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力】再论国史研究与口述历史

笔者在2002年第二届国史年会上曾撰文《国史研究与口述史》，提出国史研究应加强口述史建设的设想，认为这是促进两者共赢，并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有效途径。[1]6年多来，国史研究与口述史均有了较大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史研究者开始接触和运用口述史料和口述史的方法，一批口述史系列图书相继出版。然而，“忽然火了”的口述史似乎与要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口述史学的预期相差甚远，有限的口述史成果还难以真正起到推动国史研究的作用。其中有人们对口述史认识上存在误区的影响，有口述史采录、制作的特殊困难等诸多原因，但无论怎样，口述史的真实、鲜活、耐读等优势特点是其他史料无可替代的，对于撰写和研究国史有着不可或缺意义和价值，这些都决定了国史研究一定要不断地加强口述史的搜集和研究工作。

一、口述史对撰写和研究国史的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称国史，是当代史或称为现代史[2]，至今已近60年。作为史学分支学科的国史研究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近些年来，随着反思共和国走过的道路和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的现实需求越来越强烈，国史研究大有成为显学之势。[3]与古代和近代史相比，国史是最适宜运用口述史进行研究的历史，也是口述史大有作为的最佳历史时段。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口述史学是在改革开放后，在与国外学术交流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目前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和利用使它渐成规模。这两个史学的新兴学科，在研究对象、关注的问题上往往相互重合，这也自然加深了两个正在建设中的学科之间的联系。可以说国史研究离不开口述史，口述史也离不开国史研究。

首先，口述史对国史研究最重要的意义是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史料。当代人写当代史弊端之一就是由于时间近很多档案资料尚未解密，致使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难以深入，但同时也是由于时间近，研究者可以通过采访当事人、亲历者获取口述史料，这不但弥补了国史研究史料的不足，还可以纠正档案文献记载可能存在的偏差，而且生动、具体、细腻的口述史料也使得国史写作和研究充满活力。国史是通史，研究领域极其宽泛。既包括当代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外交史，也包括教育史、科技史以及社会生活史等等。要做好国史研究哪个领域都不可偏废。由于国史研究是从党史研究中分离出来的，偏重政治史、外交史、上层决策史的特点使很多研究领域尚无人或少于问津，研究资料缺乏积累。口述史的内容几乎涉及国史的各个层面，特别是那些原本被档案资料忽视的事件和人物以口述史的形式被记录下来，这不仅为国史研究拓宽领域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从而使国史研究成为跨越学科壁垒的综合性学科，同时也为写作出共和国的整体史准备了条件。

其次，口述史不仅能让人们了解很多文字资料背后显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同时，还可以在受访者的回忆和讲述中了解到他对历史的认识和评判。作为当事人，口述者的分析和态度对我们写作和研究历史无疑又多了一个视角。口述史承载了集体对历史的认知、理解和分析，对于探求人们深层情感和观念的转换，理解人的历史意识形成的原因和过程，有着其他历史研究所不具备的研究优势。也就是说在口述史的搜集和研究中，我们不仅关注人们讲了什么，还可以观察他是怎么讲的，从而探询他为什么这么讲。因此，对于国史研究者来说，口述访谈的过程和口述史研究的意义与收获远远超出了口述史文本。不但与历史当事人的贴近有亲临现场之感，使历史可触可感，增添研究者的历史想象力和理解力，更能实现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历史，而且往往不同的视角也为国史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窗口，为实现国史研究发现国史发展规律的最高研究目标，更好地发挥国史资政育人的功能提供了佳径。

再次，口述史对国史研究方法的创新具有借鉴意义。国史研究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因此，它一方面要符合史学研究的规范，沿用传统史学研究的方法；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国史自身时间近、变化快、内容杂、层次多等特点，这些都决定了国史研究仅仅仰仗文献的征引和钩沉是远远不够的。口述史采纳的社会学的抽样调查和人类学的深入访谈两种方法，同样是国史研究迈向田野，深入认识中国社会，获取研究素材和知识的重要方法之一。

二、口述史料的搜集与整理

口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是口述史工作最为关键的环节，它决定了口述史的品质和价值。要做好口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不但要掌握熟练的口述访谈技巧，还要有吃苦耐劳、孜孜以求的奉献精神和从事史学研究的学术责任和使命意识。这些技能和品质都需要长期在实践中培养、领悟和磨练。口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有一些基本的程序和规范，这里讲三个可能受到忽视却十分重要的问题。

第一，做有准备的访谈者。访谈前充分的案头工作是开启搜集口述史料的前提。其中包括对访谈问题和访谈人的了解和熟悉；访谈提纲和问题的设计和论证等等。而其中最关键的是对访谈问题的了解。因为，口述史不同于新闻采访的重要一点就在于它是严谨的历史研究，可能涉及复杂的背景知识和很多方面的问题，也可能前人对此已经做过不少的研究，只有对这些材料有了了解，才可能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不断追问，以及为受访者做必要的提示，引发他讲述的兴致，从而发现有价值的新史料，获得超过前人研究的新认识。否则，对访谈的问题知之甚少，是难以展开深入的访谈的，即使听到了重要的内容也可能被忽视。

