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中原】关于国史、党史人物研究和传记写作的若干问题——2004年9月23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讲课的讲稿

　　第二，重视写人，用纪传体（当然不仅是纪传体，但纪传体是主体部分）写史，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中国史学的这一优良传统。《史记》用不同体制写不同层次的人物（本纪１２，世家３０，列传７０［又分一人独传，一类人合传］，另外１８篇是表１０和书８），不仅写了帝王将相，而且包括了农民起义的领袖，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闻人（刺客，游侠，商贾，俳优以及少数民族……），用“太史公曰”加以总评，具体、生动地反映了历史人物的活动和广阔的社会生活面貌。这样，中国的正史不仅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而且记录了许多历史人物（包括下层群众）、事件和社会生活。鲁迅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且介亭杂文》）之所以可以从正史看到“中国的脊梁”，同司马迁开创的体例、自《史记》开始形成的传统有关。这里要附带请大家注意认真研读“太史公曰”，也就是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评语，言简意赅，精当警辟，很值得我们借鉴。

　　在实际修史工作中，在我们编写国史稿的实践中，遇到一个干部、群众中的突出人物要不要写入史书的问题。什么人青史留名？在这个问题上，英雄、劳模、杰出的科学家、作家、艺术家、优秀干部、模范人物，都没有问题；但不在上述范围而有巨大影响的，要不要写？比如“四五”运动中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突出人物，参加粉碎“四人帮”行动的８３４１部队干部、战士，或者一些群体，要不要写上名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3卷采取的办法是写上他们的名字。如１９７６年２月贴小字报揭露江、张、姚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干部窦守芳，（注中出现名字）编写总理遗言的杭州汽轮机厂青年工人李君旭，３月１９日第一个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的牛坊小学学生，３月２４日南京首先抬花圈送至雨花台的江苏新医学院学生，３月２８日、２９日在火车上、长途汽车上刷大标语的南京大学学生，列为００１号“反革命案件”重点追查的小诗（“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作者山西共青团员王立山。４月８日在上海人民广场中心旗杆上升起一面白色绸旗的黄永生（旗上一幅总理像，下书“沉痛悼念，恩来总理”），等等，已经知道姓名的都记在史书上（正文或注释）。

　　第三，当代中国十分重视历史人物的研究和人物传记的编写、出版。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传记的写作和出版，成为一个热点、重点。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其中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原因）。首先，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拨乱反正，分清历史是非，纠正冤假错案，以便继续前进。“文革”中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需要拨乱反正，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给历史人物以公正的评价（以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为例）。同时，怎样认识建国以来的历史，需要对建国以来历史问题做出决议，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这是继续前进所绕不开的、必须解决的问题。其关键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这是最大的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牵涉到怎样看待建国以来的历史、中国怎样继续前进的问题。

　　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中国现当代人物传记写作出版最繁荣的时期。以领袖人物而言，现在一般都形成所谓七大件的规模，即：文集（包括选集、专题文集等）、回忆录、年谱、传记、画册、文献片、故事片。最重要的人物毛、周、邓，出版物都有几百种、上千种。最重要的人物传记作品有：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中央领导人的传记、年谱；《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以发表人物传记或生平活动为主的刊物也很多，在北京，就有《人物》、《中华儿女》、《纵横》、《炎黄春秋》等。

　　　　第二个问题，指导思想问题。　　毫无疑问，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也就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指导。具体到历史人物评价和研究，有三个原则：　　　　

　　

　　一，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唯物史观在肯定群众创造历史的同时，也承认个人的历史创造作用，历史人物对社会发展能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代表先进阶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还是违背先进阶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顺历史潮流而动，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正动还是反动）；推动还是阻碍历史前进，这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根本点。

　　二，从历史实际出发，唯物地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这就要求：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应当从历史事实出发；判断一个人，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动；个人活动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必须考察个人活动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发现历史规律，才能了解历史活动的实质；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三，用辩证的方法，历史地具体地全面地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这就要求：不是孤立地而是把历史人物的活动联系起来考察；应当从发展的观点并放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如实地评价历史人物；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是从所处的历史潮流来看历史人物的动机；判断历史功绩要看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应当指出前人的历史局限性，但不要苛求于前人；应当具体地、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对其著作也应作全面分析。

　　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介绍大家看一本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黎澍主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邓小平领导全党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做出正确、恰当的历史评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继续前进，创造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评价伟大历史人物的范例，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理论。

