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星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述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述论 

　　张星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对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逐渐引起党和国家以及学术界的关注。经过各方面学者的艰辛探索与开拓，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学术成果，初步奠定了学科建设基础，成为中国历史研究中一个新兴的和最年轻的学科领域。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发展概况 

　　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曾经做过初步尝试。1956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应“及时收集和保存建国史料”，并“加以整理”[1]。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后，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师生编写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写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历史研究所与天津部分高等院校教师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讲授提纲（初稿）》[2]。但是，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这些著述带有明显的“大跃进”痕迹，被当作是“历史创作的卫星”，有的在当时即被批评“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陷”[3]。此后，由于“左”倾错误的发展，特别是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量正确的方针政策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而受到批判，严重混淆了历史是非。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特别是经过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同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了“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思想禁锢，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工作重心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初步回顾和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审查和解决了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妥善地处理了大量党内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局面。伟大历史转折的实现和大规模拨乱反正的展开，迫切需要有步骤地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重新确立，为正确总结和评价建国以来的历史创造了必要条件。 

　　1979 年9 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稿在全会讨论前曾在党内广泛征求意见，并在各民主党派一部分负责人和一些无党派人士中征求了意见。这一讲话全面回顾了建国后30 年的历史，充分肯定了3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初步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和重大事件作出了初步的基本估价。讲话指出：“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4]。同年11月，中共中央为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分清历史是非，统一全党思想，开始着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这一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在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多次对起草决议的指导原则、历史的基本评价和文件的具体写法等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决议稿在各种不同范围多次征求意见，反复讨论修改。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认真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重大历史问题作了正确分析，充分肯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严肃地指出了多年来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深刻分析了产生这些错误的主观原因和社会历史原因，对建国以来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作出了科学总结。《决议》的正式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胜利完成，成为党和国家总结过去、开辟未来的重要里程碑，同时也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奠定了思想、理论和政治的基础。 

　　从1983年开始，有组织地启动了全面反映新中国历史的大型系列丛书《当代中国》的编纂工作。1982年5月，胡乔木在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提议，要组织力量编写若干专著，对建国以来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做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他指出，这不仅是为中国现代史的研究积累资料，而且可以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我们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为落实这一倡议，提出了编写出版《当代中国》大型丛书的具体方案，中共中央宣传部报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决定组织力量落实《当代中国》丛书的编纂工作。丛书选题大致分为五类：一是综合性的，如当代中国的经济、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等；二是部门、行业性的，如当代中国的钢铁工业、当代中国的农业等；三是专题性的，如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中国的土地改革等；四是地区性的，如当代中国的北京、当代中国的西藏等；五是重要人物传记。这套丛书的编纂出版工作历时15年，至1998年基本完成，全国先后有10万人投入这套丛书的编写出版工作，先后出版150余卷，200多册，约1亿字，3万余幅图片，包容了大量确凿可靠的历史资料，并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成为一部全面记录新中国历史的大型丛书，为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和研究基础。 

　　正是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1989年新中国成立40周年前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形成了一个高潮，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科框架。一是涌现出一批由学者编著的全面反映新中国发展历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著作，如朱宗玉等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靳德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何理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陈明显主编的《新中国四十年研究》[5]等。二是出版了一批有一定研究深度的专题史著作，如河南人民出版社的“1949—1989年的中国”和“40年国是反思丛书”，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著作尤其丰厚，如柳随年等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四卷本）等[6]。三是出版了一批专业工具书，如廖盖隆主编的《新中国编年史（1949—1989）》，刘鲁风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事录（1949—1989）》，黄道霞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40年大事记》，黄文安、李宇铭分别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词典》[7]等。四是发表了大量专题学术论文，其中既有对国史领域中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又有对国史的学科属性、研究范围、框架体系、历史分期等学科建设问题的探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蓬勃兴起，引起了党和国家的进一步重视。1990年，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成立了专事编纂、研究和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当代中国研究所，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编纂工作正式提上党和国家的工作日程。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后，一方面承担起继续完成《当代中国》丛书的编辑出版任务，另一方面开始着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系统研究和编纂工作。1990年12月，当代中国研究所在陕西西安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200多人出席了会议。翌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正式转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纂工作研讨会纪要》。《纪要》指出，当前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和编纂工作的条件已臻成熟。在认真严肃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编纂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史，是一项重要而庞大的系统工程。要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这项任务，则必须依靠全国各地区和各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纪要》明确，全国各地区、各部门所进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工作，由当代中国研究所负责联系和协调。中办、国办的通知还要求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编纂工作“给予积极支持”。自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和编纂工作开始步入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新的发展阶段。 

