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仓】科学认识党在建国以后的历史错误

　　任何一个取得了伟大成就的政党、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没有经历严重的挫折。一个人、一个政党只要工作就会犯错误。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的错误时指出：“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 这个原则也完全适用于评价无产阶级政党。问题是要分析所犯错误的性质，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就是讲什么错误。是全局性的错误，还是局部性的错误；是带有根本性的错误，还是枝枝节节的错误；是长期性的错误，还是暂时性的错误；是明知故犯的错误，还是从良好的意愿出发犯的错误，等等，都要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

　　我们党通过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以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也犯了工作过粗、要求过急、改造过快、形式也简单划一的错误，带来不良的影响，但这毕竟是局部的错误。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杀气腾腾，利用全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猖狂进攻，我们党领导了反右派斗争，这是必要的，问题在于扩大化，伤害了许多知识分子。“大跃进”是由于党的错误决策给全国人民造成严重的灾难，但是“大跃进”期间中国工业产值大幅度增加。“文化大革命”是党的领导人错误发动一场全局性的内乱，但是其最初目的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然而，我们党所犯的错误与党内个别人、个别集团所犯的错误是根本不同的。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错误与庐山会议上把“彭黄张周”打成反党集团的错误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利用“文革”谋求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与毛泽东发动“文革”初衷是背道而驰的；“他们这种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同我们党所犯的错误，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他们不能认识他们的错误，也不能纠正他们的错误。而我们党和毛泽东的错误，都是自己犯错误，自己认识、自己克服、自己纠正的。正像毛泽东所说：过去我们是认真地犯错误，以后又认真地改正错误。因此，“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我们党所犯的错误与别有用心分子强加给我们的错误是根本不同的。有人认为，共和国的历史是一部争权夺利的历史、一部杀人的历史，是不断从错误走向错误的历史；共产党的“群众专政”是中国政治斗争的一种怪物；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扼杀了私营经济这种“最有活力的经济成分”；认为建国后的许多领域，“包括精神文化领域变成以互相厮杀为乐的现代疯人院。”这完全是恶意地中伤诽谤和栽赃陷害。试问，一个政治黑暗、经济僵化、精神痛苦和人民受屈的国家能有今天的辉煌成就吗？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错误，而不是与历史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根本错误；不是为了自身利益对国家和人民所犯的错误，而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是“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但“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毛泽东要对“大跃进”负主要责任。但毛泽东也是较早察觉“大跃进”错误的人，提出改正这些错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把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了错误的估计，其间他也曾试图缩小“文革”带来的负面效应。由此可窥一斑，“尽管我们在工作中也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但这些错误一般地还是能够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纠正的。”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既不应只强调良好的动机而对错误视而不见，也不应忽视党的阶级本质而无限夸大错误，而应坚持动机与效果的统一。

　　我们党所犯的错误与剥削阶级政党所犯的错误是根本不同的。剥削阶级政党为了本阶级或本集团的利益不惜损害劳动人民和其他阶级或集团的利益，虽然他们也能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内经过自我调整克服一些错误，但从根本上说，由于代表落后的生产关系，很难建立与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相一致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最终不能不被更为先进的社会力量所推翻。而我们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力量。她所犯的错误，都不是靠外力解决的，更不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解决的，而是靠自身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解决的，犯错误和纠正错误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党所犯的错误，不能成为其失去合法性的依据，更不能成为中共下台的借口。党的历史责任在于：“必须有这样的警惕：以后我们还是可能犯错误。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应该使错误限制在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范围内，而不应该让它们变成全国性的或者长时期的错误。”

　　二 

　　在分析党的历史错误的时候，应该树立错误难免的观点，着重分析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列宁指出：“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 毛泽东也说：“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

　　党所犯的错误，有时是领导集体决策的失误，有时是在执行决策过程中的失误，无论是领导也好，群众也好，除少数头脑比较清醒的以外，都把错误的东西当作正确的东西。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和党的错误的时认为，毛泽东所犯的错误，很大程度都是中央集体所犯的错误。毛泽东生前没有把良好的作风，如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等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

　　旧中国是从半殖民地本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民主法制观念淡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时间不长，许多规章制度还不完善，这是造成党在建国以后犯错误的重要原因。邓小平强调，“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从思想方法上说，党在建国以后所犯的历史错误，主要是由于主观主义的问题，造成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理论与实践相脱节。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天生固有的，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而“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既然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艰苦过程，那么中间经过各种失败、挫折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也可以说是不可抗拒的规律。毛泽东指出：“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

　　党在建国以后的历史错误，不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很年轻，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基本适应的条件下，还存在一定的矛盾，并表现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某些环节上的缺陷。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从主观认识到工作方法，难免百分之百地符合实际，因而难免会产生错误。列宁在1921年曾经指出：“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没有完成。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是不可饶恕的。我们的工作还不得不止一次地补做、改做或重做。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一步和每提高一步都必定要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而现在我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水平还很低。我们有待于改造的东西很多。如果因此而‘面有愧色’，那就荒谬绝顶了（如果不是比荒谬更糟的话）。”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时间并不长，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英法德美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而首先是在落后的东方国家取得成功。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革命和建设都会出现错误；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更为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必然会面临着更多困难。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空前艰巨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只能在不断探索中前进。既然是探索，就不会一帆风顺，就难免会遭受挫折和失败，就难免会栽跟头、摔筋斗。正像毛泽东所说：“这样伟大艰巨的事业，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因为我们所走的道路是前无古人的道路。苏联是第一个搞社会主义，第一个搞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可以说他们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搞社会主义也可能犯错误，甚至犯大错误。因为要摸清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不是容易的事情。路如何走，不容易。我们搞民主革命也是犯了许多错误之后才成功的。建设社会主义同样是这样。要树立错误难免的观点。” 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能按照抽象的固定模式建设社会主义，而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社会主义的内容，在除旧布新的宏伟工程中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差错。列宁在1918年曾经指出：“这新社会还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它只有经过一系列建立这个或那个社会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不尽完善的具体尝试才会变成现实。”“只有经过多次的尝试——其中每次单独的尝试都会是片面的，都会有某种不相称的毛病——才能从一切国家无产者的革命合作中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主义。” 党在建国以后所犯的错误，其中重要原因是对马克思主义存在一些教条化的理解，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我们党在建国以后的一系列错误都与此有关，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走上正确的建设道路，很大程度是源于对这个问题认识得比较清楚。其实，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吸取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一直致力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进行“第二次结合”，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找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可惜，我们没有能够始终贯彻这一正确的原则，没有能够较好地总结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教训，致使后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使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没有能够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