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用科学发展观研究国史的几个问题——以建国头30年的历史研究为例

【摘要】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我们准确把握、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分析框架。在用科学发展观研究国史时，出现了值得注意的三种动向；区别一般性和特殊性，有助于国史研究走出绝对普遍主义和绝对特殊主义的偏执；分清时代特点和制度属性有助于认识国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两种倾向：一种是超阶段论，另一种是把西方发展模式当作一般标准；科学发展的实现与民族发展是紧密相关的，否定了民族发展就等于否定了科学发展观；建立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要注意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点。建国头30年的发展在主要的、决定性的方面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方向和要求的。如果没有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建设道路上的正确选择的继承和借鉴，不可能全面地、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国史研究

中共中央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但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和更高的要求，而且为我们准确把握、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国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拟就建国头30年的历史研究为例，探讨用科学发展观研究国史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以期抛砖引玉，对国史研究有所裨益。

用科学发展观研究国史的三种动向

科学发展观提出后，在运用科学发展观研究国史时，有三种动向值得注意：

第一种动向是，有的同志认为，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提出的，前人既没有这种认识，也缺乏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条件。因此，他们认为，用这个理论评价国史，是对前人的一种苛求，应该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当前和以后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不适合评价以前的历史发展。

这种观点注意到了科学发展观的时代特点和历史条件，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的。但是，正像马克思主义虽然创建于19世纪，却能指导研究和评价自从有人类以来的一切历史一样，科学发展观正因为站在时代的高度，是在正确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对我们党在发展问题上的正确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具有指导国史研究的资格；另一方面，这些同志的担心也是不必要的。任何事物的历史发展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只要这个事物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新事物，其在主要的、决定性的方面就一定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这些同志的担心，说到底，还是没有认识到，建国头30年的发展在主要的、决定性的方面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方向和要求的。如果没有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建设道路上的正确选择的继承和借鉴，今天人们不可能提出科学发展观，而且，我们也不可能全面地、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

第二种动向是，用科学发展观否定建国头30年的历史。有些人原来否定建国头30年的历史，主要是指责那个时期经济搞糟了，发展慢了。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努力，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证明了这种指责是毫无根据的，使得这些人在一段时间内失语了。科学发展观提出后，他们又抓住建国头30年建设中的一些失误与问题，认为那段时期的建设只注重物质资料增长，没有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只单纯追求数量扩张，没有坚持数量、质量、结构、效益兼顾；只追求经济增长，忽视可持续发展。因此，他们认为即使建国头30年建设的成绩很大，那也不是科学的发展。

这种指责看似很有道理，其实仍然是把科学发展观同我们以往的历史发展对立起来。此外，这种观点在研究历史问题时没有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社会发展规律，正像一切规律一样，既是一种客观要求，也是一种理想状态，是在不考虑外部压力和干扰的情况下一心一意谋发展，并且具备发展的一般生产力条件时的发展要求和形式。如果罔顾当时外有强敌环伺，内部一穷二白的实际情况，眼睛只盯着那些主要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缺点和错误，看不到当时的发展在本质上的正确性和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是每一个正直的、严肃的国史研究者所不能接受的。

第三种动向是，相当多的人在讲到科学发展观的时候，虽然也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特别是哲学角度进行分析和解读，但一旦涉及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实践渊源，就只剩下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关于科学发展的认识历程，至多提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发展观的认识和贡献。至于马克思主义中有关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的光辉思想以及建国头30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发展的思考和贡献则几乎没有人涉及。

例如，下面关于发展观的演化历程的表述很有代表性：

“现代的发展观始于20世纪40年代，是由政治学家们提出，由法兰克福学派形成的‘工业文明观’。因为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受战争影响，视军力为国力，继而又提出实力论，视GDP为发展的首要标志。因此，工业文明观简而言之是：‘发展=工业’，至多是‘发展=经济’。第二阶段的发展观是于1969~1973年由罗马俱乐部的未来学派提出的‘增长极限论’。他们批判经济中心，认为生态快到极限了，经济增长再过一百年也到极限了，于是提出了‘经济+自然=发展’的思想。紧接着，由欧美一些经济学家组成的‘新经济学研究会’又作了进一步的思考。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发表了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长篇报告，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作为发展观第三阶段的可持续发展观，简而言之是‘经济+自然+社会=发展’。20世纪80年代，多学科介入发展观的研究，于是产生了综合发展观。至90年代，综合成了‘经济+自然+社会+人=发展’。这是发展观的第四阶段。在第四阶段虽然加进了‘人’，但是还没有十分突出人。在作为第五阶段重要标志的1995年的哥本哈根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上，着重提出了‘以人为中心’，‘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全体人民’。这就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

