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中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学术总结

　　这次“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是一次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交流，集中反映了世界各国和中国各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最新进展。

　　这次高级论坛的主题是“当代中国和她的外部世界”。许多论文围绕这个主题，论述了新中国五十五年的历史进程，充分肯定了在中国共产党及其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经过艰难探索和曲折发展，成功地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客观地评价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的成就，阐明国际环境、时代特点对中国道路选择和形成的影响，同时也阐明中国道路的开辟和拓展、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功，对世界的积极影响。这是这次论坛在学术上最主要的进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俄罗斯科学院齐赫文斯基院士的论文和报告，以亲历者和见证人的身份，评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对世界产生巨大而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中国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民主政权直到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程，对新中国第一年实现的社会大变革，取得的开局的成功，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述；对为保卫新生的共和国而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若干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回顾这段共和国诞生时期的历史，确实“依然令人神往”。

　　第二，关于中国工业化问题。几位中国学者探讨了中国工业化这一贯穿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始终的重要问题。有的学者指出，针对苏联不不赞成中国搞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毛泽东的功绩是：主张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两步走”的战略步骤；毛泽东率先突破苏联模式，为此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有的学者指出，中国何时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与中国工业化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紧密相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根本原因是编制五年计划时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并得到了苏联在技术和设备制造上给予全面援助的承诺。而实际过渡时之所以又被提前，主要原因也在于要使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尽快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虽然存在一定历史局限，向社会主义过渡中也不免粗糙、简单，但总体看来，正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和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使中国抓住了当时的历史机遇，大大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为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前提条件。这个很有说服力的新观点，得到广泛的赞同。

　　第三，关于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一是从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一位中国学者认为：１９７８年开始的对外开放政策，使中国经济从半封闭状态中摆脱出来，并逐步融入处于一体化进程中的世界经济，从而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催化了中国的改革进程，加快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缩短了现代化的进程，并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整体素质。另一位中国学者指出，改革开放前中国就已有过三次对外引进高潮。这就是五十年代的“１５６项工程”，七十年代的“４３方案”，１９７８年的所谓“洋跃进”。他认为：“必须根据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国内需要，采取与时俱进的不同开放方式。当着国际环境不允许我们全面开放时，争取最有利的一方支援，是唯一的选择。‘１５６项’就是这样的成功典型。而当着世界形势出现缓和，就要紧紧地抓住机遇，积极推行试点，大胆开放。‘７８计划’尽管存在过急问题，但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有的学者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战略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分析了各种条件，包括当前存在的问题，认为对于２０５０年前基本实现现代化，可以抱乐观的预期。从经济增长速度观察，即使２０２０年以后增长速度递减，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年均增长６％，２０３１－２０４０年年均增长５％，２０４１－２０５０年年均增长４％，按不变价格计算，２０５０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会超过一万美元。

　　二是从经济理论的发展来看。有的学者分析了“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发展轨迹”，指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毛泽东系统地研究和论述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陈云思考和探索了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问题。７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并阐述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问题”。 他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对计划和市场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历史性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作出了伟大贡献。”

　　三是从中国道路的探索来看。有的学者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５５年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探索、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过程，是创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进程。”从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看，中国之所以能够开辟、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成功之路，主要原因在于：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善于从错误中学习，能够在打压中自强，能够在反倾向斗争中前进，能够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能够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四是从历史人物的作用、贡献以及他们之间的传承关系来看。一位中国学者提供的《独特的超越》一文，简炼地概括了邓小平对毛泽东的纠正、继承和创新，从对比中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理论的形成、特点和实质。指出“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超越，不只是纠正和继承两个方面的结合，而且出现了第三个重大因素��创造性发展。”并指出，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进一步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的发展新阶段。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总结新的实践经验，作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概括。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创造性发展。“始于毛、成于邓、丰富和发展于他们的后继者的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开辟，已经找到，前途光明。”一位美国学者关于陈云的评传，联系中国道路写出了长期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眼中的陈云，对陈云的卓越贡献作出了高度评价，很有见地。中国台湾的一位学者，联系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件事情：推翻满清帝制、建立人民政权和推动改革开放，认为孙中山先生未能实现的理念，经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得到了实践，肯定在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走上了一条达到共同富裕之境的道路。可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除了从宏观上对主线和全局进行研究外，也有一些论文论述了某一领域、某一侧面的历程，生动具体地丰富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认识。如：关于新中国金融发展与当前的开发性金融事业的论述；新中国初期社会保障制度历史作用的回顾；中国气象事业及其国际交往的总结；中国乡村政权职能的演变；等等，都给与会者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大家十分高兴地看到，中国的成功得到国内外学者的认同和肯定。中国和俄罗斯都有学者对中俄改革的历史和成败进行了比较研究。一位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国领导人所选择的‘赶超’发展战略总体上是有效的。” 另一位俄罗斯学者指出“中国模式”的实质：“简言之，就在于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她还指明中国成功、中国共产党“长寿”的原因是“它有着根据新的现实情况来批判性分析形势、对自己的经验和政治实践重加思考的能力。”中国澳门的一位学者指出：“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基本上是沿着巩固、发展和自我探索、自我完善的大道前进的：取得过许多重大成就，也付出过巨大代价，在通常情况下难以得到的正反两面经验令中国人更加聪慧、更加成熟。自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并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不失时机地推出改革开放新路线至今二十五年来，国家发生了令世界震惊的巨变，这二十五年不仅改变了中国自身的面貌，同时也改变了全球的力量布局和市场结构。”又一位俄罗斯学者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已在全世界获得了崇高的尊重，实际上已经成为伟大的发展中的强国。”并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和解决深刻的国内和国际矛盾的经验不仅为发展世界的国家作出了一个活的榜样，而且为与中国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的经验可以成为消除发达的北半球和落后的、发展中的南半球之间的差距的基础。”

