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新】中国当代史研究：不乏热点的年轻学科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至今的30年，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热度不减。因此，说当代史是一门显学，无论是相对于其他断代史而言还是相对于其他人文学科而言都不算过分。当然，在总体向上的趋势中，也不是没有起伏。上个世纪90年代呈现出一个高峰，数百种专著（包括通史类专著和专史或专题类专著）和不下于上万篇研究论文是这个时期出版的；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描述和结论是这个时期形成的；专门的研究机构和专业性学术刊物也是这个时期组建的。进入新世纪后的七八年则属于平稳发展时期。尽管如此，当代史仍属尚待成熟的年轻学科。

　　 一、关于学科定位和学科体系 

　　在一段时间里“当代中国史”用作学科称谓所使用的频律和被接受的程度更大，个中原因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版的《当代中国》丛书有关。近些年，“中国当代史”的提法有后来居上之势，这主要是出于与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相对应的考虑。其实，“当代中国史”和“中国当代史”在指向上是一致的，语义上也没有歧义。但是，一旦把中国当代史纳入中国通史系列，其学科定位问题就凸显出来了。根据唯物史观，划分历史分期的标准是社会形态。中国近代史肇始于1840年是因为中国社会由此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代史起自1919年五四运动是基于革命史的阶段划分，目的是区别新旧民主革命的历史。所以，严格意义的中国近代史起迄年代应为1840年至1949年，中国现代史就应该从1949年算起。这样一来，中国现代史就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起点的中国当代史重合了。朱佳木就此提出，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中国现代史、中国当代史（或广义上的国史）的起点是比较符合我国历史实际情况的。二者合并起来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也可以称中国当代史。

　　与学科定位相联系的是学科体系。讨论中国当代史的学科体系是从它与中共党史（社会主义时期）的区别开始的。当代史之不同于党史，就在于它比党史的体系更宽泛，内容更丰富，不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还包括社会、习俗、疆界乃至气候、灾害等等。但是这样认识问题并不等于解决问题了。因为，当代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整体性决定了每一个领域中都不是单线索的，是多元的。比如在经济当中还有计划、财政、金融、价格、劳动工资、对外贸易、基本建设、工商管理等门类；在文化当中，还有科技、教育、卫生、文学、艺术、新闻、出版、音乐、舞蹈、戏剧、电影、学术等门类。那么，是否当代史应该包罗万象，成为社会发展若干部类的总汇？显然不是。科学绝不是杂乱无章的事实的集合，而是有组织的知识体系。1991年中国史学会在西安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会上笔者曾就此有过一个阐述：在历史学家眼中，只有那些和我们当前的经验可以类比的东西，才能够成为历史认识。只有那些在对历史过程进行因果解释的基础上解释揭示规律的认识才有价值。一切维像的事件堆砌和过程图解，都是片段的历史知识和材料，未形成理论形态，当然也不能成为一种体系。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当时的表述，现在则没有其中的“有”字，直接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指导下的实践构成当代史的主线，围绕这条主线所铺陈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主次协调和有机统一才构成当代史的体系。这个认识至今仍未过时。

　　        二、关于热点问题研究的动向        如果说近代史研究是“热点”的缺位的话，那么当代史研究并不乏热点，诸如抗美援朝、七千人大会、林彪事件等都是既有成果又有读者的热点问题。因此，林林总总列出一堆热点问题意思不大，倒是在热点中寻些动向更具有象征意义。

　　一种情况是原本在认识上没有分歧，但在后来出现了反复。比如对于“文革”10年内乱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损失，使经济“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样的结论，在“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乃至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什么争论。邓小平、李先念都有过明确的论述。邓小平的原话就是“四人帮”的疯狂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曾培炎主编的《新中国经济50年（1949-1999）》认为“文革”造成的全国性的严重混乱把“国民经济有推到崩溃的边缘”；董辅仍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表述是“文革”“致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国民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但是近年，有些人不仅对这样的认识不加认同，反而视之为一种错误的观点。在2006年召开的一些会议上就呈现出了这样的态势。有的人甚至说，“濒临崩溃的边缘”的说法，在讨论第二个历史决议时，已被作为错误的观点予以否定了。但据笔者查对原始材料看，这个说法是子虚乌有。讨论决议时根本就没有出现过这个争论，道理很简单，刚刚走出“文革”阴影的人们，对于10年内乱是否给国民经济造成损失，损失是否严重，人民生活水平究竟如何和都是感同身受的，还用讨论吗？也只有在三四十年以后，才会有这种事过境迁的说法。然而，科学的认识总能经受时间的检验。前不久召开的中共十七大在对历史总结的结论是：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从而，认识又回到了起点。

　　三、关于研究新趋势        从纵向上看，研究的重点向下拉伸。1992年以后中国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的改革为什么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北京模式”能否为发展中国家所效仿？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从历史中去找寻。相当多的学者，包括海外学者都把目光投向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涉及的题目相当宽泛。谈到金融改革，自然就要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年的整顿金融秩序、1997年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谈到国企改革，对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制、股份制的利弊得失也要有一个深度梳理。为了应对国外的种种疑虑或责难，就要阐明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的道理，仅就现实而论显得苍白，必须结合历史才有说服力。2008年适逢改革开放30周年，会有一批新成果问世。

　　从横向上看，研究领域在进一步拓宽。比如，关于冷战史研究在中国是近些年逐渐发展起来的专门史研究。拥有一个精干的学术群体，出版了很多成果。其中的大部分课题都涉及到当代中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等重要事件。又比如，关于国家安全与发展研究。研究国家安全问题，已不仅仅是国际政治领域的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家关系的多边化、国际组织的多样化，安全问题日益超出其原有的内涵，向国家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扩展，甚至成为关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重大战略问题。几十年来，国家安全与国家发展问题始终是中国决策者关注的首要问题，只是当时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概括而已。这个问题纳入当代史范围的标志是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史系开始招收这个方向的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