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中原】胡乔木论研究、编撰中共党史的指导思想和方法

　　　　自１９５１年发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以后,胡乔木即以中共党史专家著称。１９８０年１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胡乔木任主任。到任不久,他就提出编写一部大型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任务。１９８２年４月离任以后,作为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仍然指导该室和全国的党史工作。可以说，从事和指导中共党史研究、编撰和宣传,是他毕生的事业,成为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所提出的研究、编撰中共党史的指导思想和方法，是留给党史学界的宝贵财富。

　　　　胡乔木认为党史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党的其他思想工作一样，是为着支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因此，不能把党史工作看成是平静的、书斋里的事业，它是在思想斗争最前线的一项战斗性的工作。[1]他注重党史工作的战斗性，又强调党史工作的科学性。他说：“党史工作的战斗性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我们依靠的是科学，依靠的是真理。这种战斗就是科学与反科学的战斗，是真理与谎言的战斗”。因此，“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党的各种根本问题”；[2]“必须加强对在国外论著中经常出现的许多比较重要的、有影响的错误观点和歪曲我们党的历史的言论，进行针锋相对的、有理有据的分析和批判。”[3]根据胡乔木的指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曾多次联合召开评析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状况的座谈会。每次座谈会，胡乔木都从头至尾参加。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杂志，也是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创办的。

　　　　胡乔木怀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从事党史工作。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党史不应当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党史工作要改革，而要改革就必须开放。只有开放的工作才能产生开放的党史。[4]为了改进和提高党史工作，把中共党史写成一部开放的党史，一部具有科学性的著作，他发表过许多重要的、指导性的意见。

　　　　一、研究党史，要注意四面八方。

　　　　胡乔木指出：“党的历史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是不能分开的。”“离开社会的发展，孤立地讲党史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方法的。”[5]他认为,注意四面八方，党史就必须写以下几个方面：

　　　　１、要写人民群众。党史要表现党是在人民中间奋斗的，党的斗争是反映群众要求的，是依靠群众取得胜利的。要让人们看了党史以后，真正感到党是把人民放在中心位置的，是尊重人民的；而不只是党自己在照镜子，左顾右盼。

　　　　２、要写朋友。党是依靠与党密切合作的人共同奋斗的，这些人，如宋庆龄、陈友仁，如鲁迅、邹韬奋，如杜重远、阎宝航等等，在党史中应当有他们的地位。我们党在困难时得到人家的帮助，作为胜利者来写历史时不能把人家忘了。不写他们，那是一种狭隘的宗派观念。那样的党史，人民是不会接受的。

　　　　３、要写地方与普通干部和党员。党史既要写党的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活动，也要写地方组织、党的优秀干部和广大党员群众的活动。不能因为领导的错误就把党的群众性斗争一笔抹煞。党史上的优秀干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斗争，都应该有生动形象的记录。胡乔木指出:“党史应该有新的材料，新的观点，新的态度。党史是人民构成的历史，跟人民斗争的历史分不开，我们要在人民斗争历史的背景下写党史。党中央和领导人要写，但是要避免分量太大。”[6]“党史不要只讲党中央这样正确,那样错误,还是应把人民的斗争、党的斗争,热气腾腾的局面反映出来。”[7]

　　　　４、要阐明党的每一步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结果。为了更有说服力地阐明这一最基本的历史经验，还必须将中国党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中国和苏联东欧国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进行比较研究。

　　　　这样注意了四面八方写出来的党史，才能不只是一线一面，而是立体的。[8]

　　　　二、要详细地占有材料，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胡乔木要求：“对党的历史的研究要进一步深入，精密化，更要重视详细地占有材料”。他说：“我们要继续做好党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只有充分地占有和利用一切可靠的资料，把这些资料甄别清楚，才能弄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和来龙去脉，才能写出有战斗力的历史论著。”[9]他强调：“由中共中央领导编写的党史应拿出权威性的材料。”“资料方面要有新东西”，“要拿出一些新材料，否则不可能超出过去的党史本子。”[10]“一定要多用一些新的事实，对于这种事实一定要有新的见解，对于事实的描述和分析要有新的认识，新的思想，并且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已经发表的材料和没有发表的材料都要用得比较充分。这样，表明党史是在掌握了充分材料的基础上写的。”[11]他还说：“现在美国、苏联、日本都有一些专门研究中共党史的研究会、研究所。如果我们的研究水平比不过他们，是无法向中央交代的。”[12]