　　我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在历史转折过程中邓小平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我在这篇文章中指出，“重温邓小平在历史转折过程中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对客观公正地、科学地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写好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写好邓小平的传记，也是有意义的。”

　　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历史作用和指导意义，这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的前提。从批判“两个凡是”开始到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在实现伟大历史转折过程中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正确评价毛泽东，坚持毛泽东思想，是贯穿全过程而又具关键性的一个方面。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基本原则，并做了具体分析和精辟论述，提出明确要求。这个基本原则就是“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八个大字。

　　怎样做到“实事求是、恰如其分”？邓小平提出并运用以下原则：

　　一、历史决议要集中讲毛泽东的功绩和正确的东西。他说：“总之，中心问题是两个，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 他认为：“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

　　二，要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写清楚。他要求“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 “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 他还要求，“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 写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

　　三、要毫不含糊而又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批评毛泽东的错误。邓小平指出，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情况”； “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邓小平认为, 要分清主次，从不同角度区分，把毛泽东的错误放在恰当的位置上。一是把功绩与错误的主次加以区分，肯定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二是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加以区分，明确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三是把作为伟大革命家的毛泽东所犯的错误同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所犯的罪行加以区分，指明其性质的根本不同。四是要着重分析错误的历史背景，不能把错误的原因归结到个人品质上去。五是不能把错误的责任放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六是不提毛泽东的错误是路线错误。

　　　　第三个问题，研究什么？也就是人物研究的内涵、范围这些问题。　　我的体会，通过研究，主要要弄清楚、把握好互相联系的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历史人物的生平业绩、思想理论和道德品质。关于何谓“死而不朽”，古人有“三不朽”的说法：立德，立功，立言，“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春，叔孙豹如晋”条）按此标准来掌握史料，理清楚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第二个方面，要联系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生活环境，联系具体的时代要求、历史条件、所处环境以及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研究人物的发展变化及其作为、贡献。也就是说，“三不朽”不是孤立的、静止的，要联系环境、背景和条件来看，还要通过发展变化来看。

　　第三个方面，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的评价。包括成败得失、功过是非以及忠奸善恶。要对历史人物的一生做出概括的评价，同时要对一个段落、一个特定事件做出评价。这里的根本原则是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既不溢美，也不掩过；既不拔高，也不牵强附会。

　　　　第四个问题，怎么做？也就是怎样开展研究？这是研究方法问题。 

　　首先，要详细地占有材料。通过查档（包括查阅历史报刊）、采访与实地考察等搜集材料。第二，经过研究，编著一级产品，编文集，回忆录（包括自述），撰写专题论文（论述性的）或专题记事（叙述性的）等。求得对人物的总体了解和全面把握，对重要事件和问题的解决。第三，编写年谱（开头是按阶段，甚至按事件）。这三件事，可以同时进行，交叉进行。第四，写出传记（从某一段落的，从小传到中传到大传再到小传；大传先试写容易的和难的）。大体说来是这么四步。

　　这里，我想从几个不同的角度，结合自己的实践，举一点例子来说一说。

　　关于搜集材料。主要有三个途径：案头，采访，实地考察。

　　第一，案头工作。即查阅档案，历史报刊，研究传主的著作。所谓案头，也不是不要跑，不要请教人，访问人。“跑材料”，离开了跑，是搞不到材料，搞不好材料的。

　　查阅历史报刊。最初搜集张闻天的早期活动和作品，主要是查阅历史报刊。为此，我从南京龙盘里图书馆到上海徐家汇藏书楼，集中查阅了半个多月。后来，为寻找《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从南京大学到第二历史档案馆跑了几个来回。为查找张闻天主编的《南鸿》周刊，从南京到雅安、到重庆，武汉，最后在徐州有恒先生的后代那里找到了全份。要下苦功夫，有韧性，坚忍不拔。皇天不负苦心人，功夫下去，自然会有成效。通过查阅历史报刊，从张闻天发表作品的报刊和主编或参与编辑的报刊（包括时事新报的《学灯》、民国日报的《觉悟》、《少年中国》到《南鸿》，《河海校刊》等）和出版的著作（他早年写的和译的作品出版了单行本的有十种），大体了解了张闻天早年活动和思想演变过程，特别是他在两方面的贡献：在五四运动中的贡献和在新文学运动中的贡献。与此同时，访问了早年（到１９２５年入党时为止）张的同学、朋友，访问了张的亲属，得到了张的简要的自传和一些照片。在此基础上，写了一些评介文章（如：《关于张闻天同志的早年活动》、《一代青年的生活旅程——读张闻天早年的长篇小说〈旅途〉》以及《张闻天和〈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等），编辑了《张闻天早期文学活动资料》、《张闻天早年文学著译编目》等资料，和《张闻天早年文学作品选》、《张闻天早期译剧集》两本文集，分别由茅盾和成仿吾作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引起广泛注意。这样，恢复了张闻天五四新文学运动热情战士的地位，确立了张闻天是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人物之一、是五四时期先进青年的杰出代表之一的历史地位。在这些材料的发现、搜集和研究的基础上，现在河海大学校园里树立了张闻天的铜像。