　　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发展和繁荣。1991年，成立了由当代中国研究所主管和主办，以出版当代中国丛书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国史研究成果为主要任务的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创办了团结海内外一切从事国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和热心国史工作的人士，共同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宣传和教育事业的学术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4年，主要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成果的专业学术期刊《当代中国史研究》（双月刊）创刊。国史学科的体制化建设与学术研究的繁荣，在相互促进和良性互动中取得了新的发展，研究成果的数量稳步上升，新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方法和视角愈益多样化，学术成果的质量明显提高。特别是在1999年新中国成立40周年前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全面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单卷本专著有10余种，还出现了数卷以至十数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等大型丛书，各领域、各时期的专门史或专题史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思想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等，覆盖的领域更加广泛，研究深度和学术质量也有一定提高。1999年6月，《当代中国》丛书在上年基本完成之后出版了该书的电子版，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当代中国》丛书暨电子版完成总结大会。江泽民、朱镕基、李岚清等会见了出席大会的代表，极大地鼓舞了国史研究和编纂工作者。 

　　进入21世纪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和学科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2001年12月10日，胡锦涛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当代中国研究所2001～2004年科研规划》，对加强和搞好国史研究作了重要指示，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编纂和研究工作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主要的新进展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学科建设取得显著进展。2001年，当代中国研究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设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系，陆续开始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也先后开始招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研究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研究生的教学和培养工作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科建设愈趋完善。二是学术研究更加深入。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原则同意的科研规划，当代中国研究所组织编写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编年》（每年一卷，已完成1949~1951年卷），为加强国史研究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各种题材和形式的学术著作、学术论文，数量稳步发展，质量显著提高。三是学术交流更加活跃。当代中国研究所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原则同意的科研规划，自2001年起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术年会制度，至2008年已成功举办了八届国史学术年会，有力地促进了国史研究的学术交流，使学术空气更加活跃，学术争鸣和学术批评得到健康发展。四是学术影响愈益扩大。2005年2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定，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要求在全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中增设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内容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这一重要举措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地位更加突出，影响愈益扩大，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编写出版。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是伴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而逐步兴起，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社会全面进步而同步发展起来的一门年轻的历史学科。30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发展的主要成就，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系统编辑出版档案文献，为开展国史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有关部门加强了档案文献和历史资料的编辑出版工作，为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史料。一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系统编辑出版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如《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20册）[8]，《三中全会以来》（2册）、《十二大以来》（3册）、《十三大以来》（3册）、《十四大以来》（3册）、《十五大以来》（3册）、《十六大以来》（3册）[9]等重要文件选编，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二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部门编辑出版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集、文选、文稿，主要有：《毛泽东文集》（第6—8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10]等，《周恩来选集》（下卷）、《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周恩来经济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11]等，《刘少奇选集》（下卷）、《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12]等，《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军事文集》[13]等，《陈云文选》、《陈云文集》[14]等。三是由党和国家领导机构、政府机关编辑出版的部门或领域的文献汇编、选编，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编辑的《人民代表大会文献选编》、财政部办公厅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教育部原部长何东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司法部编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行政历史文件汇编（1950—1985）》、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与中央文献研究室合编的《民族工作文献选编》、中共中央组织部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15]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合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年，1953—1957年，共21卷），收录了相当丰富的档案史料。四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权威部门编写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传记、年谱，以及重要亲历者的回忆录等口述史料，如《毛泽东传（1949—1976）》、《周恩来传（1949—1976）》、《刘少奇传》（下）、《邓小平年谱（1975—1997）》、《陈云传》[16]等，其他如《杨尚昆日记》、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吴冷西的《十年论战》、汪东兴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17]等，都提供了十分丰富和重要的历史资料。 

