，编年史又是一个国家历史最基础的形式。过去封建时代，主要记叙帝王执政大事和活动，与纯粹记录帝王个人活动的起居录相比，可以说是以国家形式出现的帝王家谱。而到了共和体制，国家编年史就成为国家的家谱了。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即建立了国史馆，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编写民国编年史。1978年，胡乔木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时，提出要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以后，又与杨尚昆、薄一波联名建议中央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馆。当代中国研究所即是作为筹备机构而建立的。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义不容辞地成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主要和日常任务之一。

　　新档案史料的刊布与价值

　　由当代中国研究所编写的1949—195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海内外学界最关注的，就是它的史料价值。

　　首先，它是编撰与文献的结合，方便了一般读者的阅读。过去的编年史，一般都是由编写者编撰的大事记，不附录史料。这样做的缺点，是使读者不能进一步了解所述重要大事的细节和原貌。有些史料在其他档案文献汇编中可以找到，也需要另外花费工夫。有些史料，则是只有编写者自己看到，编写大事时是否客观、准确，则无从查考。有感于此，《国史编年》在重要大事后面，均列有“文献”栏目，全选或者节录重要的档案文献。读者在通过大事了解到梗概后，更可以直接阅读当时的文献。

　　其次，通过撰写正文条目时的参考和附录文献，公布了一批新的档案史料。《国史编年》从1951年卷起到1955年卷，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选用了一批中央档案馆过去未公开过的档案。其中，在撰写条目中参考、提炼、摘写的，1951年卷有73件，1952年卷有26件，1953年卷有18件，1954年卷有71件，1955年卷有43件：总计五年共231件。在条目所附文献中节录或全文发表的，1951年卷有32件，1952年卷有34件，1953年卷有23件，1954年卷有10件，1955年卷有47件：总计五年共146件。这些档案，主要是当时的中央文件或者中央有关部门如中宣部、中组部文件。

　　据统计，1950年代前期，每年所发出的中央文件大约在200余件，其中已经通过《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等公布的大约100余件。因此，《国史编年》中首次公布的这些中央文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已经公布的文件的涵盖面。

　　《国史编年》公布的这些史料，有些是对于已经公布的主要文献，起到了更为细化的补充作用，有些是由于过去限于某些原因没有公布的，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下面举一例说明。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对新中国进行了战略物资封锁。志愿军赴朝鲜作战后，美国更将这种封锁扩大到多种经济物资范围。1951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未经讨论就批准了美国提出的关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的决议草案。5月14日，根据该决议成立的“补充措施委员会”决定把经济制裁问题“作为反对共产党中国的可能措施的第一条”，对中国实行禁运。禁运不仅包括了所规定的战略物资，还包括了向中国出口棉花等几乎所有物资，给中国带来了较大的损失，1951年上半年物价上涨了一倍左右。最受影响的是原料还严重依赖进口的纺织工业。

　　陈云主持中财委进行分析后，经中央批准，于1951年5月29日代表中央作出对目前棉纺问题的指示，认为造成棉花供应不足的原因，一是由于西方国家封锁后，从国外进口的原棉只有2000余万斤，价格比国产棉高一倍，以后也更难进口；而且上半年已将积存外汇用尽并有亏空，中国出口80%已转向苏联东欧国家，国营贸易已不容易再大量向资本主义国家组织出口换取外汇。二是市场棉花短缺，使得棉农惜售，私商和个体农民也加紧抢购和囤积。国家贸易公司收棉量锐减，到5月只收3000万斤，6、7、8月将继续减少。同时也指出，市场原料虽然紧张，但仍然有潜力，估计1950年关内棉花产量最低有13.2亿斤，其中公私厂商已购得8亿斤，农民自用及土纺3.4亿斤，到5月底全国棉农手里至少还存有1.8亿斤没有出售。

　　7月28日，陈云为中财委起草《关于解决纱厂棉花不足问题的几项措施》（以下简称《措施》），要求在8月至10月期间，采取有效办法，停止各地手工纺织业的发展。《措施》指出，手工纺织业无疑对地方经济、人民生活有一定好处，但它由于不纳15%的出厂税和6%的统税，不仅使国家减少了税收，而且严重侵占了机纺原料，加深物价波动危机。因此必须说服地方合作社和其他有关部门，把手工纺织的发展停止下来。责成合作社、一揽子公司、机关生产和财政部门并动员说服私营厂商小贩，把他们手中所存的棉花售给国家，都用到机器生产上去。

