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若干前沿问题简介

　　2007年9月，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等单位在陕西延安联合召开了主题为“国史研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述评”的第七届国史学术年会。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提交了60余篇述评文章，对国史研究中一些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状况和取得的主要成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和系统的梳理。现将会议涉及到的部分前沿问题的基本观点和主要分歧简介如下。

　　1.关于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 

　　对于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研究重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阶段土地政策的比较、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偏差及纠正措施、土地改革的评价等。另外，研究的方法也由早期的整体宏观研究逐渐转向个案与专题研究。从总体上看，学术界对土地改革的评价与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文简称《历史决议》）是一致的，充分肯定土地改革在废除封建土地剥削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但新近也出现了个别人的说法，称由于毛泽东要“党中央突然下达反对‘和平土改’的指示”，导致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土地改革法》的夭折，使得土改运动成为“一段血淋淋的历史”，这“是在反民主法制、反人道、反科学的极左道路上跨出的严重一步”，“是把新中国历史车轮推向倒退的第一步”。对此,有学者根据史实作出了澄清和批驳，指出在土改实施过程中，中共中央针对一度出现的“和平土改”和“急性土改”两种现象，均发电给予及时提醒和纠正，这些电文恰恰是刘少奇起草的，根本没有下发过专门反对“和平土改”的文件，更不存在什么《土地改革法》夭折的问题。根据个别地区土改运动的偏差，就把整个土改运动说成“一段血淋淋的历史”和新中国历史“倒退的第一步”，完全是以偏概全，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参见叶明勇《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运动研究述评》）

　　2.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 

　　对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起因，多数学者认为是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反动势力活动猖獗、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蠢蠢欲动而引发的。“为了伸张民气，巩固政权，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一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这是不可避免的，是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但也有人认为，镇压反革命运动是毛泽东的一项既定政策，是一种政治“策略”，而且被扩大化了。这一观点不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因为：第一，运动有法律依据和明确的范围，某些地区一度出现的错捕错杀等“左”的偏向很快被中共中央所发现和制止，并未出现全局性的混乱局面；第二，“镇压反革命运动”与“镇压反革命”不可混淆，如果说后者曾长期被作为一项既定政策、被视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的话，那么前者只是在恰当的时期因应特定的局势而采取的恰当的行动。另外，学术界对这一运动持续的时间有“一年”和“三年”两种说法。“一年”说认为，运动是从1950年10月发动，到1951年10月基本结束；“三年”说认为，运动从1950年10月开始至1951年10月达到高潮，到1953年底才正式结束。（参见李格《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述评》）

　　3.关于抗美援朝战争 

　　不论从军事史研究还是从政治史、国际关系史研究来说，抗美援朝战争研究都属于成果较多、研究较深的领域。有人认为，中共中央出兵的决策是错误的，是在苏联领导人鼓动下毛泽东的个人决断；抗美援朝得不偿失，既损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影响了国内经济建设，又贻误了解放台湾的时机。但学术界绝大多数人在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重大意义等问题上，是持肯定态度的。他们认为：朝鲜内战爆发是其国内一系列武装冲突扩大和升级的必然结果，由于随后美国的武装干涉，才使之演变成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和国际性的局部战争。正是因为战争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才答应了朝方的参战邀请。斯大林虽然提出过由中国出兵支援朝鲜的建议，但在他不履行出动空军掩护的承诺、并对中国是否应出兵发生动摇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仍“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中国人民为此固然做出了极大的民族牺牲，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但这既符合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也体现了自己应尽的国际义务。抗美援朝战争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典范，打出了国威军威，奠定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也为后来的经济建设赢得了长期的和平环境。通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积累了现代作战的经验，推动了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军事变革；它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使全国出现了空前统一安定的政治局面，不但没有影响国民经济恢复，反而促进了经济生产和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长。至于解放台湾被推迟，并非因为我国出兵抗美援朝的结果，而是由于朝鲜内战爆发之后，美国即出兵武装干涉，严重威胁到我国东北地区安全，迫使我国防重点北移；同时派舰队封锁台湾海峡，阻挠我解放台湾所造成的。（参见齐德学、郭志刚《抗美援朝战争研究述评》）