　　除公开出版的档案文献外，政府和档案管理部门也在档案开放与利用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1987年9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1996年7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又对档案法做了修正。1990年12月，国务院批准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1999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又对该实施办法做了修正。这些重要法规都对档案的利用和公布作出了具体规定。2004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把档案馆作为公众获取政府公开信息的场所，并对档案信息化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近年来，国家档案信息化建设逐步加快步伐，国家档案局以及41个省部级档案部门开通了档案信息网站，对外公布开放档案目录超过3000万条。2007年4月，国务院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了包括国家档案馆在内的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方式和程序，档案公开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第二，不断加强学术研究和创新，发表或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历时15年、动员全国各条战线的力量共同完成的《当代中国》丛书，是全面反映新中国发展历程、规模最大的一套丛书。这套丛书按部门、行业、省市、专题设卷，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条战线、各个地区的发展进程、辉煌成就和历史经验，是一套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史和地方史的丛书，为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提供了大量确凿可靠的历史资料。在此前后，以丛书形式出版的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著作主要还有，有林等主编的4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徐达深主编的5卷10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刘国新等主编的4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徐达深总主编的5卷10册《共和国史记》，刘海藩主编的15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等[18]，以各自的努力和不同的风格特点拓展并丰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1989年新中国成立40周年前后，出版了第一批由学者编著的单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迄今已出版六七十种，产生较大学术影响的主要有：靳德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何理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陈明显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张启华等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编》，金春明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庞松主编的《简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陈述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简编》[19]等。按照领域或门类研究的专门史著作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20]等，还有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由11部专著组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思想史”丛书（包括翁有为等著《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谢益显著《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陈景良主编《当代中国法律思想史》，程凯等著《当代中国教育思想史》，李占才著《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秦英君等著《当代中国哲学思想史》，蒋建农等著《当代中国统战思想史》，李明山等著《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于化民、胡哲峰著《当代中国军事思想史》、杨慧清著《当代中国文化思想史》和李慈建著《当代中国文艺思想史》）。按照历史阶段研究的专题史著作主要有：《凯歌行进的时期》、《曲折发展的岁月》、《大动乱的年代》、《改革开放的历程》、《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文化大革命”史稿》、《1976—1981年的中国》、《中国改革开放史》[21]等。集中研究重大历史事件的专题研究著作主要有：《抗美援朝战争史》、《土地改革运动史》、《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农村人民公社史》、《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22]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郭德宏、王海光、韩钢主编的5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23]，该书由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70多位党史、国史知名专家撰稿，书列130多个研究专题，270余万字，各专题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通过不同侧面揭示历史全貌，可谓新世纪国史专题研究的一部鸿篇巨制。各种类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工具书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纪事本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词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百科全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编年》[24]等。 

　　比较集中刊载国史研究论文的学术期刊主要有《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以及《中国经济史研究》、《军事历史》、《史学月刊》、《安徽史学》、《党史研究与教学》、《北京党史》、《党史文汇》、《党史博览》等，其他史学期刊、社科期刊和高等院校文科学报也少量刊载国史研究论文。《百年潮》、《炎黄春秋》、《纵横》等期刊刊载的回忆录和通俗性历史纪实，对国史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每年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国史研究论文大约有300多篇。 