　　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是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也是这次论坛的又一个热点。有的学者纵论新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积极的外交理念；有的学者着重论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变；更多的学者在这次论坛上就中国与美国、中国与日本、中国与欧洲、中国与中亚各国之间的关系，从历史到现实，进行了考察和研究，提出了不少新颖的见解，有的还就怎样进一步发展双边或多边关系提出了建议。

　　一位中国学者认为，新中国通过自己的外交和国际政治实践，向世界提供了民族平等和国家独立、主权，各独立主权国家实现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尊重和发展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开展文化交流、促进和发展人类文明等重要理念，“在国际社会中的积极影响必将是长期的、无可限量的。”

　　有的学者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处理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的政策和策略，肯定当时所采取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指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抗美援朝战争，中美之间的这场直接较量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人民解放战争在特定条件下的继续；不经过这场较量，美国不会承认中国革命已经胜利的事实。

　　有的学者分析了七十年代末中美建交的历史背景，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邓小平成为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奠定了新的政治基础。发展中美关系，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为中国国内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是中美建交的直接动力。有的学者分析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变化和态势，指出：中国领导人及时调整了中国的外交战略，改变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与美国拉开了距离，实行“不结盟”、“不打牌”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在改善对苏关系的同时，与美国也保持了了正常关系，从而成功地在当时美苏两极格局下采取了一种相对超脱的姿态，拓展了自己的外交空间。

　　一位学者分析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台湾问题,指出,１９７２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日本方面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国内问题，承诺全面尊重中国的“一个中国”的立场,不会采取“两个中国”的立场,决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这是三十多年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原点坐标”之一。“原点坐标”不能改变，一些人以时过境迁为托词对此漠视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一位日本学者分析９１１事件后（“后伊拉克时代”）的国际关系,认为：美国布什政府借反恐之机实施的在全球扩大自由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战略，将对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产生一定影响。日本正朝着参与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并开始具体部署实施的方向迈进，这种肯定“集体安全”的做法显然是迎合美国的将自由主义扩展到全球的普遍主义构想的。这样的动向很可能成为影响将来中日关系的不安定因素。

　　关于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有的学者分析了当代中欧关系中存在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政治和社会制度、历史文化等三种不对称性。认为当前“中欧伙伴关系之所以能够呈现良性发展的态势，原因在于中国和欧洲双方的政府和人民能够在诸多的不对称中认识并寻找根本利益的对称性和局部利益的互补性”。提出发展中欧关系应该寻求战略共识与扩大合作范围，寻求社会经济互补，强调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宽容，在双边与多边关系中寻求共赢。