上述五个阶段都是由外国提出来的。惟独今天的科学发展观是由中国提出的。用胡锦涛同志的话来说，‘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来的。”[①]

在这段论述中，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发展的思想，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关于新型工业化、走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也看不到。至于该文作者对胡锦涛的话的引用，则是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把简述当成了特指和强调。

实际上，虽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出现“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的提法，但正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从现代意义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的光辉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早期著作中就曾指出，必须同时研究社会和自然，提出“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②]这个深刻的论断提醒我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有自己的发展规律，人类劳动的目的，必须符合客观规律。恩格斯告诫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③]

马克思主义始终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人与人的关系即经济社会制度做统一的研究，在深入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后指出，由于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社会生产存在着自然物质变换不可持续的严重危机，必须用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其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取代，人类才能从社会、从自然界获得“双重解放”，人类才能成为自然界“自觉的主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和自然协调发展的问题。

关于科学发展观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人们发现，每个国家发展的模式是不一样的，人们对这些发展模式的评价也不同。那么，如何正确地评价这些发展模式呢？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承认发展具有科学性，即发展必须遵循和符合内在的客观规律。这是因为，要想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各项要求，就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相应地，在国史研究中评价某一历史时期是否科学发展的标准，不在于一时的增长状况如何，也不在于人们的主观感受如何，而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是否符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由于规律的客观性，符合规律的科学发展模式就带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特点，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的一般性。

另一方面，规律虽然是客观的，但由于每个国家的某些具体条件不同，客观的规律在这些不同的条件上发挥作用时，就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形成了某些具有不同国家特色的科学发展模式，这是科学发展观的特殊性。

列宁在强调“找到一种改造俄国经济制度的最正确、最经济的途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时指出：“一般说来，这种办法大家都是知道的。这就是向建立在机器工业基础上的大经济过渡，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由于开始建立社会主义时所处的条件不同，这种过渡的具体条件和形式必然是而且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地方差别、经济结构的特点、生活方式、居民的觉悟程度和实现这种或那种计划的尝试等等，都一定会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中反映出来。”[④]

科学发展观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区分，为国史研究走出绝对普遍主义和绝对特殊主义的偏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下面，以建国初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例，说明按照科学发展观一般性与特殊性的要求，必须注意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趋势与中国特色的结合，才能对其做出科学的历史评价。

建国后，要把中国从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步建设成工业国的发展道路，在党内是统一的，但从何起步，则无论党内党外都有不同意见。就当时已有的历史经验来看，主要有两种工业化模式：以英国为典型代表的从轻工业到重工业的发展道路，一般花了50年到100年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以苏联为典型代表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的发展道路，只用了十几年就实现了工业化。

那么，中国的发展究竟要走哪一条道路呢？哪一条才是科学的发展道路呢？

实际上，工业发展的规律存在着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因此，从逻辑上讲，即从规律的角度讲，重工业优先发展是符合发展的一般规律的。但是在历史上，正像商业资本反过来出现于产业资本前面一样，轻工业先发展的道路却表现为工业发展的一般形式。

应该注意到，以英国为典型代表的轻工业优先发展道路是有其前提条件的：第一，从历史的发展过程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是从工厂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的，当时棉纺织工业的机器材料有一些甚至是木制的，靠水车提供动力。技术的时代特点决定了当时的工业化只能从轻工业开始。重工业是作为满足轻工业的生产条件的需要而出现的，自然在时间上晚于轻工业的发展；第二，当时的资本主义工业资本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积累阶段，或者说，正处于为重工业进行原始积累的阶段，规模比较小，而且其注重眼前利益的价值取向，使它还暂时无暇顾及投资多、投资周期长的基础产业（尤其是重工业）；第三，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资本和政府的控制力还很弱小，因此政府不能大规模地调动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基础建设；第四，由于处于资本主义的初期，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的作用还不明显。轻工业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人们对其前景和发展的规律都所知甚少，还没有达到深刻了解重工业的发展对轻工业的巨大促进作用的认识水平。

因此，当这些历史条件不复存在以后，轻工业优先发展就不再是必须遵循的发展模式，许多后起的现代化国家的成功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德国、日本，在一定意义上还有美国，特别是社会主义的苏联，都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深刻了解了重工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后，利用发展了的生产力条件和其他社会条件，通过政府的力量引导投资，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其成果得到了世界的公认。相反，“二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仍然采用了轻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结果不但没有实现强国富民的梦想，而且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

事实充分证明，建国头30年采取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从根本上讲是符合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的要求的，而且也反驳了那种不进行认真的历史研究，指责中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是机械照搬苏联经验的言论和观点。