　　第三，建立正式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学科队伍。研究机构、学科体制、学术体系和学科队伍等要件的完善，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基础。1990年，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专事编纂、研究和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当代中国研究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代管。目前，该所设有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与社会史、外交史与港澳台史四个研究室，科学划分了各研究室的研究方向和主要任务，形成了一支体系完整、结构合理、层次较高的专业国史研究队伍。当代中国出版社和《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相继创办，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有了专业的学术成果展示窗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的成立，为加强国史研究学者的联系与交流，推进国史研究、宣传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国性的学术团体。自2001年，当代中国研究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建立了每年召开一届的国史学术年会，并在2004年举办了首届“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为海内外国史学者提供了制度性的学术交流平台。2001年，当代中国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以加强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当代史学科建设，建设一个当代中国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研究基地和国史研究宣传教育基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深圳大学等高校也先后设立了冠以“当代中国”之名的研究机构或研究中心，各高等院校中历史、政治等课程的教师有许多重点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成为国史研究队伍的中坚力量。据《当代中国史研究》创刊14年（1994—2007年）的统计，在该刊发表国史学术论文的作者中，来自高等院校的作者占到了40%。在各地区、各部门组织编写《当代中国》丛书的基础上，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从事当代史研究的学术机构，在当代史和地方史研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四，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推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共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重要目的，在于“资政育人”。新时期以来，各高等院校的历史、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陆续开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课程，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何沁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吴本祥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杨先材主编的《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25]等一系列通用教材。2006年，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普遍设立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内容在内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推动了国史内容进入高校的共同课教学，有力地促进了国史学科建设和学科队伍的扩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或中国当代史的研究生培养工作也得到很快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于2001年依托当代中国研究所设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系，先后以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国当代史等专业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并面向海外招收留学生。中国人民大学于2004年在历史学科之下自主设立了当代中国史专业，其他许多高校也在中国近现代史或中共党史学科之下设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方向，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有的也面向海外招收留学生。硕士、博士研究生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培养了大批新生力量，推动了国史研究队伍的扩大。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热点问题 

　　30年来，经过国史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在许多重大的学科建设问题上基本形成了共识。但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毕竟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各方面学者处于不同的学术视角，因而在一些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科定位。有的学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属于中国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是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的延续和发展，是中国通史的现代或当代部分。这一认识在多数学者当中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在国家颁布的学科目录中并没有独立设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科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最初是从中共党史的建国后部分中分离出来的，各个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根据不同情况把它放在了中国近现代史或中共党史的学科专业中，由于历史学和政治学两个学科的不同特点，因而造成了认识上的一些差异和分歧。有的学者从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纳入中国历史学学科领域的考虑出发，比较多地强调它与中国通史的延续性和一致性；有的学者虽基本承认上述观点，但比较多地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与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也有学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与中国当代史有“明显的区别”：“‘国史’以政治为主线，在研究对象方面，侧重于上层政治和政策的演变；‘当代中国史’的研究范围较为宽广，对社会的主导方面和被主导方面都持一视同仁的态度”[26]。后一观点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具体的国家形态和社会形态来谈论“当代中国史”，显然是不正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不仅应当研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国家历史，同时也必须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发生的历史变化。有学者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国当代史同样都应该以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演变过程、社会面貌的全面变化、社会成员全面参与的生活进步为完整的认知对象，在这一点上两者不应该有任何区别。”[27]朱佳木在《共和国史、当代史与现代史三者关系的思考》一文中，深刻分析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当代史和中国现代史三个概念，学术界存在的不同认识及其历史原因，主张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或中国当代史，正式列入国家学科名录[28]。这一观点得到广大国史工作者的赞同和支持。 

　　第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主线。所谓“主线”，就是贯穿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始终，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走向的主要历史脉络。关于这个问题有不少文章予以讨论，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国史研究的主线应当侧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对我们国家性质的科学论断，着重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巩固和发展的历史及其规律，“要研究人民民主政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如何根据条件的不同制定自己的主要任务，以实现这一目的”[29]；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以建立、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和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主线，“一种更简明的表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开创和发展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主线”[30]；第三种观点认为，国史研究的主线不是也不应当是由单一要素构成，而应当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维护国家利益等多种要素，国史研究的主线应当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领土完整[31]。关于对国史研究主线问题的不同认识，实际上涉及到对国史研究对象和范围问题理解上的差异。从狭义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主要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的建立和发展的历史；从广义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应该包括国家成立以来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变迁，如政治制度史、政权建设史、法制史、经济史、科技史、文化史、教育史、社会史、民族史、国防史、外交史等等，还要包括疆域、人口、婚姻、民俗的变迁和气候、生态、资源、灾害等自然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影响[32]。只有从广义上来认识，才能正确地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范围和研究主线。 