　　4.关于“三反”“五反”运动 

　　学术界对“三反”“五反”运动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但切入点或研究视角，相对集中在运动的决策动因、相关政策、作用和启示等几个方面。关于“三反”运动，多数人将其视为一场专项的反腐败斗争，但也有人提出，它还是一次整党，一场旨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自身建设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和行为的斗争，也是一场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关于“五反”运动，多被视作“对私人资本主义进行的一场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主要针对的是“整个城市经济中的贪污腐化现象”。在对“五反”运动意义的判定上，学术界存在一些不同认识。有人认为，在运动开展的过程中，由于特别看重群众运动方式，导致轻视法律和法制的作用；由于存在对不法资本家处理过重的问题，严重影响到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经济建设的展开，因而“是一个‘失大于得’的运动”。但多数学者认为，这些否定“五反”运动的观点大都停留在泛论的层面上，缺少必要的理论分析和事实依据，因此缺乏说服力。他们指出，中共中央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展运动的过程中，既反右又反“左”，严格掌握了政策界限，特别是正确处理了同没有“五毒”行为或者“五毒”行为较轻的资本家的关系，从而达到了“以斗争求团结”的目的；既注意预测运动可能达到的正面或者负面效果并相应做出政策调整，又注意正确处理和把握政治运动与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从而使运动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参见张俊国《“三反”“五反”运动研究述评》）

　　5．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 

　　学术界对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原因的研究，主要有四个视角：（1）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包括土改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统一财经、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公私经济地位及比例的变化，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快速完成，农村互助合作发展迅速，以及国防形势对工业化的迫切需要等；（2）理论认识，包括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一些特性，对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和制度设计，以及领导人的思想方法等；（3）工业化战略的选择，即将“一化”同“三改”联系起来考虑；（4）国际环境，即苏联答应提供援助。由于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有分歧。有人认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搞早了，脱离了当时的国情。但多数学者认为，提前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当时来说，是抓住了时机，是符合中国实际和历史发展需要的英明之举。在过渡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反映了当时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局限性，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是“受了民粹主义的影响”。“民粹主义”是指那种“可以从农业国家跳过资本主义（跳过工业化）直接到达社会主义”的思想，而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从未想过要“跳过工业化”。新近有学者运用具体的文献和史实进一步说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本身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所决定的。（参见赵士刚《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原因研究述评》；刘建国《关于建国后党的指导思想是否有民粹主义影响问题研究述评》）

　　6.关于建国初期的工业化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 

　　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链，凡赞成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的学者，大都也对建国初期的工业化道路选择和经济体制选择持肯定态度，反之亦然。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对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持否定态度，认为这种战略和体制是从马克思、从苏联照搬照抄过来的，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导致城乡二元结构和经济效益的低下。但多数学者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选择是落后农业国赶超先进工业国的必由之路。新近的研究，进一步将这一选择与苏联答应对华提供援助联系在一起，认为“如果没有苏联的实际援助，中国不可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也就不可能决定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而只能按照既定方针，继续走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的道路。” 同样道理，建立计划经济体制虽有主观认识上的原因和苏联的榜样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出于快速工业化的需要，是为了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里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观点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代价和计划经济体制在效率上的缺陷，只是强调，对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劣要历史地看，不能因为这一战略和体制在实行后期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弊端而抹杀其在新中国历史上的巨大贡献，也不能因为今天需要建设市场经济体制而否定以往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合理性。况且，中国从苏联引进计划经济体制时，比较重视自己的经验，注意结合中国的实际。因此，认为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就是从某种理论出发、完全照抄照搬别国模式的看法缺乏事实根据，是站不住脚的。此外，学者们对共和国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业化思想和实践探索，也有广泛、深入的研究。（参见石建国、武力《建国初期中国工业化道路及发展战略问题研究述评》；钟瑛《建国初期新中国选择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与评价研究述评》）