毛泽东在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后，还提出了全面发展同重点发展、重工业发展同轻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的问题，注意改正了苏联工业化的一些缺点和错误。

毛泽东指出：“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⑤]“我们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公式具体化：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每一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例如，中央和地方，以中央为主导；工业与农业，以工业为主导。”[⑥]

当然，我国在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时，也付出了一些代价，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农业和农民问题，不但是现在而且在当时就有人指责这是违反以人为本的。但是，毛泽东的下列论述是极为深刻和给人启迪的：

“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有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

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⑦]

新出版的《毛泽东传》对这段话有一个公允的评价：“毛泽东在这里阐述了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当前利益必须服从于长远利益，强调当前利益而妨碍长远利益是错误的。从根本上说来，人民的长远利益是人民的最高利益。毛泽东这段论述，有利于人们对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的方针的认识。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原则无疑是正确的。”[⑧]在用科学发展观研究建国头30年的历史发展时，要特别注意这一时期的特殊性。

十月革命前夜，列宁就强调过，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俄国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革命所已经做到的，是俄国按其政治制度来说，在几个月以内就赶上先进国家了。可是这还不够。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斩钉截铁地提出问题：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毛泽东对列宁的这段话非常赞成，他说：“我们现在就是要这样干”[⑨]

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在一个百多年内几乎被每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侵略过的国家里，在一个百多年内签订几十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的国家里，在一个百多年内被别人侵占、夺走几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国家里，在一个百多年内被别人掠夺走几亿两白银和无数资源的国家里，在一个发明了火药却连火柴都叫做“洋火”的国家里，在一个被人践踏了百多年才刚刚站起来的国家里，在一个刚刚独立就外有强敌环伺，内有领土、民族隐患的国家里，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现实的历史条件同科学发展观所需的前提条件并不相同甚至在很多方面恰恰相反，历史要求，在外有压力和干扰，内部不具备发展的一般生产力条件的情况下进行超常规的发展。

既要超常规的发展，历史又不提供必要的条件，怎么办？是束手待毙？或者跪地乞求？还是鼓足干劲、多快好省？这是一个再明白不过的问题。中国人民已经用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至于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缺点和失误，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即使有再正确的发展观也是难免的，很多缺点和失误都是在“最优”结果达不到的情况下现实选择“次优”的结果。在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是否认识到科学发展观的问题、要不要科学发展的问题，而是历史条件允不允许我们在一些具体实践上科学发展的问题。因此，要科学地评价那一时期的发展，需要我们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透过纷繁复杂的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主要的、决定性的方面，来评价某一段历史发展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

陈东林在分析“文革时期”经济建设中出现的缺点和失误时认为：一、这是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预付的代价。“文革时期”经济建设投资积累率高、消费率低，重工业投资大、农业轻工业投资少，生产性项目多、生活性项目少，投资效益低、见效慢，实际上是实现工业化目标中进行基础建设阶段的特点，有相当于一部分属于为以后发展预付的代价，和单纯的损失是不同的。二、这是在特殊国际环境下保证自身安全必需付出的代价。60年代，中国周边形势十分严峻。在这样的形势下，进行三线建设，加强国防建设是必须的，决不能用大规模战争至今没有爆发来判断当时的战备是否有必要，更不能用通常情况下的价值准则来判断三线建设和发展国防建设是否“合算”。有些人批评当时只发展核武器，不发展核电站，这是脱离历史条件的不负责任的指责。事实上，正是当年的这些建设，为我国以后的和平发展赢得了保证，正如江泽民同志最近所指出：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当年在非常困难条件下搞成的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三、这是调整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所付出的代价。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原有的工业企业和交通设施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的工业和交通基础十分薄弱。这是国家经济建设中迟早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同志和中央领导人下决心进行三线建设的重要原因。此外还应该特别关注这样的见解：三线工业建设即使从经济学观点，也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为预防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而设置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不妨把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三线建设带来的因资源配置不经济而产生的效率与效益损失，计入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社会成本中。这部分成本属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支出成本，是一种必要的扣除。从经济发展的后续性看，落后地区开发一旦进入收获期，原来的投入将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里得到补偿。在这一点上，三线建设中的部分效率、效益损失是暂时性的，同纯粹为预防灾害而垫付的那一部分成本又是不同的，同纯粹的军费开支也是不同的（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⑩]