　　第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历史分期。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发展和演进，关于国史的分期问题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认识。如果把上世纪50年代尚不成熟的历史分期排除在外，新时期以来主要有四种不同的分期方法：一是“五阶段分期法”，第一阶段是1949—1956年，中心内容是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第二阶段是1956—1966年，中心内容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发生了严重的失误；第三阶段是1966—1976年，中心内容是“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左”倾严重错误；第四阶段是从1976—1989年，中心内容是完成了拨乱反正，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五阶段是从1989—2001年，中心内容的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33]。二是“四阶段分期法”，主要依照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分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956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7—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和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1976年以后）四个历史时期。80—90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著作主要采取了这种分期方法。三是“三阶段分期法”，主要分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1949—1956年）、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与曲折时期（1957—1978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振兴时期（1978年以来）[34]。2007年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也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划分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三个阶段，与上述“三阶段分期”所不同的是没有把1976—1978年“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放在第二阶段，而是放在了新时期[35]。四是“二阶段分期法”，主要是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及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但这种分期只是一种宏观的分析和认识，尚没有以这种方法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著作的实例。历史分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又是一个没有时间下限、仍在不断发展的过程，国史分期问题只能继续做动态性的研究，各种不同的分期方法可以在平等的学术讨论中共同促进认识的深化。 

　　第四，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历史主流。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发展主流，当然是相对于历史发展中的支流甚至逆流而言的。毋庸讳言，在新中国的成立后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失误甚至严重失误，遭受过挫折甚至严重灾难。对于历史上的失误、挫折和灾难，当然不应该回避，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和总结，但是确实有一个如何从整体上、宏观上正确把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总体评价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迅速地恢复了饱受战争创伤的国民经济，开辟了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顺利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和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初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科学技术特别是国防尖端技术取得突破性成就，维护了国家了独立和主权，外交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展开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探索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推动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经济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发展到总体小康，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毫无疑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发展主流。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流，就应当把国史的研究重点放在肯定成绩、总结经验上，通过对成就和经验的科学总结，深刻阐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增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有学者指出：“应该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成功的历史，辉煌的历史。历史的主流是胜利、成绩、经验，这就决定了其主旋律是肯定成绩，是歌颂，而不是否定，不是揭露，要充分叙述党领导人民进行的奋斗和创造，取得的胜利、成就和经验。”[36]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历史主流，对于正确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五，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失误和曲折。任何历史都不是也不可能是直线前进的，都会发生失误和曲折。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肯定建国以来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严肃地指出：“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37]《历史决议》所指出的主要失误有：1955年夏季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存在着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偏差；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轻率地发动“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和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进而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度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新时期以来，中共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历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曾实事求是地指出和分析了前进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在国史研究当中，如何正确地研究和认识历史上的失误和曲折，既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点，又是一个难以把握的关键。首先，应当站在维护国家的利益和荣誉的立场上，而不应以错误的立场和态度抹黑或丑化国家的历史；其次，应当把失误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地分析导致失误的主观和客观原因；再次，应当着重于总结失误的教训，为今天的实践提供有益的鉴戒；同时，应当全面地分析历史上的成就和失误，正确认识主流和支流、全局和局部、全部过程和个别现象的关系。只有把握好这些重大问题，才能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成就和失误、发展和曲折、经验和教训，作出全面、客观、公正的分析和评价，使历史上成功的经验、错误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都成为推动当代中国继续发展的宝贵财富。 

　　第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热点。新时期以来，随着国史研究学术成果的日渐增多和研究深度的逐步拓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步，形成了一些引起了广泛关注的研究热点。有些热点属于学术上的分歧与争论，需要我们通过深化研究和学术争鸣加以解决；有些则是在学术探讨的名义下，采取以偏概全、歪曲事实的手法，散布耸人听闻的错误观点。对此，我们应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学术鉴别力，加以抵制和批评。 