　　有些情节和细节，不少具体的活动，也是从报刊上得来的。

　　如：报考、录取河海的情况；张闻天到南京上学的时候适逢火车提速，从上海到南京７个小时；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时间同毛泽东几乎同时；校足球队主力、踢右中卫，一百码冠军和四百码亚军；赴美留学时坐什么船，航行时遇大风浪情景；到美国时当地华人团体与朋友欢迎的情况；等等。分别是从《申报》、《河海校刊》、《少年中国》和旧金山的《大同晨报》上得来的。有的材料是从有关书报、材料上借鉴来的，如：张闻天从莫斯科回国，于辛未年大年初一（１９３２年２月１７日）到达上海那天，雪转阴的天气情况（第１５８页），就是从鲁迅当天的日记来的；扎西会议后离开时的天气，雪后初晴的情景（第２６２至２６３页），是从陈伯钧、伍云甫、童小鹏的长征日记来的。这些细节，对于传记是十分必要的，读起来真实、可信，历史感强。

　　再如，关于赴美留学的情况，写到坐什么船，航行时遇大风浪的情景��

　　1922年8月20日，张闻天从上海乘中国远洋轮“南京号”前往旧金山（San Franciso）。同船赴美的留学生有一百三十多人，除了五六位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资送的以外，一半是自费生，一半是“清华”毕业的官费生。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赵叔愚、刘衡如，五四运动时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的南京代表郎宝鎏，和张闻天同乘这条船，他们都是自费生。 当时，从上海起碇抵达旧金山港口泊岸，航程近20天。启航不久，在黄海遇上风浪。同船的刘衡如后来描述过当时的情景：“海上旅行既苦且乐，黄海遇风，浪头打入船舱，满甲板是水，真个淋漓尽致。而波涛起伏，船身如落叶随水上下，不能自主。举目四望，但见海水壁立，几乎如处水晶宫中。天地晦冥，风云色变。真是可怕，也真是奇景！”（《张闻天传》第71页）

　　都是从《少年中国》上刊载的“消息”和“通信”来的。

　　又如，张闻天到美国时，当地华人团体与朋友欢迎的情况，是《张闻天传》修订版补充的。美国的朋友寄来了当时报道此事的《大同晨报》，这才有第７２页上这一段叙述：

　　初到柏克利，张闻天临时住在恩特那街2600号（2600Etnast.Berkeley）康白情处。安顿下来以后，9月23日下午，美洲中国文化同盟总部在旧金山唐人街杏花楼举行了一个欢迎张闻天的茶话会，致公堂的代表和大同报社同仁出席。茶话会由同盟总部主要负责人康白情主持。他是“五四”新诗人，致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遂后请张闻天演说。接着，致公总堂代表王孙卓发表演说。他说，致公总堂是“革命成功之光荣团体”，文化同盟是“人才荟萃之智识团体”，“今两团体携手，以人才为前茅，以大群为后盾，必能负奠定国家，维持世界和平之重任”。会上讲话的还有大同报社代表朱伯熙和文化同盟会会员唐崇慈、郎醒石、赵士芳、谭常凯、苏世明等。

　　研究传主的著作和各种资料。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张闻天、胡乔木这样的思想家、理论家来说特别重要。背景、内容、作用、影响、地位，都要搞清楚、搞透彻。此外，还有日记、手记、手稿、信札、电报、笔记、照片，等等，也要予以重视。比如胡乔木的来往书信，张闻天的笔记、文稿，内容非常丰富。

　　查阅档案。其重要性更是不说自明。我在完成《张闻天传》以后写过一篇文章《档案是人物传记写作的基石》。有兴趣的同志可以找来看。

　　这里，我想举几个例子说明，没有档案解决不了问题；没有研究基础发现不了档案中的有用的、宝贵的材料；不进行深入研究，进行考证、考释，也搞不清楚这件档案的内涵，无法全面认识档案材料的价值。我举例来讲，想加深这样的印象：进行历史研究，写作人物传记，一定要十分重视档案的查阅、研究和利用；查阅档案、研究档案贯穿在人物研究和传记写作的全过程。