这四条意见很有启发性，不但适用于“文革时期”经济建设出现的问题，也适用于建国头30年其他时期的同样问题。

科学发展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制度属性

科学发展观是一个社会科学规律，因此，它同其他社会科学规律一样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按照客观规律发展，而这些客观规律要发挥作用，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由于每个时代的生产力条件不同，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也不同，在每个时代起作用的客观规律就不一样。因此，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虽然是共同的、一般的，但这些要求的历史内容却不一致，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时代特点。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从表面上看是纯粹技术经济的要求，但是，达到这些要求的人类劳动从来都不是单个的、孤立地进行的，总是在人与人结成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下进行的，总是在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下进行的。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主要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着社会形式的性质。因此，离开特定的社会形式，科学发展观既不能单独存在，也不能变成现实，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属性。

科学发展观的时代特点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直接地用科学发展观的一般形式评价历史事件。只要一种发展模式适合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并总的来说符合了当时人们对发展的科学认识水平，就应该加以积极的肯定；同时，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属性提醒我们，不同的发展模式是有先进与落后之分的。先进的发展模式是合乎历史前进方向的、具有远大前途，与此相反，落后的发展模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丧失其存在的必然性，日趋灭亡。还要注意到这样的情况，由于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出现和发展，总是要经历一个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过程，因此，处于初级阶段的先进的发展模式，往往比较弱小、比较粗糙，总是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而旧的发展模式则往往比较强大，显得比较合乎“常规”。而且，在现实的社会发展中，由于新旧事物的利害冲突、旧事物对新事物的抵抗以及符合新事物发展的内在要求的因素不完全具备，新的发展模式在效率方面一时还难于同旧的发展模式分出高下。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属性决定了，只有那种先进的发展模式才是从长远来讲、从根本上符合以人为本的、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的。

大体说来，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和共产主义制五种生产方式和与之相应的五种社会制度代表了科学发展观的五种时代特点和科学发展观的五种制度属性。

分清科学发展观的时代特点和制度属性有助于认识国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两种倾向：一种是超阶段论，主要表现是在生产关系、所有制结构和生产方式上要求越先进越好；另一种是把西方发展模式当作一般标准，对不符合西方发展模式的发展形式横加指责，极力贬低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伟大成就。

有人认为，现在我们用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建国头30年实行的计划经济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生产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不能简单地说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制约下，由国家宏观政策加以调控的市场经济。江泽民在1992年6月9日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说：“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11]现在，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全面、协调和统筹的要求。那么，怎么统筹，怎么才能做到全面，用什么方式去协调，就是计划。

在世界发展史上，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度成为当时条件下最先进和最科学的发展模式。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越来越显露出来。这个基本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以及个别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任何社会形态为了自己的存在和发展，都要求国民经济各个部门间的劳动分配和生产资料的分配有一定的比例。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发展中的必要比例，是通过经常的波动、比例失调和反映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自发地达到的。

资本主义的现代市场经济包含了对历史上通行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自由放任经济的扬弃。1929～1933年震惊西方社会的经济“大萧条”，为变革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1933年美国开始实施的罗斯福“新政”，对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了一次至关重要的冲击。“新政”的核心问题就是修改传统经济运行中完全自由竞争、启动调节和自由放任的原则，实行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的适度的调节与控制，其中不排除运用一定程度的经济计划手段。193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梅·凯恩斯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则对变革传统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了理论上的重要论证，实现了西方经济学所谓的“凯恩斯革命”。在凯恩斯看来，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并不具有保持经济运行顺畅进行的全部机能。要消除经济运行中的弊端，必须相应地采取宏观经济干预政策，实行政府对消费和投资的直接干预。

“二战”后，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国民经济计划化方面的经验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意和兴趣。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总结了上述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开始鼓吹“有计划的资本主义”。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日本等国在市场经济基础上普遍推行了国家计划指导，利用财政、货币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带来的矛盾，实现了一定的经济运行目标。这是资本主义在利用市场经济配置资源优势的同时，发挥计划指导作用的成功经验。

当代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调节在经济运行的暂时的、局部的目标是能达到的，但由于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性质，其宏观调控的力度、广度、有效度以及最终目的实现是有限的。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干预是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为基准，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依归。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干预则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所支配，为垄断资本集团的利润最大化服务。在干预的方式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对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来说，国家的干预有两重性，既有行政管理，又有类似于现代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所属企业的干预。因此，这种干预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能够真正达到协调的目的和作用。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在国民经济中居统治地位的是私有制垄断企业，政府的干预只有一重性，即不能超出行政管理的范围，只有对少数国有企业，才可进行两重性的干预。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法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进行了国家干预，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化的企业和部门的内部竞争虽然受到限制，但随之而来的是各垄断组织之间、垄断化的企业和部门同尚未垄断化的企业和部门之间的竞争急剧尖锐化。资本主义国家想实行国民经济计划化和消除生产过剩危机的一切企图必然遭到破产。

