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新】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

　　　　在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1]研究做一个学术评估是恰逢其时的。由于篇幅的缘故，只能先就国史研究的基本情况做一介绍。大体说来，国史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呈现出一个高峰，进入新世纪后则处于平稳发展的态势。 

　　一、 

　　　　说共和国史研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主要基于三点认识。 

　　　　一是80年代初，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重大问题作出全面的科学的总结，使国史研究有了可遵循的指导原则。譬如，《决议》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评价是：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在农业合作化和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问题；对于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10年的评价是：这10年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我们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10年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有过严重失误。1957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等等。对“文化大革命”的10年的评价是：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等等。 

　　　　二是80年代中期（1984年8月）《当代中国》丛书第一批成果问世，即《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卷和《当代中国的气象事业》卷的出版，标志国史研究有了正式命名的权威成果。《当代中国》丛书是第一部全面记录和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大型丛书。1982年，胡乔木倡议对建国以来各条战线的经验，分门别类做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写若干专著。根据这个意见，中宣部拟就了关于编写《当代中国》丛书的报告。报告提出，要以丰富、确凿、无可辩驳的资料为依据，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反两面历史经验，阐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展示新中国建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央书记处讨论并通过了这个报告，并指示中宣部转发党政军各部门和人民团体。1983年，以邓力群、马洪、武衡为主编的丛书编委会在中南海召开会议，正式部署这部丛书的编写工作，国务院各部委、各行业、各省、市、自治区专门成立了编委会，分别独立成卷，编委在18－45人不等，作者在27－243人之间。各个编写单位不仅查遍自己尚存的和新增的资料档案，还大力征集资料。据抽样调查，所征集到的资料，少的有360余万字，多者达9600余万字，为在书中使用大量原史资料创造了条件。可以说，《当代中国》丛书本身既是国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又为国史研究提供了翔实的权威的资料。 

　　　　三是80年代末，围绕建国40周年出现了一批个人署名的以共和国史为题目的专著和工具书，使国史研究具有了基本的学术规模。形成一门新兴学科，不仅要有权威著作，还要有一个学术群体，后者甚至更重要。没有学者群，就没有学术交流，当然就谈不上学术研究。以1989年新中国成立40周年为契机，出版了一批学者个人署名国史著作。其中河南靳德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出版最早。稍后东北的朱阳等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影响最大的是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1月出版的《1949－1989年的中国》4卷本，即林蕴晖等的《凯歌行进的时期》、丛进的《曲折发展的岁月》、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和王洪模等的《改革开放的历程》。工具书类首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李宇铭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词典》，该书第一版就发行3万册。专史类工具书有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刘国新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词典》。大体算来，80年代末大概有数十部专著和工具书问世，发表论文上千篇。这样，在客观上就形成国史研究的基本规模，搭建出一个学术平台，具备了成为一门学科的基本条件。 

　　二 

　　　　为什么说在20世纪90年代国史研究呈现出高潮？主要根据如下。 

　　　　第一、专门的研究机构和专业性学术刊物是这个时期建立的。90年代初，经中央批准，以《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为基础，组建当代中国研究所，专门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和编纂。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后即着手编写多卷本国史稿。接着，又成立了联络和组织全国国史研究工作者，开展国史学术活动的学术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再接着，第一个全国性的国史专业学术刊物《当代中国史研究》也告创刊。该刊创办后，从两方面获取优势，一是坚持国史特色，创办了“部门史”、“地方史”等栏目；二是由编辑部独家采访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决策者，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口述史学（回忆录），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以致在不长的时间内《当代中国史研究》就与国内另两家权威刊物《中共党史研究》和《党的文献》呈鼎足之势。 

　　　　第二、基本的研究队伍是这个时期培养的，依托这支队伍出版了上百种专著、著作（包括通史类专著和专史或专题类专著）和万余篇研究论文。追根溯源，最早从事国史研究的，基本上都是党史研究者，因为中共党史的社会主义时期与共和国史是重合的，从党史转过来驾轻就熟。这从当年的国史作者队伍的构成中不难看出。进入90 年代，情况有了变化。1986年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第一轮改革，将中共党史课改为中国革命史课，取得满意效果。中国革命史上起1840年鸦片战争，下限中共十二大（见当时的国家教委指定的第一部教材，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杨先才等著《中国革命史》），其中已包括部分国史内容。而且从教学实践看，学生对新中国的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如前所述，也正是在80年代末的这个时候，出版了一批共和国史著作，为讲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铺垫了条件。于是，从90年代初起全国各高校普遍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据粗略统计，从事这方面教学的，包括各级党校不下万人。他们为了教学需要，也为了职称需要，纷纷撰写国史论著，极大地推动了国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1999年共和国成立50周年，集中出版了一批较为成熟的国史专著。 