　　　　在这方面，胡乔木采取了一些措施,做了不少具体工作。

　　　　胡乔木认为，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有计划有领导地开放党的历史档案。我们不能因为有少部分档案要保密就不扩大开放。只有开放档案，党史研究领域才能形成竞争的环境。[13]他对档案馆负责人说：“要破除陈腐的保密观念”，要把档案馆“由封闭型管理变为开放型管理”，不要老是“一把锁”，要开放档案为历史研究，为学术研究，为党的中心工作和各项工作服务。[14]

　　　　胡乔木指出，要系统地研究、整理、编辑出版、公布档案资料。多卷本《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内部本和公开本都是由党中央决定，在他支持下编辑出版的。[15]以后又续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新时期形成的文献系列集《三中全会以来》、《十二大以来》、《十三大以来》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以及大批地方革命历史文件选编等等，也是在他同意和支持下陆续编辑出版的。[16]在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纪念到来之前，他亲自主持编辑出版了《遵义会议文献》。为了选用张闻天有关遵义会议的论述，他不仅让张闻天选集传记组提供意见和文本，而且还从档案馆调阅了张闻天１９４３年所写的长达四五万字的延安整风笔记，亲自考量，从中节录了约一千二百字，加上《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的标题。为了写好《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段落，他和邓力群一起主持编辑了两部篇幅相当大的、关于“文革”十年间毛泽东言论和“文革”十年间重要文件的资料集。他还指导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研究人员住到中央档案馆长期查阅档案，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

　　　　胡乔木还指出：“为了写好党史，要多收集资料，收集国民党和外国人写的共产党的历史，看看他们怎样写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并说,《张治中回忆录》，托派王凡西写的《双山回忆录》，对我们写党史有用处。[17]

　　　　三、要搞清楚理论问题，通过党史表述这些理论。

　　　　胡乔木指出：“写一本党史涉及许多理论问题，不是系统地讲理论，而是通过党史表述这些理论。”[18]

　　　　胡乔木十分注重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他在拨乱反正之初的１９７７年１月３日，就在中宣部碰头会上讲话，提出《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对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式和作用的认识,对于“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解,对于党内斗争是否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是否都是路线斗争，这些流行的理论提出质疑，并鲜明地表示了否定的意见。这篇讲话不仅对全党全国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对于研究党史,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党史,也是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的。

　　　　在起草《历史决议》的过程中，胡乔木指出：“我们要写这个《决议》，理论问题要给予很大的注意”，“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把中国革命究竟走了一条什么道路，要怎样继续走下去，写出来。”“《决议》里要有一种现实的力量、理想的力量。”[19]胡乔木把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对毛泽东功过是非的评论，同理论问题的研究联系起来。他指出，毛泽东犯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原因之一，是出于对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权利的论述的误解和对于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论断的教条化。同时，他又指出：“毛主席的确打破了共产国际的专制、教条化倾向。”并进行具体分析说:“毛主席同第三国际的指导方针做了长期的斗争，这是非常著显的事实。今天讲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怎么结合？就是要研究中国的实际，从实际出发；就是要联系群众，从群众的最大利益出发。毛主席把这些发展成了一个观点、一个工作方法的系统，还可以加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确实在世界政治上显出中国革命的特点。”[20]

　　　　在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４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送审本讨论会上，胡乔木讲《党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理论问题》。指出：“写历史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写一本党史涉及许多理论问题，不是系统地讲理论，而是通过党史表述这些理论。”[21]

　　　　他提出了两个重大理论问题并进行了具体、深入的分析。

　　　　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涉及“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怎样看待“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要研究“中国为什么能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有哪些特色？究竟在哪些问题上结合了？”中国的封建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中国的农民战争，同欧洲有什么不同？中国农民的分化，中国的富农，同欧洲农民的分化、欧洲的富农有哪些不同？等等。胡乔木指出：“讲起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历史，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研究党史就会遇到这些复杂的问题”，“今后在我们的写作、研究中会碰到这些问题，如果没有一定的见解，就很难写好党史。”[22]