　　关于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关系。俄罗斯学者指出，在地缘政治背景下，这是中国外交的一个优先的方向。中国在九十年代的确在全面增强国力和提高国际地位方面取得了历史性进步。从反恐、安全和经济角度看，中国在这一地区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是中国与中亚各国关系发展的里程碑。２０００年，中国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随后又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这两个发展战略将最终加强中亚和东北亚地区邻国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的相互作用。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各国的贸易会逐渐加深合作的水平并增加结构的多样化。一位日本学者通过分析亚洲和世界经贸发展和合作的形势，提出中国和亚洲各国“在亚洲建立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区将是今后８－１０年内的主要动向和课题。”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头等大事。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方针，其理论创新与成功实践，受到学者的关注和赞誉。一位香港学者的论文阐述了“一国两制”对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及其影响，指出：“一国两制”方针所要解决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台湾、香港和澳门的统一问题。港、澳涉及与英、葡的外交谈判，台湾问题虽属两岸关系，但也与美国有关。三者均涉及到底是以和平方式还是以非和平方式解决的问题。既然如此，“一国两制”就必然将对外部世界发生作用。他认为：“一国两制”为国家营造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和平环境，是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一国两制”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思维；“一国两制” 向世界表明中国已把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之上，大大地扩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空间；“一国两制”增强全体中华民族和海外侨胞的凝聚力；发挥“一国两制”优势，特区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一位澳门学者指出：“新中国的和平外交、开放外交、理性外交、人民外交，半个多世纪来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检验，展现了国家几代领导人的超群智慧，为历史遗留问题的合理解决、为新型国际关系的确立、为民族尊严的提升和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性的有效维护，创立了良性运行模式，建立了令国人引以为荣的业绩。”这位学者还认为，澳门特别行政区验证“一国两制”的“示范作用、导向指引作用、平衡协调作用在广泛共识基础上有条件得到充分发挥。”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文化交流日益扩大，在外部世界影响下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也是这次论坛关注的问题。有的学者指出，“进入新世纪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关注中国文化的整合和重构。这一整合与重构不是‘回归’传统整体性，而是在２０多年改革开放基础上的创新”。“主导文化主张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为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既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汲取精神营养，又大胆学习、利用和借鉴世界各国的优秀文明成果，并且结合中国的实际，形成具有新的时代精神的民族凝聚力，形成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化。”有的学者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青年的影响，指出：１９８９年的政治风波“引发了（青年）新的思考，进而改变了８０年代被动地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那种‘一边倒’的局面。９０年代，国家、民族意识中出现的新因素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思潮，其核心内容是，批判和抵制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以及与此相呼应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并最终在青年思想意识领域形成了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新左派三足鼎立的局面。”有的美国学者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几股思潮进行了概括，并做出了评价。

　　文学是重要的文化门类。两位中国学者分别研究了世界格局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和西方文论与当代中国文论的关系。一位学者指出：中国当代文学深受世界格局的影响，并以自己特殊的文学景观在世界文学中显现自己的重要位置。中国当代文学向世界倾诉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民的思想感情，描绘的是许多国家和民族所不熟悉的新的世界和新的人物。这就使中国当代文学具有了世界价值。另一位学者指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同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一样，是在与外国特别是西方文学理论的密切关联中运行的。中国文论面对它的外部世界，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向心力。虽然它长期是外国文论的学生，但从来不是外国文论的附庸。既保持自身特点，又汲取别人长处，走自己的路，追求文学理论的“本土化”即“中国化”，是中国文学理论运动的一个传统。

　　参与这次论坛的学者来自世界各国和中国各地，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显现了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体现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几位外国学者采取特定的视角，通过微观研究，透视中国的政治、社会问题，对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引起与会学者的兴趣，对大家多有启发。

　　有的学者把故宫收藏的国宝与共和国历史联系起来，指出“故宫博物院是把党和国家与其民族历史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纽带”，并以丰富的史实论证：“１９４９年以来故宫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半个世纪跌宕起伏历史的象征和浓缩。”临时前来听会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正淼在会上的即席发言，使我们对中国“国宝”的收藏情况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有的学者详细考察了“文化大革命”初起时（１９６６年６月至７月）北京各大学工作组和红卫兵派别的情况，提出了与通常观点不同的见解，认为“大学里的工作组并没有通过动员所谓受到权力结构滋养的‘保守’力量来制造派性，保护当权派，在很多情况下，它还发动对学校主要负责人的激烈批判。”有的学者考察了中共内部报告制度和领导人获取信息的渠道和对信息可信度怀疑的情况，并对信息对决策的影响作了分析。他不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同对现实的错误估计有很大关系，说“即使有一个本质上正确的估计，也可能无法防止将极大破坏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果实的灾难。”还有些中外学者对１９７６年春至１９７６年秋从天安门事件到粉碎“四人帮”这一段大动荡的历史进行了具体分析，作出了论断。

　　这次论坛，时间虽然只有短短三天，但大家都感到收获很大。中国和外国的新老朋友相聚一堂，就当代中国史研究及其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相当广泛深入的交流，增进了了解，加深了友谊。由于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由于对史实了解的程度不一，对于某些问题产生不同的看法，存在一些分歧和矛盾，这是十分正常的。正如一位中国学者在论文中所说：“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交锋和商榷，有助于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多样性、灵活性和科学性。”“意识形态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也许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不同，才更是需要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的一个重要理由。”在这次论坛期间，与会的中外学者，由于采取了尊重科学、尊重历史、求同存异的态度，意识形态的差异并没有成为学术交流的障碍。大家愉快地切磋学问，交流材料和观点，在许多问题上消除了分歧，取得了共识。真所谓“和而不同”，其乐融融。这是大家都十分高兴的。

　　从中国台湾和俄罗斯、日本学者向论坛提供的论文中，可以比较系统地了解当代中国和当代中国史研究在世界各国、中国各地的情况。我们高兴地看到，当代中国史已经并将进一步成为受到广泛关注的热门学科。这次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必将进一步推动各国学者之间、特别是各国学者同中国学者之间在这一研究领域里的广泛的、多渠道的、全面的合作和交流。讨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将推动研究的深入。我们可以乐观地预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必将吸引世界各国更多的学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在中国和世界各国必将进一步繁荣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