　　1、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评价。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被迫进行的第一场战争，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典范，保卫了国家的和平建设。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在新时期才得以全面展开，并取得了显著成果[38]。近些年来，随着新材料的披露和研究视野的开阔，抗美援朝战争研究已由集中于战史研究转为从战史、军史、外交史、国际关系史、政治史、经济史等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对朝鲜战争起因、抗美援朝出兵决策、抗美援朝战争评价等重大问题基本达成了相同的认识。但也有人声称，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是在苏联领导人鼓动下毛泽东的个人决断；抗美援朝没有达到战略目标，最多打了个平手；抗美援朝得不偿失，妨碍了国内经济建设，影响了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贻误了解放台湾的时机。齐德学、孟照辉、李捷等在《军事历史》、《高效理论战线》等刊物撰文，以翔实的资料和科学的分析批驳了上述错误观点。[39] 

　　2、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涉及到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等重大问题的评价，其核心是如何认识新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选择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新时期以来，这些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有人认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搞早了，但多数学者认为，提前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抓住了当时的历史时机，是符合中国实际和发展要求的必然之举。许多同志从主要矛盾的变化、国营经济的壮大、国家工业化的要求、有利的国际环境等方面来分析提前过渡的原因，朱佳木则用具体的文献和史实说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所决定的。[40]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的偏差，确实反映了当时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局限性，有的学者把这种局限性说成与毛泽东“染上民粹主义色彩”有关。这一说法引起了热烈讨论，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41]。多数学者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选择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是当时落后的农业国赶超先进工业国的必由之路，必须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42] 

　　3、关于建国初期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当中，确实存在着混淆思想问题、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界限的现象，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新时期以来，国史学界对其中的历史教训进行了认真研究和总结。但是，近年来有些人却把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文化政策，说成是“消灭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取消知识分子的独立话语权”，“运用国家机器进行打击斗争的方式求得问题的解决”[43]。多数学者认为，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历史条件下，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肃清封建主义流毒和帝国主义奴化影响，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宣传和教育，从总体上看是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通过这些工作，使思想文化领域中与新社会不相适应的旧思想受到了强烈冲击，使马克思主义占据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使思想上层建筑得以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协调，在全国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这些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总体上予以肯定。[44] 

　　4、关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成就和经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1956—1966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0年历史的主流，探索中形成了一系列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观点，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主要有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龚育之的《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石仲泉的《毛泽东的艰辛开拓》[45]等，各种版本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研究著作也都有相关的研究内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从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开始的探索历程，探索中取得的主要理论成果和经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地位等。[46] 

　　5、关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刚刚起步之时发生的第一次失误，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肇源。1978年，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并根据有错必纠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进行了复查、改正和善后安置工作。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同时也指出了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和造成的不幸后果。新时期以来关于反右派斗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全党整风与反右派斗争的关系、由全党整风转向反右的原因、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主客观原因和严重后果等问题上，特别是深刻总结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错误的沉痛教训。目前争论的焦点是，发动反右派斗争是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阴谋”，还是确有极少数右派分子放肆地发动进攻。有人认为，当时“并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猖狂进攻需要‘打退’”，更极端的意见则把反右派斗争完全归结于毛泽东的“阴谋”[47]。多数学者认为，这种观点离开当时具体的历史背景，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48] 

　　6、关于“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的严重失误，其发动者的初衷是想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高速发展新路，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脱离了中国基本国情，最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于这些基本结论，研究者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主要的不同观点在于：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起因，有的同志主要强调领导集体与基层群众“头脑发热”的互动，有的则认为群众的“高昂热情”和“首创精神”充其量只是领导者伟大构想的具体化；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影响，有的同志主要强调其造成的重大损失，有的则认为不应当完全抹杀这一时期取得的一些建设成就，当然这些成就并不能归功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国民经济三年严重困难的关系，多数学者认为这确实是造成1959—1961年严重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但也不同意否认“自然灾害”影响的观点。[49] 