　　　　另一个问题是：革命与历史的关系。胡乔木指出：“历史太复杂，太丰富了，对于社会历史的研究，就得全面掌握、多方面研究，不能

　　　　仅仅从一个方面去研究。”在这个题目下面，党史要回答一系列问题。如：怎样认识有阶级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胡乔木认为：“应当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但是也不能说没有其他情况，不能说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以外，就没有历史了。”[23]胡乔木指出：“党史要答复这样的问题，要答复中国为什么要革命，为什么要成立党。如果不把这样的问题讲清楚，讲得没有说服力，青年人的思想就会糊里糊涂,甚至陷入混乱。党史写得好,就能答复革命史与整个历史的关系，就能说清楚整个历史为什么发展到以革命为中心。”[24]“历史是谁创造的？是少数先进分子创造的，还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胡乔木指出：有人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马克思恩格斯并没说过这句话。马克思说过，历史越到近代人民起的作用越大。马克思还说过,历史首先是生产的历史。但没有推论下去，说历史就是生产者决定的。事实上,很多历史的发展不是生产者起作用，不能简单地说生产者就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普列汉诺夫说：“历史上有相当长时间个人起很大作用”。当然,归根结底，历史是生产发展的条件决定的。这个问题应该答复，但很复杂。在我们的书里面，对这个问题要有正确的表述。[25]

　　　　四、要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认识、评论和解释党史上的问题，作出从历史到逻辑的总结。

　　　　胡乔木要求，《中国共产党历史》这本书，“我们要尽量写得客观、求实，不抱有任何偏见，按照历史原来的面目写出来。”[26]对于近年来国内外有关著作中多次涉及并有种种误传的重大问题，应当写清楚，不应当回避。对于像古田会议的背景、中央苏区肃清“ＡＢ团”、社会民主党和富田事变、百团大战、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１９４７年土改会议、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抗战前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等等这样一些有争议的、比较敏感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编写和审稿过程中，他都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有些问题还亲自动笔修改.他所作叙述和论断,鲜明、准确,得到党史界的赞同。[27]

　　　　在１９８０年起草《历史决议》的过程中谈到怎样写“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胡乔木指出：“对历史评论是一件事，解释是另一件事。如果不能答复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决议就等于不作。‘文化大革命’这种历史在世界历史是可以说是千年不遇的。如果连对这个问题都没有做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决议就没有价值。”[28]他在另一次谈话中，具体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曲折发展的过程和“文化大革命”这个错误为什么发生的原因，指出：“对‘文化大革命’要作出从历史到逻辑的总结。”[29]

　　　　胡乔木还强调，研究历史要保持客观的态度和广阔的视野，要写得公正、准确。他说：“历史是个复杂的整体”，“我们要有比较广阔的视野，用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分析历史。”[30]“历史发展是很复杂的，写一部历史不容易，写革命历史对革命及其周围事件作恰当的描写，要看很多材料，要有相当广泛的视野，各方面的情况都要看到。”[31]胡乔木又指出：“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如果不在研究的时候保持客观态度，就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这要与我们的感情发生矛盾。但是，愤怒出诗人，愤怒不出历史家。不可理解的事我们还是要去理解，否则我们就要像雨果那样，尽管在他写的书里充满了对拿破仑第三的仇恨，却并没有把历史解释清楚。把拿破仑第三的阴险、狡猾描写得淋漓尽致，也还是没有把‘雾月十八日事变’解释好，而马克思则不同，他还是作了多方面的分析。”[32]他提出：“要对历史负责，要把历史描述得很公正、很准确。”[33]