　　7．关于统购统销 

　　始于1953年并推行长达30余年的粮食等主要农作物的统购统销，是新中国经济史中最值得关注的事件之一。统购统销政策出台的原因与过程，是这一研究深入展开的逻辑起点。学者们在讨论中，大都提到1953年前后出现的粮食危机，认为这是导致政府推行统购统销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工业化战略的确立，则是造成粮食需求量迅速上升的重要原因。统购统销的推行与工业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关系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焦点。许多学者认为，统购统销不但是为了保障粮食和农产品供给，而且也是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重要渠道，并因此形成一种独特的农产品流通体制。也有学者对通过统购统销为工业化获取资金积累的说法提出疑问。他们通过测算，认为以往的研究夸大了国家对农业剩余的索取。统购统销在保障供给、支持建设方面的作用是明显的，学者们对此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但同时，他们也认为其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影响是突出的，不利于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抑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强化政府对生产的干预，加重了农民负担。还有学者指出，统购统销加速了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进程，对新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起了关键作用。（参见王丹莉《统购统销研究述评》）[SITESERVER_PAGE]

　　8.关于农业合作化 

　　自20世纪70年代末特别是80年代以来，伴随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当年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提出质疑，争论的焦点在如何看待小农经济的历史地位和土改后农村是否出现了“两极分化”。肯定合作化运动的一方大都赞同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阐发的观点；而否定的一方则认为，当年对农村“两极分化”的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对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和合作化的预期结果估计过高，而对小农经济的历史地位估计过低。这些基本价值判断的差别，导致了对农业合作化认识上的分歧，特别体现在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总体评价上。在对合作化运动的绩效评估上，肯定的一方认为，要将它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区别开来，应当看到它在时机上是适宜的，成就也是主要的；否定的一方则强调，它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之间有着内在联系，认为搞早了、搞错了。也有学者认为，农业合作化的效益初期是好的，速度加快后明显下降。对于运动后期出现的问题，多数学者认为主要表现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四过”上。其原因，有人强调在于工业发展速度与农业生产能力的矛盾，有人则将其与毛泽东对“小脚女人”的批判和当时的干部素质相联系，还有人将其归结为“中国共产党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所进行的自上而下引导”的结果。从总体上看，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多，方法多，观点亦多，有待学术界深入研究和进一步展开交流。（参见叶扬兵《1980年代以来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述评》）

　　9．关于建国初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造和批判运动 

　　关于建国初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造和批判运动，主要包括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此后几年陆续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以及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胡风文艺思想等的批判。学者们对这些运动的研究，既注意到建国初期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也注意到中共对知识分子认识的转变和政策调整的曲折性。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思想改造”问题，既非建国后才提出的，也不只是针对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目的是要将广大知识分子转化为新中国各项变革和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这也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在广大知识分子中肃清封建主义流毒和帝国主义奴化影响，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宣传和学习，是符合历史前进和社会发展要求的。但是，由于这些批判和改造以政治运动形式出现，所以存在混淆思想问题、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界限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现象，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深刻的。关于这些事件，近年也有不少亲历者的回忆文字问世。有学者提出，史学工作者在使用这些材料时，要警惕某些文字中所掺杂的个人恩怨。（参见孙丹《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述评》；刘建美《电影<武训传>批判运动研究述评》；刘仓《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研究述评》；张星星《胡风事件研究述评》等）。

　　10.关于反右派斗争 

　　反右派斗争是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它不仅打退了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也影响了中国数十万知识分子的命运，更深深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及其后来的政策变化，因而成为国史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在众多的讨论中，整风与反右的关系是争议较大的问题，焦点集中在毛泽东发动全党整风运动的初衷是否为了反右。有的人认为，整风就是为了反右，是一场“阴谋”。但多数人认为，整风与反右没有必然联系，整风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反右，其转为反右与进入鸣放阶段后的事态发展有关。那时，极少数右派分子乘机向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对这种进攻进行反击，以稳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必要的。但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关于扩大化的原因，综合起来有如下看法：对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研究；对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法制不健全，干部队伍素质较低；划分右派分子的明确具体标准下达不及时；把整风和“肃反”捆在了一起；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机制不健全，等等。（参见魏继昆、谈家水《反右派斗争研究述评》）