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12]“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13]根据这个理论，列宁第一次提出了计划经济的概念：未来的“这种制度将实行计划经济”。[14]

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资本主义社会采用了国家干预、计划调节的事实都说明：“这种可能性（指实行有计划的调节——笔者注）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但它确实是出现了。”[15]

    和西方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讲辩证法的，它不承认市场是一个永恒的范畴，而是在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特别强调指出：“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16]

应该说，中国和苏联在过去的计划工作中有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缺点和错误。对这些缺点和错误要有分析。计划作为适合现代生产力发展方向的形式是新兴事物的萌芽，当然要比资本主义经过了几百年的精雕细刻、并且作为人们的日常经验、习惯和意识存在的市场粗糙一点、笨拙一点。但是苏联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证明，这双无产阶级的经济童鞋里面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因此，对计划经济的一个重要态度，就是关心、爱护、支持它，多进行缜密的研究和试验，极其认真地并且善于总结经验，积极地创造条件使它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又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于我们有利的方面，限制以至消除对我们不利的方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全面地、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

毛泽东认真总结了中国和苏联在计划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注意到了其中不全面、不协调的地方。他说：“他们（指苏联——笔者注）的计划反映客观规律的要求，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如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农业问题，未完全反映，他就吃了这个亏。”“重工业内部的关系，他们说钢是基础，机器是心脏，煤是粮食，把这些平列起来，没有找到矛盾的主要方面。”[17]

毛泽东认为，不能把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归结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法则的头上。毛泽东指出：“斯大林这段话说得很好。他说：‘不能把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经济法则混为一谈’；又说：‘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运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18]

毛泽东还特别反对那种把计划规定的过死的观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制定计划只是计划工作的开始。列宁把俄国电气化计划称为党的第二纲领时强调说：‘这个纲领在每个工厂里，每个乡镇中天天都会改进、修改、完善和变更。’任何计划都要根据群众的经验，估计到计划执行的进程加以改变，使它完善，使它更加确切，因为任何计划都不能预见到潜藏在社会主义制度深处的一切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只有在工作过程中才能发现。”毛泽东非常赞同，批注道：“对，好，讲到了问题。”[19]毛泽东指出：“恩格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这是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教科书说‘自发性和自流性是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不相容的’，可以这样说。但是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实际工作告诉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20]他举例说：“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例如，经济发展了，到处感到技术人员不够，干部太少，于是就出现干部的需要和干部的分配的矛盾，这就促进我们多办学校，多培养干部，来解决这个矛盾。在计划工作上，什么账都不算，一切听其自然，或者四平八稳，要求丝毫漏洞也没有，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对的，其结果都要破坏比例。”[21]

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创造性地提出了统筹、协调发展的思想。认真对比和研究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关系”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我们就会发现，毛泽东在《十大关系》中的许多辩证思想对于我们深刻地理解和贯彻五大统筹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例如，《十大关系》中重工业和农业的关系，讲的就是统筹城乡发展。毛泽东指出：“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22]农业的投资多了，农民、农村、农业都会发展，城乡差距就会缩小。《十大关系》中的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讲的就是统筹区域发展。毛泽东指出，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只有30%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23]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当年三线建设改善了内地的工业、交通和科技状况，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要提高中西部的经济水平，将面临更加艰巨的任务。所以江泽民同志1991年4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南物理研究院等当年三线重点工程时说，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做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十大关系》中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讲的就是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24]此外，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在《十大关系》中虽然没有直接讲到，但是，像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是非关系这些光辉的思想，一方面教会了我们辩证地看待问题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教会我们实事求是的进行统筹、协调、平衡的观点和具体做法。可以说，要理解、贯彻五大统筹的思想，就必须要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十大关系》。

关于价值规律，毛泽东认为由于商品生产还存在，价值规律还起作用。1953年，毛泽东在中共山西省委的一份报告上批示：“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25]毛泽东同时又说，“这种商品生产，不是为价值规律所调节、所指挥。例如，粮、棉、油、猪等主要农产品的生产，难道能说不是由计划来调节而是由价值规律来调节吗?至于钢铁等重工业产品的生产，则是完全由国家计划来进行安排的，即使一个时候赔钱，也要进行建设。这种赔钱，一方面是因为没有经验，要花学费进行学习；另一方面就是为了实现工业化，从长远利益看，一个时候赔钱也是值得的。”[26]“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一九五九年冬，全国参加搞水利的人有七千七百多万。我们要继续搞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使我们的水利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从一年、二年或者三年来看，花这么多的劳动，粮食单位产品的价值当然很高，单用价值规律来衡量，好像是不合算的。但是，从长远来看，粮食可以增加得更多更快，农业生产可以稳定增产。那么，每个单位产品的价值也就更便宜，人民对粮食的需要也就更能够得到满足。[27]