　　　　在１９８７年６月１２日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册修改意见时，胡乔木指出，对党史上发生的重要事件和重大问题，“要写得比较实在。”“把这些问题摊开，实事求是地加以总结，过去一直没有做到。这个工作，到整风时才开始。缺点是实事求是不够。过分强调某个人犯了错误，而对这个犯错误的人的功劳就不敢提了，甚至一笔抹煞，这样不好。”他希望“新修改的本子尽量避免这方面的缺点”。[34]在这次谈话中，他明确提出党史中应写张国焘，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他说：“‘八七’会议是个重要会议，要进一步弄清楚。郑超麟说他参加了。建党初期一些重要人物要搞清楚。不要回避张国焘。当时陈独秀有名无实，张国焘资格老，活动能力强，北方工人运动一直是他领导的，在党中央比较有发言权。后来他成立第二中央，为什么他能这样做，这与他在党内有资本，是老资格有关系。别人在当时的资格都不如他。现在党史中根本不提张国焘建党初期的活动，是不对的，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35]

　　　　对于怎样做到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胡乔木在同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谈《对编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京党史大事记的看法》[36]时发表了非常深刻的见解。他指出：“你们写大事记，不是把过去干的一切事包括干的蠢事都不加分析地记叙一遍，而是要对其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史实，用历史的眼光，给予科学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价。”“对于这些历史事实，现在我们既不能作任何修改，更不能把错误的东西看做正确的东西，如数家珍似地去一一罗列。”他认为：“必须用新的历史眼光，去分析回顾过去的历史。我们不允许按照现在的观点或需要去重新修饰、粉刷过去的历史。”但是，“尽管当时党的领导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但是广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为革命理想和人民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却是正义的，光荣的，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如果这个根本的事实没有得到实现，作为党史资料就很难达到教育读者的目的。” 他指出：“我们党在二三十年代领导群众进行的革命斗争，有盲动的一面，但决不能因此加以全盘否定。”“现在编辑这一段历史资料，不能一味表现那些‘左’的东西，而应该把正确的有意义的东西放在主要地位。”胡乔木列举了这一时期党领导群众进行的积极的革命斗争后指出：“没有这一段时期的工作，就不可能产生后来的‘一二九运动’。”因此，“党这一段的历史，光明面还是主要的”，“革命斗争的总方向是正确的。”对用大事记体裁编写党史的若干重要认识问题，胡乔木也发表了意见。他说：“有些大学教授（有的是秘密党员，有的与党有密切联系），他们的许多工作虽不一定都是在党组织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但当时确实是反映了党的奋斗方向和政治影响，仍然应该当做党的重要的史实。不能认为，只是北京市委所做的事情才算大事，才可以写。我想，凡是党组织团结群众反抗压迫和侵略而从事的活动，包括各个共产党员在群众中进行的一切对群众有益的进步活动，只要是在北平市委工作的范围内，或者与北平市党组织有关，而又有历史价值，就可以给予如实的记录和科学的评价。”胡乔木同时又指出：“对于这一时期的党内斗争，记述更要慎重”，绝大多数执行“左”倾路线错误的同志，“属于党内思想认识的问题，应该肯定他们为党做的有益工作和历史功绩。”

　　　　五、要写得脉络清楚，生动感人,有学术价值，又有阅读价值。

　　　　胡乔木常为一些党史著作不能摆脱陈旧的框架、写得沉闷乏味而苦恼。他很重视党史的表达方式，要求党史工作者要研究解决。他指出：我们写的书，应当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有较高的阅读价值。真正具有自己的鲜明的色彩，使人能够读下去。他说：党史著作要真正让人读得下去，还是要有思想、有见解。一些书读起来显得沉闷，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头绪不清，没有见解。党史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生动的，我们不能把丰富、生动的历史写得平淡无奇、枯燥乏味。他要求研究党的历史，不能从会议、文件出发，而是要从历史实际出发。首先要把握基本的历史事实，理清历史的脉络，用历史事实来说明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再展开必要的论证。他认为，一些党史著作的缺点在于抽象议论多，过于逻辑化；不是从生动丰富的历史实际出发，而是从会议、文件出发，有时简直成了文山会海。他主张，编写党史，要采取史论结合、夹叙夹议的方式，力求吸收新材料、新观点，展开科学的论证。在论证有关党史上的问题时，不仅要注意征引经典的历史观点；尤其要广泛收集党内外、国内外的有关资料，尽可能让历史事实本身来说话；同时还要注意利用外国人的、国内中间人士的乃至敌人方面的有助于说明问题的评论，让这些证人与我们一起来判断历史，来显示我们提供的见解乃是历史的公正的证言。[37]