第二，处理好与受访者的关系。口述史是由访谈者与受访者共同完成的，因此，建立融洽的合作关系是做好口述史的基本要求，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重视人情和关系社会中。一般来讲，在以“抢救活史料”为目标的口述史工作中，受访者多为阅历丰富的长者，因此，要给予他们以足够的尊重和关怀，赢得了受访者的信任工作就比较容易开展。访谈中访谈者要注意把自己放在次要位置，把主角交给受访者，多提一些开放性的问题，让他尽可能讲出更多的历史故事和细节。当然为了避免跑题，访谈者也要控制受访者讲述的方向。访谈结束后，访谈者要把整理好的抄本送给受访者校对、认可。好的受访者常常是可欲而不可求的，他需要兼具好的记忆力和表达能力，而访谈者要起到唤醒和激活他们的作用。

第三，保证口述抄本的真实。制作抄本就是整理口述史料的过程，它既费时又费力，且无捷径可走。整理抄本第一要义是及时，以免放久了访谈的有些事情被遗忘；第二要义是尽可能保持原貌，甚至可以注明某些有意义的语气和动作，以便于研究和分析。我们知道口述史来源于人们的记忆，“口说无凭”是它的真实性受到质疑的要害之处。而现代口述史之所以强调口述访谈要应用录音设备，主要是要克服口述的流动性，使它成为如文字一样的“稳定”记录。要维护口述史料的真实性，首先要保证记录下来的是受访者的原话或原意，而非杜撰。当然，这并不是否定口述史发表时，抄本要进行多次加工和修正，避免啰嗦、重复、不和逻辑的语言，否则影响阅读效果。其次，还要强调要尽可能多地搜集口述史料，努力做到口述史料相互印证，口述史料与文献档案相互印证，从而去伪存真，写作出口述史的珍品。这是搜集和整理口述史料的终极目标和最高追求。在整理口述史料的过程中常会遇到一些涉及个人隐私或政治敏感性的问题，对待这些问题同样不可小视。做口述史必须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让口述史为学术研究服务，为凝聚中华民族服务，为维护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服务。

三、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口述史工作

当代中国研究所是1990年由中共中央批准设立，专门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编撰、研究和宣传工作的机构。自从当代中国研究所建立以来一直非常重视口述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并参与到研究和出版口述史的队伍中来。早在《当代中国史研究》创刊时，评论员便呼吁“研究当代中国史，要特别重视口述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因为当年参加创建共和国的一些老同志还健在，他们亲身经历过共和国这段历史，对45年来的许多是非得失记忆犹新，可为国史研究提供许多珍贵的见解和资料。”[4]所领导对口述史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积极联络访谈对象，并亲自带队参与访谈。2001年末成立了史料征集处，专门从事口述史的工作。十几年来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口述史工作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第一，以“要人大事”为重点。由于受人力、物力的限制，由于当代所替国家写史的定位，所以，开展口述史工作之初便把搞清国史中起决定作用的重大政治事件和人物作为工作重点，有计划地对国史上重大决策的参与者或当事人进行了采访，如：宋任穷、李德生、廖汉生、赛福鼎、陈锡联、邓力群、袁宝华、阎明复、汪东兴、吴德等。有些采访的录音、录像资料经过整理，先后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上发表。[5]1999年出版了《共和国要事口述史》。[6]2004后又陆续推出当代中国口述史系列丛书。[7]此外，主要由我所程中原、夏杏珍采访整理的《刘英自述》一书，因史料准确，文笔流畅，被称为脍炙人口的口述史代表作。[8]

第二，紧扣国史研究工作展开。搞清历史事实，分清历史是非是历史工作者的首要责任。国史虽然还不长，但国史中的很多问题分歧争论却不少，几乎对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不同的认识。2006年起，我所开启了季度研讨会制度，围绕国史研究中的热点和有争议的问题展开讨论。针对研讨会的主题我们一方面邀请研究这一问题的专家，一方面邀请事件的亲历者。研讨中既有研究者依据文献史料论证问题，也有亲历者依据记忆阐述观点，在两者的相互补充对证中，有力地澄清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例如我们对建国初期《红楼梦》研究批评运动的研讨、关于1978年底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的起草过程的研讨都达到了这样的效果。

第三，积极推进口述史学科建设。现代口述史学是泊来之物，我们在强调向西方学习的同时，更需要建设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和文化心理的中国口述史学的规范和理论方法。我国是历史研究的古国和大国，有着优秀的治史、修史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在口述史学的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吸收和利用这笔财富，从而形成我们自己的口述史学，更大地开发口述史的潜能。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致力于中国口述史的学科建设。当代所也利用国史研究的阵地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如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上陆续发表口述史研究的文章；[9]积极参与口述史学术交流，2005年参与筹建“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2006年引进并组织翻译出版了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10]一书等等。这些工作对于刚刚起步的口述史学来说，无疑都是富有战略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