这两段话看上去是截然矛盾的，似乎说明毛泽东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上的认识是混乱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毛泽东强调价值规律，针对的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商品经济落后，人们往往不懂价值规律，甚至还有人从“左”的方面企图全面超越商品经济阶段；毛泽东反对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针对的是一些人迷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忘记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同资本主义的不同，只会算经济账，不会算政治账，只会算生活资料账，不会算生产资料账，只有利润眼光，没有战略眼光。这跟前面毛泽东所说的“大仁政”、“小仁政”的关系是一样的。实际上毛泽东是在积极探索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和范围问题，也是在探索究竟按照什么规律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协调和统筹的问题。可惜的是，还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笔宝贵遗产。

科学发展观与民族发展观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提出后，有些人大谈特谈“怎么发展”的问题，却有意无意地回避、否定“为什么发展”的问题。

所谓“怎么发展”的问题，主要是指通过执政党的相关政策、方针、战略，自觉地体现客观规律的要求，反映了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水平。而 “为什么发展”的问题，主要是指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任务，集中体现了执政党的建党宗旨。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因此，“为什么发展”的问题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问题。只有“为什么发展”的问题解决了，才有可能解决“怎么发展”的问题。只有“为什么发展”的问题提的科学，才能科学解决“怎么发展”的问题。

“为什么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在什么范围内评价科学发展观。近代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和世界市场日益在经济上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全球化”的呼声方兴未艾。在中国的“全球化”讨论中，有人仅仅抓住全球性一个层面，声称全球化是一种客观发展规律，认为“民族经济”的提法过时了。而实际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鼓吹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不仅在政治上的民族利己主义、民族霸权主义、种族分裂主义、种族排外主义、资本帝国主义的霸权政策、新干涉主义的战争行动日益升级，在经济上也加强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为了自己民族的利益，通过种种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手段对其他民族的发展进行干涉，把落后国家变成自己的资源基地和置于依附地位。小国、弱国和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可能去干涉比它强大的国家的经济事务，甚至对于后者的非法干涉都无法抗拒。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长期遭受外国统治、丧失主权的悲惨历史，深深懂得民族利益与主权独立的弥足珍贵。因此，科学发展观得以实现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一个民族享有不受任何外族影响，独立自主地处理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权利。

人们往往从人与自然这个狭义的角度谈可持续发展，实际上，从广义上，可持续发展还包括人的内部关系上的可持续性，如果连生存权都保证不了，还谈得上什么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可见，科学发展的实现与民族发展是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科学发展观在阶级社会中，从来都是民族的生存观和发展观，否定了民族发展就等于否定了科学发展观。那种不尊重国家民族利益，主张在发展问题上也应该全球化、“一体化”的观点在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些西方国家想把发展中国家置于自己的影响和控制之下的政策，这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发展是极其有害的。

建国之初，除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外，是否要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是一个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回答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事关中国经济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苏联当时认为，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社会主义的分工可以使各个国家彼此取长补短，节约财力和人力，消除国民经济中个别部门的不必要的平行发展，加快各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每个国家都可以集中自己的人力财力来发展在本国有最有利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有生产经验和干部的部门。而且个别国家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这样就可以在工业中达到合理的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在粮食和原料生产上达到最适当的分工。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据理力争，坚持要独立自主，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怎么能说有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28]“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29]“他们（指苏联——笔者注）和东欧的一些国家都曾经要我们不搞完整的工业体系。像捷克、日本这些国家，铁矿等资源靠外国，还发展了钢铁工业，我们资源多，怎么能不搞呢?”[30]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坚持要独立自主，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因为认识到，即使同是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社会主义阵营，还没有摆脱根本矛盾和利害冲突，在事实上存在经济扩张、不等价交换、竞争、强国剥削和奴役弱国等现象，还没有做到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多方面的合作，以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互助为基础。[31]因此，毛泽东赞成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的发展，以它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完全独立和自主为特点。[32]

坚持要独立自主，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不是不要对外开放。毛泽东在会见苏丹政府友好代表团团长马哈古卜时指出：“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农业。不要依靠外国。可以进口外国技术，利用外国的技术人员帮助你们训练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但是要自己搞。如果没有这个决心，帝国主义还是要整你们的。”[33]

总之，建国头30年，我们实行的是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34]