　　例一， 歌特的文章。

　　例二， 扎西会议。

　　例三， 张闻天留苏情况。

　　这里要说明的是：１、档案材料不一定都在档案馆，传主及其亲属、朋友处多有保存，要征集，要利用。２、档案也不完全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地方、部门的档案馆也有不少收藏。３、现在通过各种途径已经公布了大量档案。４、对档案要深入研究，研究过程中要向专家请教。

　　在材料搜集上，我的体会是既要有目的地系统、专门搜集，又要广泛地通过多种渠道搜集，还要心存问题，随时留意，事事与你的人物研究联系起来。有些材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第二，采访。访问当事人和知情者，取得口述史料。文字记载是有限的，以下这些方面是了解人物不可少的，但档案、报刊、著作中很少记载。如：人物的许多活动，非正式场合的交谈、策划，生活细节、生活习惯，人物的性格、情感世界，还有对人物的理解、评价，等等。

　　例一　耿飚讲：黄平橘林谈话

　　耿飚１９９０年８月２９日在纪念张闻天九十诞辰座谈会上发言讲了遵义会议前张闻天同王稼祥商量让毛泽东出来指挥军事的重要谈话。据此，《张闻天传》写了这么一段��

　　张闻天意识到，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这时他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１２月２０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一片茂密的橘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担架放下来休息。这时农历是十月下旬，南方正值深秋，绿树上挂满了金黄的、橙红的橘子。两个人头靠头躺着，议论当前的形势，都忧心忡忡。王问张，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仗这样打看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令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张闻天传》第２３９至２４０页）

　　汽车一路颠簸了三个小时，开到肇庆郊外下车。一个带枪的军人来带领张闻天一行。眼前一片荒凉，小土道坑坑洼洼。张闻天走着走着，觉得胸闷难受，只得停下来，含了一片硝酸甘油，坐在土道上歇了一会儿，才缓过气来。

 

　　张闻天一家的住处，被安置在肇庆军分会区宿舍大院半山坡上的一座平房里。这座小山包叫牛岗。牛岗顶上是当地回民的一片坟场。湿热的夜晚，常见“鬼火高低明灭”。张闻天、刘英归军分区管理。张闻天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部队设岗“警卫”着住所。规定：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面人员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出大院的门要报告，军分区机关放电影也要请示同意后才能看。在张闻天来之前，军分区领导已经同住在大院里的干部、家属打过招呼。只说要来两个老人，一个姓张，一个姓刘。叫不要来往。很长时间人们不知道来人是张闻天，按当地习惯称为“老张头”。正式场合他化名“张普”，取“普通劳动者”之意，且同“洛甫”音近。内部还有一项规定，就是军分区保卫科每月要就张闻天的思想情况和言行向上作一次书面汇报。虽有这许多限制，生活又是这样孤寂，形同进了一只没有栅栏的“鸟笼”，……（《张闻天传》第839页。）

　　关于研究。重点是搞清事实真相，解决历史悬案、疑案、冤案，恢复长期被埋没的功绩。一方面是澄清错误评价（把涂抹的油彩洗掉），一方面是恢复历史功绩（把堆积的尘土擦掉）。总的讲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件工作非常重要，是正确评价人物，写好传记的关键。对张闻天这样长期蒙冤的人尤其重要。如：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的作用和当选总书记的问题；张闻天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问题。胡乔木与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起草问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胡乔木反对思想解放，所以邓小平不要他起草）；胡乔木、邓力群与邓小平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问题（有一种说法是邓小平讲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是上了胡乔木、邓力群的当）。类似这样一些关节问题，要研究透彻，作出恰如其分的叙述和评论。

　　例如，关于张闻天遵义会议后职务问题。传记是这样写的��

　　当时，政治局成员都赞成这个决定（以洛代毛，由张闻天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作者注），只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在背后叫博古不要交“权”。博古没有听，他服从政治局多数同志做出的决定，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了张闻天。博古留任中央常委。从此，张闻天开始了作为在党内“负总的责任”的党中央书记的重要活动时期。从组织上说，自1931年6月向忠发叛变党中央就没有再设“总书记”这个职位，所以博古也好，洛甫也好，他们在党内负总责期间的正式名义是党中央“书记”。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上还是称呼总负责人为“总书记”。（《张闻天传》第252页）