　　同时，《措施》指出，由于棉花和纱布根本不够用，因此纱布要零星而又灵活地频繁调动，棉花要按照计划及时迅速调运，业务部门必须坚决依照计划服从纱布调动和加紧及时调运。全国各地宁肯因内地棉花调出新花供应不上而暂时停工减产，也要保证沪、津、青（青岛）开工。否则如沪、津、青三地纱厂在9月底以前因调运不及时或推迟延误调运计划而再次停工，则将严重影响全局，刺激游资向我突击，造成在大城市中纱布市场脱销，引起全面物价波动的危机。

　　通过上述档案可以看出，陈云作为建国初期党和国家的经济大管家，不仅有被毛泽东誉为其功不在淮海战役之下的“两白一黑”（即大米、纱布、煤炭）之战的杰作，而且在其后领导的反禁运斗争中，也取得了同样重要的胜利。后者是我们还研究不够的。他在经营财经中，计算之细致，筹划之精妙，都是建立在充分的调查研究之上的。《国史编年》公布的这些史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共和国史和人物的“新食粮”。
   
《国史编年》浅议
作者：孙丹   日期：2009-8-13 11:23:00
　　《国史编年》于2003年启动，至今已有七年，共有七卷先后问世。七年间，我参与了其中两卷的编撰，还作为编委会秘书直接参与了各种编写规则的起草，编写了30多期工作简报。

　　全书自1949年起，一年一卷，每卷100万字。每卷的主轴是当年的重大事件，同时，系以局部事件、各行各业大事。比如1949年卷9—12月，围绕建国各项准备工作，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内容比同类书籍大大扩充，有35万字之多。

　　本书编纂之初，就特别提出“全”的要求。这主要是针对同类书中关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内容的缺失而提出的。本书发掘、增写了大量科技、教育、卫生、民族、宗教、社会、人口、气象、生态、资源、疆域、区划等方面的内容，对社会层面、自然、风物等方面的内容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

　　本书正式启动编纂前，对编写体例进行了反复研讨。我们没有沿用一般同类书现成的编纂模式，而是在编委会主任朱佳木提议下，博采表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的特点，采用具有创新意义的纲目体，并附有文献、注释、图片、附录，融资料性、学术性、可读性于一体。在1949年卷中，对共和国史前阶段的28年，则运用年表体，简要地交代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执政的历程，把年表体与本书的体例结合在一起。

　　本书的注释当是同类书中绝无仅有的，除人名注和地名注，学术注颇见功力。这类注虽并不多，却有画龙点睛的作用，体现了编中有研、研中有编，编研结合、以编促研、以研保编的特点。

　　对本书所采用的纲目体，李格、陈东林、刘国新曾经分别撰文进行探讨和论证。对具体的编写规则，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总结和调整。如关于目文的撰写，一开始在《编写细则》中规定不能是原始资料的照抄或节录，而应根据繁简的要求进行改写。通过实践，发现由于撰稿人不同的视角，在改写过程中常常产生歧义，甚至与原文内容有出入。于是，这一规定改为“一般不应全文照录，但也不能全部改写，而应当择其重要片段组织成文，避免由于改写而产生歧义或改变原意”。在《编写细则》中，目文的撰写细则最初只有一句话，到2007年，已增加到14条。
   
在工作中学习、提高
作者：石善涛   日期：2009-8-13 11:24:00
　　2004年至今，我前后参加了四卷《国史编年》的编纂工作，收获颇丰。

　　例如在1949年卷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举行成立典礼”的条目时，遇到这样一个“小”问题：关于阅兵式上受阅飞机的数量，我们搜集的诸多资料记载并不一致，多数资料为“14”架。经过缜密查阅、考证，最终得出结论，受阅飞机数目为“17”架。

　　又如“1951年9月2日召开治理淮河工作会议”一条，后面放了毛泽东21日关于“治淮开工期不宜久拖”的批示。毛泽东的批示不是针对这次会议的，过去有学者引用该批示很容易让人产生毛泽东对此会不满的误解。《国史编年》对此作了订正。这类例子，书中还有很多。

　　1949年卷是开山之作，初稿质量参差不齐。当时执行主编田居俭先生不顾近70岁的高龄，身体力行，将多年的编辑工作经验毫无保留传授给我们。在他的带动和感染下，编辑组前后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便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了编辑任务。

　　田居俭先生曾经对《国史编年》的编写提出要坚持“三精”原则，即精确、精练、精彩。“精练”即指文字要干净简练，叙事要逻辑清楚，对文献和讲话的提炼不能拖泥带水，要达到篇无废句，句无废字的水平。

　　作为一个青年科研工作者，在工作之初就能参与到《国史编年》这样重要的科研工作中，十分荣幸。朱佳木同志曾经说：《国史编年》的编写过程就是学习和掌握国史以及史学研究技能与方法的过程。对此，我深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