在民族发展的问题上，建国头30年还有一件事值得大书特书。新中国建立30年，从一个科学技术极其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各个领域、门类齐全配套、具有一定攻坚能力、其中有些领域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国家。当时，国内外公认，我国科学技术的整体水平比世界先进水平仅落后10至20年。也就是说，新中国仅用了30年时间就走过西方国家100到300来年的科技发展道路。（见表1）

邓小平在1988年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35]

毋庸讳言，为了实现这样的发展，就必须把科技人员和资金从民用领域抽调出来，对GDP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一定的影响。但这样的选择，对我们的民族生存和科学发展却至关重要。在这样的问题上，中华民族是有过惨痛的教训的。

表1 中国与其他强国重要科技成就时间比较

美国

前苏联

英  国

法  国

日  本

中  国

反应堆

1942

1946

1947

1948

��

1956

原子弹

1945

1949

1952

1960

��

1964

氢  弹

1952

1953

1957

1968

��

1967

卫  星

1958

1957

��

1965

1970

1970

喷气机

1942

1945

1941

1946

��

1958

M2飞机

1957

1957

1958

1959

��

1965

试制计算机

1946

1953

1949

��

1957

1958

计算机（商品）

1951

1958

1952

��

1959

1966

半导体原件

1952

1956

1953

��

1954

1960

集成电路

1958

1968

1957

��

1960

1969

资料来源：1995年1月7日上海《文汇报》

  1820年清王朝GDP是日本的10.97倍，是整个欧洲的1.22倍，1870年清王朝GDP是日本的7.48倍，1890年清王朝的GNP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GNP增长率在1700～1820年一直高于欧洲和日本。（见表2）在1820年，中国的GDP不仅总量高，而且“按照世界标准，它的人均收入水平仍然是令人钦佩的。”[36]但就是拥有如此高的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清王朝却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1895年又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中国因此失去了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

表2 一些国家和地区在世界GDP中所占的份额（%）

资料来源：安格森·麦迪森著，楚序平、吴湘松译《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57～58页。

为什么我们在不仅GDP总量高而且人均水平也高的情况下落得如此的结果？除了清朝统治阶级的腐败和卖国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在近代工业化中落后了，尤其是重工业落后了。毛泽东在1954年讲到当时的工业状况时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37]

除了国家安全外，这个例子还说明这样一个道理：要想保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跟上体现生产力的时代水平的科技发展。所谓生产力的时代水平，就是不仅仅看生产力的“量”的大小，而且要看生产力的“质”。如果一个国家都是“夕阳产业”，虽然在一段时间之内还能靠惯性和原有的优势保持GDP的快速增长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不能持久，迟早要被掌握了“朝阳产业”的国家和民族超过。而“朝阳产业”靠等是等不来的、靠买是买不来的、靠换是换不了的、靠求也是求不来的。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一切在高技术上的幻想最终都是要破灭的。

吴述尧在“世界现代化研究趋势”中指出，现在，全球经济系统将面临一次新的国际分工，在这次分工中，知识经济国家将进一步摆脱物质生产的拖累，而成为向全球提供知识、技术、智能和思想的“头脑”国家。而另一部分无法进入这一时代的国家，将成为利用知识、技术和智能思想进行物质生产的“驱体”国家。世界将被分割为“头脑”和“驱体”国家，或综合两种功能的国家，诸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样靠自然资源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也以媒体、金融和电子通讯等服务业令世界羡慕，他们强调指挥部（或头脑）的功能。诸如中国、俄罗斯和印度被认为是21世纪的“驱体”国家模式，都将成为世界生产的主要场所。[38]应该说，这是对建国头30年高科技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反证。

有人经常拿台湾和香港同中国大陆比较。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直言不讳地说：“台湾虽然经济繁荣，但是没有高科技的基础，没有受过精良训练的科技人才，这样的繁荣不能持久。”[39]有人嘲笑建国头30年能造出飞机和卫星，却造不出不漏水的抽水马桶。这种嘲笑是最廉价的。“台湾、香港能造出不漏水的抽水马桶，却造不出飞机，更不能使人造卫星上天。”[40]