　　11.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学术界一般认为，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中共中央受国内外客观局势影响，为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找到一条“反修防修”的道路而发动的。“社教”运动中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位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之一。此外，有的学者还追根溯源，分析“社教”运动与50年代后半期一些地方开展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的关系，并将其与三年困难时期相联系，认为发动这一运动与毛泽东对造成困难原因的思考有关。多数人认为，“社教”运动对于解决农村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其消极作用更大一些：首先，严重扩大了打击面，特别在1964年下半年，许多基层干部和一部分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错误处理，造成了许多遗留问题；其次，把本来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东西当作错误加以批判，如包产到户、自留地、自负盈亏、集市贸易以及工业方面的一些规章制度等；再次，把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上纲为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尤其1965年初更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这场运动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尽管如此，提出全盘否定“社教”运动的人，目前还不多见。（参见李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研究述评》）

　　12.关于“文化大革命” 

　　几乎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这场运动的起源就成了人们热议的焦点。除有个别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现代性”和“民主化”的失败的尝试，或是一次“制度创新”以外，绝大多数学者都认同《历史决议》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判定。对“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活动，以及党内正确力量与他们的斗争，研究成果很多，已经达到了相当深入的程度。学者们对标志林彪集团覆灭的“九一三”事件及其后果有详尽的论述，特别注意到了这一事件对于广大干部群众从“文化大革命”中觉醒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认为它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转折。对粉碎“四人帮”过程和意义的研究，虽然在个别史实的陈述上略有出入，但观点大体一致，争议主要集中在对于参与这一事件的历史人物的作用评价上。还有学者强调，要将“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区分开来。比如，那个时期的国民经济尽管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尤其在“文化大革命”的前三年），损失巨大，但由于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党内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力量对错误的抵制与纠正，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困难条件下的艰苦努力，使经济建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三五”、“四五”计划基本完成。对国民经济“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的提法，应作进一步的研究，拿出可靠的经济数据作支撑。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凡属上层决策方面的研究，大都缺少突破，背景还不很清楚；但对一些具体事件，如红卫兵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等的研究，成果却比较多。虽然不少论著已经开始对广大干部群众抵制与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斗争，如“四五”运动等给予了较多关注，认为它是中共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重要基础，但对于整个十年中一些带有群众性的活动和思潮，如“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知识青年地下读书活动和新思潮，畸形政治状况下的群众美术、音乐、诗歌、服饰、流行语言等的研究，仍显薄弱。（参见吴超《“文化大革命”起源研究述评》；陈东林《“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状况研究述评》；叶晖南《林彪反革命集团研究综述》；江燕《粉碎“四人帮”问题研究述评》）

　　　13.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学术界对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给予了高度关注，一致认为这场讨论是当代中国历史的一大转折，它使人们的思想从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禁锢下解放出来，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促进了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对当今社会有着重大影响；并肯定了在这场大讨论中，一些党的卓越的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做出的重大贡献。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同看法：（1）关于这场讨论发生的原因，有人认为是由于当时中央领导人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有人认为是出于拨乱反正的需要，有人认为是思想启蒙的历史使命使然，有人认为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2）关于发动这场大讨论的起始时间和标志性事件，有人认为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之争，有人认为发端于1977年2月，有人认为是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标准只有一个》，也有人认为是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多数意见认为是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的公开发表。（３）关于这场大讨论结束的时间，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十一届三中召开和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历史决议》等几种说法。（4）关于这场大讨论的实质，多数论者赞成邓小平的提法，即这场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但也有人认为它是一次政治运动，是与“两个凡是”斗争的延伸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此外，学者们的研究还涉及这场大讨论的分期，大讨论与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关系，以及大讨论的参加者、发动者、组织者、领导者等。（参见莫志斌、唐去非《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研究述评》）

　　　14.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近三十年来，对这一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重要会议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在1988年和199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和20周年之际，中央和地方都有纪念活动和规模不等的学术研讨活动，催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问世。关于三中全会的地位和作用，包括对邓小平和陈云等党的领导人为此而做出的卓越贡献，大家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从学者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有高度评价。学术界普遍认为，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实际上为三中全会定了调，可以视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但对这一报告的起草过程和起草者，存在着不同的说法。此外，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还有不同看法。比如，有人认为三中全会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起点，有人则认为三中全会标志邓小平理论的初步确立。再如，尽管学术界普遍以三中全会作为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标志，但也有为数不少的学者认为，新时期的起点应当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三中全会前的两年并非“徘徊不前”的两年，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即始于此，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显示学术界对三中全会的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参见李正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