　　通过研究，逐步地对人物要有一个全面的把握，搞出一个比较全面的简明扼要的年表。已有的生平介绍、悼词，是基础，但往往还不够，有缺漏，有失准之处，通过研究要补充，搞准确。对全局做到心中有数，重点突出。传主的情况不同，现成的材料多少也不一样，做法因人而异。

　　以胡乔木研究为例，先后写了三篇文章：一篇是结合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胡乔木与文艺工作者的一批通信（也是为了澄清认为胡乔木与作家、文艺工作者对立的误解），写了《胡乔木的诗词情缘》；一篇是配合四卷本《乔木文丛》的出版和《胡乔木集》编辑的需要，写了关于胡乔木的学术评传《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胡乔木》，涉及新闻出版、语言文字、文学艺术、中共党史等学术领域；还有一篇是同纪念毛主席相关的，评述胡乔木与毛泽东关系的文章：《从学徒、助手到党内第一支笔》，顺着胡与毛的关系，从四十年代初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毛逝世后做历史决议，从胡同毛的关系这一角度，把这四十多年胡的经历、贡献讲了一遍。

　　写这样三篇文章，对于我来说，实际就是通过文学（诗词）、学术、政治这三个不同的角度，三条不同的线索，对胡乔木的一生走了三遍，基本上把握了胡乔木的生平、事业，思想、性格，同时，对胡乔木的著作、书信和主要活动，也大致研究了三遍。同时，我们在胡乔木生前亲自编定的《胡乔木文集》三卷之外，又编了七本书：谈中共党史、谈新闻出版、谈语言文字、谈文学艺术，他的诗词集，他的书信集，还有一本精选的《胡乔木集》。还增补再版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加了２４篇文章。此外还先后编了两本回忆录《回忆胡乔木》和增订再版的《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并从回忆文章中辑录了一份胡乔木生平活动资料。做了这些工作，写他的传记就有了一个较好的基础。当然真正要写传，这些还不够，还要编写出年谱，首先是逐段（可以与传记相关章节对应），然后才贯穿一生。

　　一般说来，从实际需要着眼，要写两类文章，来记录成果，传播研究成果，以正视听。一类是拨乱反正，洗刷为主的论文，以论证为主以至进行驳论。一类是恢复历史原貌，重在叙述，夹叙夹议，史事记叙的文章。

　　从搜集材料，到进行初步的研究，到进行深入的研究，形成一些成品。以张闻天研究为例，大致情况如下所述。

　　四个方面的出版物体现张闻天研究成果。

　　一是张闻天的著作。形成一些目录：分类的目录，编年的目录；著作的目录，翻译的目录，编辑的目录；有些书的各种版本目录，如《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

　　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一卷本的《张闻天选集》。这是第一重要的工作。确定的编选标准，是文章、讲话提出的问题和观点是第一次提出（也就是说有独创性、创新性，纠正原来的错误、提出新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口号，做出新的分析等等，跟在别人后面说，说得再好也不算）、在实践中发挥了作用并经实践检验是正确的东西（错误的不收，因为这是群众性的政治读物，不是学术研究资料）。执笔为党中央或以组织名义写的、发表的东西，符合上述要求者可以收入个人的选集。最初确定以遵义会议决议为开卷篇，后来因发现了在三十年代初写的反对“左”倾错误的文章《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化名歌特）和批判托陈取消派的文章《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化名刘梦云）后，这点有了突破。这个选集的编辑，基本上是按列宁关于评价历史人物要看他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的要求来做的。

　　在这前后，有各种专题文集（如《张闻天早年文学作品选》、《张闻天早期译剧集》、《张闻天译文集》、《张闻天早期文集》、《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张闻天东北文选》、《张闻天庐山会议发言》、《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等）和多卷本文集《张闻天文集》（四卷本）等。

　　还有张闻天的自述、回忆。（写的各种各样自传，填写的履历表——如留苏一段，各种检讨检查——整风运动中，庐山会议及其后，“文革”中的交待材料、回答外调的材料）其中有的部分公开收到文集中，如胡乔木主持编辑的《遵义会议文献》，选了《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十分重要。我编了一份《张闻天自述》，很有用。

　　二是对张闻天的回忆。从最初报刊上的回忆文章，到结集出版《悼念张闻天》、《怀念张闻天》、《回忆张闻天》、《纪念校友张闻天》，刘英的《我与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等。