这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自信、自立与骄傲所在。

科学发展观与体现其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

统计指标体系是国史研究中对社会发展进行量化评价的重要工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使用的统计指标体系的基础是西方的SNA框架（GDP指标是SNA框架中的一个主要的、标志性的指标）。社会、科技、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指标体系，也主要是借鉴和吸收西方的有关经验和研究成果建立的。应当说，以SNA为主要代表的这些指标比较系统地完整地描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全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共性要求，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但是，SNA框架本身存在不少缺陷，而且这些指标毕竟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土壤上产生的，不可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首先，单凭GDP的增长并不足以说明经济发展的有效程度，如果不结合资产存量的规模与结构及其变化，就会失去对增长成因的深入分析，也不利于我国在增长中财富的有效积累。其次，即使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体系协调地应用起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或避免某些缺陷，但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上看，以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还有更深层的缺陷：一是GDP只限于对经济中那些市场化、货币化了的部门进行评价，其他对社会非常有贡献的劳务却摒除在外。例如，家庭主妇或社会义工的贡献都不计算在内；二是GDP只能较充分地反映私人成本，对反映社会成本则远远不够；因无市场价格，像资源耗竭、生态退化带来的损失也往往不计入；三是一些决定经济变化的因素被忽略了，如没有定价的自然资本的流量和存量，以及没有发生交换的自然资源价值等；四是将环境的污染、社会中的犯罪等算成对经济的贡献。例如，如果污染产生人体疾病，医疗消费因此增加，那么在GDP的帐目中，数字就增加，等于经济增长了；五是GDP不能告诉大众，经济的公平性如何。它只计算总产出，但不去计算这些产出与财富重新分配的关系；最后，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那样，GDP无法体现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和高新技术能力。

正是因为GDP指标有众多的缺陷，所以世界上有很多科学家和机构从各种角度出发，反对以GDP作为国家最终追求目标的尝试，到目前为止，已提出了十几项指标体系。

简单地应用西方指标体系，特别是GDP指标，不能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不能满足国史研究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建国头30年的评价和印象，主要是以GDP指标体系为标准得出的。由于GDP指标本身的缺陷，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我们对建国头30年的评价和印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认识，那个时期许多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成就和经验被忽视了和被低估了。例如在重工业优先发展、高科技发展、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方式等方面就是如此。特别是在“以人为本”方面，建国头30年的成绩和经验应该大力宣扬、好好总结。

魏巍同志在《在新世纪门槛上》一文中指出：“经济的发展速度，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过是其表现之一，它尤其表现在社会的巨大进步和人在精神上的解放。由于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剥削制度的消灭，人由被迫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奴隶，成为自己国家真正的主人。这才是千金难买，人间最可贵的。”这段话是对社会主义人本观的最精彩的注解。

毛主席在评价苏联宪法中有关劳动者的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时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41]

在这些方面，中国建国头30年是做的非常成功的。“经济统计资料并非告诉我们全部事情。经常有人指出，对于收入与消费的常规性测度并不能充分表明实际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还必须考虑到教育、保健、卫生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这样一些基本的而必要的方面的公共消费，但是这些东西是难以用标准的经济测度来数量化的。在所有这些领域，毛泽东时代都取得了伟大的社会进步，在大多数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要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皆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基本的社会保护措施得到了贯彻，如禁止童工，还有农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对最穷困者们的食品、衣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城市工人们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一无二。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的65岁。[42]

中共十六大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就是对以往的统计指标和评价体系的反思后提出的任务。从这个方面也可看出，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的任务不仅是对统计学界提出的任务，国史研究者也要积极参与这一工作。这是因为，国史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具有政治性很强的特点，能够弥补统计学重生产力轻生产关系、重经济指标轻社会文化指标的缺陷。特别是，国史研究认真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可以从实践的角度不断充实和丰富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实践和理论支撑，也必将对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满足科学发展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同过去的评价体系相比，相同点在于两者都要反映发展的一般情况，不同点在于要反映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这些新的认识和要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要牢记邓小平同志关于“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43]的谆谆告诫，紧紧抓住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属性。因此，满足科学发展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一定要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发展情况——所有制方面、分配方面、宏观调控方面的发展状况，即必须能够全面而准确地反映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资各种经济成份的比重和构成，反映全体居民收入的实际差距，反映宏观调控更好地使眼前局部利益服从长远全局利益的情况（包括环境方面的情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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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分析表明，在建国头30年，我们保证了国家民族的安全，实行了符合科学发展观时代特点和制度属性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体系，在代表时代的技术水平和发展方向的高科技方面没有落后于人，发展了重工业为后20年的经济腾飞提供了保证和基础，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因此，建国头30年的发展，在主要的和决定性的方面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的。当然，我们并不讳言建国头30年发展中的一些损失与问题，但对有些问题要具体分析。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进行的发展无疑是正确的、最优的，但应当说，科学发展观是一种理想状态，具体到民族的现实发展则有很多干扰因素，在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是否认识到科学发展观的问题、要不要科学发展的问题，而是历史条件允不允许我们科学发展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从主要的、决定性的方面，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来评价建国头30年的这一段历史发展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

最后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用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指导国史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和创新，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应用科学发展观，国史研究才能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才能写出符合历史事实的、与全国人民奋斗业绩相称的、有利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国史，为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提高执政能力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