　　7、关于“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成果虽然数量不多，但也出版了几部有影响的专著[50]。绝大多数学者认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判定，深入研究了“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与惨痛教训。“文化大革命”的起源问题一直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金春明根据自己所接触到的海内外研究资料，概括出了10种观点，吴超也撰文系统梳理了关于“文革”起源的研究成果，分析了对这一问题的主要观点[51]。党内健康力量和广大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和斗争，一直受到学者们较多关注，认为党内健康力量和社会主义制度根基的存在，成为最终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重要基础。将“文化大革命”同“文化大革命”时期区分开，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有学者指出，尽管“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工作造成严重干扰和巨大破坏，但经济建设仍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52]。针对海外出现的所谓“两个文革说”，国内学者指出，“文化大革命”只有一个，就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有亿万群众参加的长达十年之久的特殊政治运动，“两个文革说”是不顾史实的主观想象，违反了基本史实。[53] 

　　8、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新时期以来，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历史地位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次全会之所以成为伟大的历史转折和新时期的开端，研究中主要提出了以下观点：全会之前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决策，标志着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全会确立了邓小平的核心领导地位，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全会成为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起点。关于邓小平“主题报告”的起草过程，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前夕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存在着不同的说法，主要涉及胡乔木、于光远在该文起草中发挥的作用[54]。有的学者对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新时期的起点存有疑虑，认为把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放在新时期以外而与“文化大革命”相联系，未必妥当。[55] 

　　9、关于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期间发表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立即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引起强烈反响，兴起了学习、研究和宣传的热潮。在近年的研究和宣传中主要形成了以下认识：南方谈话深刻地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南方谈话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等重要观点，为中共十四大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为最终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起了决定性作用；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终卷篇，可以说是全书的纲领和总结，成为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以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关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研究，将会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继续深入下去。[56] 

　　10、关于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新时期的最鲜明的特点。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中国人民的积极性，推动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新时期以来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在新时期以来历次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以“十个结合”，深刻总结了领导人民推进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这“十个结合”深刻揭示了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和根本，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经验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条，分别对应于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原因；经验的第四、第五、第六、第七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高度，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要义和精髓；经验的第八、第九、第十条，深刻指出了营造良好国际环境、保持国内社会政治稳定、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对于改革开放的重要保障作用。认真领会和把握好“十个结合”，对于加强和深化改革开放的历史研究，进一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思考与展望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发展的历史经验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全国高等院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普遍设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2007年3月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上，有代表正式提交了“建议成立国史馆、履行国家修史职责”的提案[57]；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大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将迎来新一轮的研究和宣传高潮。面对这些新的形势，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导国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新型人民共和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即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5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科学指南，又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指导思想，才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奋斗历程、成功经验和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是一个富于理论创新精神的工人阶级先进政党。在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又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把这些理论创新成果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和发展的理论指南。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又先后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理论问题，形成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新思路。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为我们深入研究和总结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伟大历程和宝贵经验，对国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要站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高度，研究和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国史研究工作者就要有更加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有更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第二，进一步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科定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历经30年的蓬勃发展，已经取得了引人瞩目的学术成果，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学科基础，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但是，在国家的学科目录和研究生的培养专业中尚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独立地位，这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即中国现代史或中国当代史[59]从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中独立出来，作为隶属历史学下的二级学科，已成为多数国史工作者的共识。首先，设立中国现代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二级学科，是完善中国历史学学科设置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是全部中国历史中划时代的新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光辉历程续写了中华民族历史新的辉煌。没有中国现代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中国历史学，不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无法充分展现中华民族全部的历史辉煌。其次，设立中国现代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二级学科，是强化历史学资政育人功能的需要。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历程，对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开展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广大群众也有全面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愿望和需求，据当代中国研究所2001年进行的千人国史问卷调查，认为中国公民有必要或很有必要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占98％，对国史有兴趣或非常有兴趣的占88％，认为有必要在大学、中学开设国史专业或课程的占86％。再次，设立中国现代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二级学科，是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国史学科建设当然需要国史工作者的艰苦开拓，同时也需要国家权威部门在学科、专业设置上的正式认定。我们将继续向国家有关部门呼吁和建议，并求得史学界同仁的理解和支持，争取早日将中国现代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正式列入国家学科目录和研究生招生专业，推进国史学科的独立发展，为繁荣中国历史科学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第三，切实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科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尚是一个年轻的历史学科，同传统历史学科的优势相比，在学科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学科史等基础建设方面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在学科基础理论方面，虽已有数十篇论文研究和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科内涵与外延、研究理论与方法，但还缺乏系统的科学阐释和一致的学术认知，至今尚没有一部国史学理论的论著问世，严重影响了学科定位的清晰化和学科体系的完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或中国当代史著作虽已出版数十部之多，其中确有建立在长期、深入学术研究基础上的精品力作，但不少著作在体例框架设计、主要观点提炼、基本史料运用和关键语言表述等方面，普遍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雷同严重、低水平重复、政治史线索与其他历史线索倚重倚轻等现象，严重影响人们对国史研究科学性的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华民族历史翻天覆地的巨大飞跃，同时也是中国历史的继承和新的延续。中国历史学有着长久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有许多珍贵的遗产，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中华文化的传承，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要认真学习中国的历史学遗产，学习传统历史学科的学科建设经验，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科学，涉及的内容极其广泛，应当借鉴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公共行政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借鉴各学科的有益经验，建立健全严格的学术规范，进一步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科建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学科基础。 