　　　　胡乔木说：“我们党为什么得到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得到发展？在写党史的时候，不能用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这样抽象的原则来解释，否则就是把历史理想化、抽象化、理论化了。”他指出：“事实比理论丰富得多，复杂得多。对于革命家走上革命道路要多一些生动、具体的描写，不然历史就变得枯燥、单调，读起来没有味道。历史本来是充满革命斗争的激情、动人的画面的，而我们写的本子常常变成了灰色的、苍白的。”[38]

　　　　胡乔木要求党史要写人。他说：“党史、革命史不仅要写大人物，也要写小人物”；“党史应该有相当生动的情景，不但能说服人，而且能感动人，不但用正确的道理教育人，而且用高尚情操陶冶人”；“党史要有许多名言轶事，有人物描写。像司马迁的《史记》，将刘邦、项羽的形象描写得栩栩如生，使之流传下来”；对于党史人物的评价“要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来评价，否则许多问题不可理解”。[39]

　　　　胡乔木要求党史要叙事。他指出:“党史要多讲史实，因为历史就是由事实构成的。观点要通过叙述事实来表达。通过叙述事实，表达我们的看法、评价、分析”。[40]他要求：“直接叙述一些生动的史实，而不是通篇都是枯燥的论述”，“不仅逻辑关系要写清楚，而且要尽可能地有血有肉。”“应该从大量的史料中去选择、去剪裁。在书中有一些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直接镜头，让人看了以后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有一种历史再现的感觉”。他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人、可歌可泣的事，所以，我们也应该有可歌可泣的文。这样，书一打开，显得比较精彩，能够感动人。要使得历史上动人的事情，在书中也是动人的，不要变得平淡无奇、枯燥无味。”[41]

　　　　胡乔木要求写党史要有感情。他说：“写党史要表现我们的满腔热情，革命经验是革命先烈用大量鲜血换来的，不能用平淡无奇的笔法，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来写，要恰当地进行评论，笔端要常带感情。”[42]

　　　　胡乔木强调：党史要写清楚历史脉络。他说：“党史书要把党的历史一步一步如何演变的脉络写清楚。”[43]又说：“党的历史线索要搞清楚，这是修改书稿中最重要的。把历史脉络写清楚了，书就容易看下去”。[44]他强调：“对党史本身，主要是头绪要清楚，这一点是整个党史书稿的主干。”[45]怎样做到搞清脉络，写得夹叙夹议，有条有理呢？归纳胡乔木在不同场合的谈话,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写党史要有政治上的观察和把握.他在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修改意见时,结合“蒋介石是怎样变成反革命的”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具体的分析。[46]二是要先讲清政治形势,根据政治形势及其变动来分析历史、评述人物。三是要点出历史发展的关键。“在联接的地方，在转轨的地方，把脉络搞明白，把关键点清楚。”[47]他反复强调，要把握根本的思想线索，不能仅仅把一件事一件事凑起来，却看不出历史的脉络。“不要用会议的决议、文件来解释历史，要用历史本身来解释历史。”[48]要“从文山会海中走出来。”[49]要“用历史的条理，用应有的党的历史的观点，用已经得到的经验教训来写，把它贯穿到书稿里去。”[50]

　　　　胡乔木非常注重注释在书稿中的作用。他说：“注释可以成为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正文中不便说的，可以在注释中说，注释里可以提出一些见解。看了注释等于看到了索引。”“注释的情况实际上也反映了我们写作的水准。注释得好，说明我们对有关的事情有一种寻根究底的态度。否则，显得我们对一些事情怎么来怎么去的讲不清楚。”[51]

　　胡乔木不仅提出这些重要的、原则的意见，而且对一些重要的党史著作的编写提出具体意见,分析和阐述各个时期党的历史,还不断发表重要的党史论文（如：《关于遵义会议传达提纲成文时间的考证》、《略谈八年抗战的伟大意义》、《中国在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纪念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李大钊》、《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等）。在他领导下，建设了一支高素质的党史研究队伍，中央党史研究室先后编写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等党史著作。这些著作是致力于实践胡乔木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编撰的指导思想和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