　　　　第三、形成了有利于深入研究的良好的学术氛围。都道是当代史不好搞，所谓不好搞，无非就是有的问题比较敏感，或者认识上不容易取得统一。但是，如果有了档案资料，又有了学术鉴别和比较，难与不难就是相对的了。90年代的国史研究具备上述条件。先是陆续公布一批文献档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从80年代开始与读者见面，90年代以后加快了出版速度，并最终出齐。该文稿披露了一批鲜为人知的第一手材料。此外，《周恩来年谱》、《刘少奇年谱》、《陈云年谱》以及《周恩来传》、《刘少奇传》等也都间接提供了重要的档案。这些都为研究者了解共和国重大决策及其背景提供文献依据。其次，召开了有影响的全国性学术会议。1995年召开了“国史学科建设座谈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部门史研讨会”；1996年召开了“‘文革’时期历史研究座谈会”、“‘文化大革命’学术谈论会”；1997年召开“‘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年召开了“‘目前形势和当代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学术圆桌会”、“‘关于六七十年代战备问题的回顾与思考’学术圆桌会”；2000年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史工作研讨会”、“纪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50周年座谈会”、“朝鲜半岛的历史与现状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以及一些周年（纪念三大改造完成40周年、纪念《正处》发表40周年等）纪念会。这些会议对于促进学术交流、深化学术研究起到积极作用。 

　　　　第四、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描述和结论是这个时期形成的。最突出的是对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研究。其中弄清中国出兵的决策原因及其过程获得突破性成果。沈志华等依据中俄解密档案对毛泽东在1950年“十一”过后的半个多月间4次下决心出兵的前后过程作了详细考察，解答了许多模糊认识，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出兵朝鲜的决策既不是苏联压力的产物，是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独立自主做出的决定；也不是哪个人头脑发热，而是中央反复研究的结果。中国不是在在敌人打到朝鲜半岛的蜂腰处最有利的时机出兵，是由于中国根本没有选择的时间，志愿军是在“忍无可忍，等无可等的情况下”被迫出动的。其中，毛泽东在10月2日凌晨第一次真正下决心出兵，但他的这封电报并没有发出去，这就解决了一个多年的悬疑。最终毛泽东在10月18日当晚发电命令部队按预定计划人朝作战。抗美援朝战争50周年，军事科学院编写的新版《抗美援朝战争史》（全三卷）全面反映了关于这场战争的最新成果。此外，关于“大跃进”运动（谢春涛：《“大跃进”运动研究述评》）、反右派斗争（王素莉：《反右派斗争研究综述》）、“文化大革命”（刘国新：《“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现状与评述》等都是在该问题有了相当积累和研究的基础上所做的学术梳理。 

　　三 

　　　　进入新世纪后的七八年国史研究则处于平稳发展的状态,。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一件新事物在它刚刚诞生之后，往往会迎来一个发展高峰，高峰过去就是平稳时期。   

　　　　这时期，国史研究继续着前一段的势头。2003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出版令人欣喜。该书不仅披露了大量档案文献，而且在一些关节点上也敢于分析判断，没有绕开问题走。此外，领导人物的著作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李鹏日记》系列、钱其琛《外交十记》、《刘华清回忆录》、《叶剑英年谱》、《李先念传》等也都提供了很多资料。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各个行业、各个领域为纪念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都组织编写改革开放30年史。这期间通史类专著不多，高教出版社的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版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著《中国改革开放史》（该书在2008年修订改名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其中比较有份量的著作。当代中国研究所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是一个系统工程，已出版到1955年卷。另外，当代所每年一次召开一次学术年会，为国史研究搭就了学术交流的平台。 

　　　　研究队伍仍然是制约国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在上世纪末进行的高校政治理论课第二轮改革，把《中国革命史》改为《毛泽东思想概论》和《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课程，强化了理论功能，但却弱化了历史色彩。高校从课程到教师都与国史研究失去了直接联系，从事国史研究的人数大为减少。研究队伍如果不能有一个基本规模，就难以形成新人辈出的局面。2005年高校政治理论课第三轮改革，重又增加历史因素，新开设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这应该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但究竟能有多大成效，短时间还难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