　　第四，努力拓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视野。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仍然存在着过多地集中于政治史研究、偏重于国家与政府重大决策等倾向，法制史、科技史、教育史、社会史、外交史等中观领域的研究比较薄弱，各领域中大量个案的微观研究许多还是空白，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全面发展，也影响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发展轮廓的整体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程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源，有着极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和发展空间。要将丰富多彩的历史片断整合成全面系统的历史记述，必须努力拓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视野，既要研究高层的核心政治，也要研究基层的社会个案，既要研究文本的政府决策，也要研究实践的曲折发展，既要研究全局的重大问题，也要研究局部的个别事件，既要研究宏观的经济运行，也要研究微观的经营管理，既要研究理性的社会意识，也要研究感性的公众心理，既要研究人文社会，也要研究自然变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许多研究领域还是没有被开发的处女地，需要研究的课题很多，有必要学习和借鉴国外史学特别是西方新史学中一些有价值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通过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加强对比较薄弱的社会生活领域的研究，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向“通史”方向转化，以更加全面、更加生动、更加丰富多彩地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图景。 

　　第五，深入挖掘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档案文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方面，确实存在着档案文献开放不够的问题，但同时也存在着已经开放或公开的档案文献未得到充分研究和利用的问题，不少学术研究成果由于缺乏新史料的支撑，实际处于一种低水平重复状态。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档案是史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缺乏新档案、新史料的支撑，历史研究很难有新的突破。近年来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邓小平年谱（1975—1997）》等，披露了不少值得注意的新档案、新史料，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但在国史研究中利用的情况并不理想。与中央档案馆的档案管理相比，部分省和省以下地方档案馆的查阅限制较少，所藏档案中许多也是涉及全国性重大问题的。近年来，已有学者利用地方档案写出了一些很有分量的历史论著，引起了国史学界的关注。当然，由于当代历史的复杂性和档案的局限性，我们在重视利用档案的同时，也必须对档案进行鉴别和分析。例如，有的人引证1958年的地方档案，说某地办了多少多少所学校，建了多少多少座博物馆，完成了多少多少人扫盲，创作了多少多少首诗歌（都是惊人的数字），以证明当时的群众文化活动情况，这样的档案和统计数据是无法采信的。我们要认真鉴别和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档案文献的挖掘力度，特别要充分地研究和利用已经开放或公开的档案文献，以更加全面、更加细致、更加严谨的实证研究，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发展和创新。 

　　（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当代中国史研究》主编、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