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新】从方法论的角度谈“文化大革命”史研究

　　围绕“文革”研究，我想从方法论的角度谈三个问题。

　　第一点，“文革”结束后两个十年中对“文革”认识的思想轨迹。 

　　“文革”结束以后，出于政治的需要，提出彻底否定“文革”，主要是为了推动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等项工作，是要解决政治关系上和社会关系上那种紧张状态。这个阶段持续的时间并不太长。从最高领导到理论界都在对“文革”这一特殊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邓小平接见外宾时不断地讲，积极、尽管“文革”是一场内乱，但我们党的组织还在，军队还在，我们的事业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发展。

　　更有代表性的还是理论界。在“文革”结束20年前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和1996年的第一期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题目叫《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自身错误的认识与纠正》，主要是讲干部政策；另一篇题目叫《“文革”时期毛泽东经济思想探析》，分析了毛“文革”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这两篇文章是个人署名，但决不是个人的观点，它反映了当时指导国史多卷本写作的思想脉络。几乎是在同时，胡绳在指导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卷的写作过程中提出他的主张：要把“文革”和“文革”的十年分开看，“文革”本身的错误和“文革”这段历史中发生的事情不能划等号，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 “文革”十年和“文革”本身相区别是有历史依据的，因为前十年中的两种趋向，在“文革”中被延续了下来。

　　顺便说一句， 1997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了“改革的由来与起点”的研讨会，无论从会议的规模还是会议讨论的深度看都给人留下印象。

　　第二点，现阶段有一个对“文革”怎么研究的问题。 

　　现在处于“文革”结束后的第三个十年，“文革”研究怎么搞、怎么研究的问题再次提出来了。社会上“左”的右的观点都有，“左”的观点认为，对当前的腐败问题，分配不公问题，弱势群体矛盾等，只要再搞一次“文革”就全解决了。右的观点则从“文革”引出官僚体制问题，人民的民主权利问题，最后是根本否定党的领导。出现这些问题，就在于对“文革”缺乏科学的分析。如果某些学者一味的宣传“文革”中的经济成就，那就势必会动摇改革的坚定性。因为人们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经济在发展，又没有干部腐败，社会治安又相对比较好，那又何必搞改革呢？同样，如果只从争权夺利的角度去看大是大非问题，自然也会使党的正确性大打折扣。对此，学术界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值得深思。从知识分子对社会的作用来说，学术界应该给社会一个好的导向，使整个社会群体能正确认识“文革”。如果我们真正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历史观看“文革”，从更高的层次来说明问题，人类社会靠什么作为发展动力？解决人类社会矛盾的方法应该是什么？“文革”的研究首先要确定哪一种是正确的方向？如果研究方向确定不好，老是动摇在肯定、否定的判断上，那么研究就就难有突破。学者要有历史责任感，要对社会公众负责，研究要经得住时间的检验，不能赶时髦，更不能搞学术投机。这个意义上讲，召开这个座谈会是相当不容易的，有一定的理论勇气。

　　第三点，与 “文革” 本身相区别事例举要。 

　　“文革”中的一些事情可以在“文革”前找到线索和踪迹，比如大寨精神，它的产生是有一个社会环境需求的，美国经济封锁，苏联撤走专家，除了自力更生没有别的办法，而且在土地资源缺少，人力资源丰富的情况下，依靠人力肩挑手提，创出一条农业稳产高产的路子，也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还有一条是大寨干部都是在带头干。毛泽东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是怎样避免干部的官僚主义，办法就是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大寨领导群体常年坚持在生产第一线，这是作为一种时代的精神被推广的，这和“文革”没有关系。比如医疗，面向工农、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等四项原则在建国后不久就提出来了，不是“文革”的独创。再比如教育方针，新中国的教育方针包括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等在“文革”前就已经形成了，也不属于“文革”。把这些混在“文革”中当然就显得不好评价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有些正确的东西，在 “文革”当中被推向极致，有些甚至走了形，这又需要作些区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