　　三是研究张闻天的论文、文章和专著。先后编了四本张闻天研究文集。张培森出版了论文集《张闻天与二十世纪中国》。本人先后出版了《张闻天论稿》（１９９０年）和在此基础上进行增删的《张闻天论》（２０００年）。专著如《张闻天与新文学运动》（程中原著）、《张闻天思想研究——东北工作时期》（施松寒著）、《张闻天经济思想研究》（马文奇等著）等。

　　四是以张闻天活动地点为题目，将回忆、研究、文献等合在一起的专集。如《张闻天在无锡》、《张闻天在合江》、《张闻天在辽东》、《张闻天在肇庆》、《张闻天与遵义会议》等。

　　关于编写年谱。按说应该是先编写年谱，在此基础上再写传记。实际上因为各种原因，不一定按这个程序。如《张闻天传》、《张闻天年谱》是分工分段写的，进度不一，详略不一，不少段落是先写传记，有的段落依托的是相对比较简明的年谱草稿，有的段落，如东北、外交相对比较详尽。整个年谱是在传记出版以后若干年才完成的。现在正在进行的《胡乔木传》，情况也是这样。规范的、也是多快好省的做法，应是先搞年谱长编，再写传记并整理出年谱（相对长编来说不附资料、考证）。

　　写传。写一部大传，确实是一个大工程。就我来说，因为不是单打一的就写传，还有许多别的工作，加上水平有限，经验不足，进行得比较慢。《张闻天传》从准备到完成出版大约十二三年。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８年是准备阶段，１９８８年初秋正式动笔写传，到１９９２年暮春完稿。将近四年时间。

　　写这样一部传记也不是个人力量所能做好的，即使是个人执笔，也是因为有整个小组集体研究的支持，还仰仗领导的指导和十分具体的帮助——审读，提意见，修改，定稿。同时，还应该看到，“人物传记不单是传记作者个人研究和写作的成果，同时也是对这一人物研究的总体水平和它所涉及的相关领域总体学术水平的反映。所以，人物传记质量的提高，固然需要作者不间断的努力，但更为重要的是，要仰仗于学术界以至全社会对传主生平、事业、思想及其历史背景的进一步认识，有赖于史料的发掘与披露，研究的深入和提高。”我在《张闻天传·修订再版后记》中这一段话是深有体会写下的。《张闻天传》１９９３年出版后七年修订再版，反映了这期间材料发掘的进展，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和水平的提高。

　　　　第五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怎么写？　　关于传记写作的方法问题，可说的话很多，这里，只能结合自己的体会扼要地讲几点。

　　

　　第一点，确定目标，加强修养。

　　首先，要加强自身修养，德、才、学、识，缺一不可，在实践中不断提高。

　　同时，要确定你的目标，要达到什么要求？什么水准？当然要高标准、严要求。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提的要求，主要是两条：第一条，应该是史料翔实，评价公允的信史。另一条，力求做到文质兼备，所谓文质彬彬。既有文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又有好的内容与观点，史料与评论。既言之有物，又生动感人。笔下的传主有血有肉，思想丰富，个性鲜明，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第一条要求，其核心，其关键，是真实。是真实的历史，不是虚假的历史，这就要求说真话，不说假话，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史料翔实真实，评价公允，这是达到信史的要求的最重要的原素。

　　我在这里强调说的都要是真话，也就是说，有的真话没有说；真话没有全说出来，还有所保留；或者没有都直白的说出来。主要是因为时机不成熟，也有的是不宜说，不便说，没有必要说。

　　做到这一点，关键是作者要把实事求是的路线贯彻到底，无所畏惧，发扬直书、实录的传统。这里有两个重要关卡，一个是不溢美、不拔高，一个是不掩过、不推诿。做到这点不容易。举几个例子。

　　例一，闻天到美国后，给郁达夫写信，诉说自己经历的精神“危机”。写不写？这个问题牵涉到对传主缺点、弱点、错误怎么写的问题。采取的办法是写，但要作必要的说明和批评。这一段是这样写的��

　　在1922年11月11日给郁达夫的信中，张闻天倾诉了他在美国的“无味”、“孤独”。他感到一走出图书馆的门“就颤抖”，觉得“又走到人生的末路了”。说那些“曾经装点过春天的”、到了冬天落在地上的黄叶，是“我们的象征”。他希望达夫第二年春间到那里，作他“在撒哈拉沙漠中的同伴”。在1923年1月6日给汪馨泉的信中，同样抒发了内心的烦闷、焦灼和矛盾。他写道：“我现在的生活是无‘过去’、‘现在’、‘未来’的生活。”“像我们这种人在社会上是狂人，是不为大众了解的。我要去了，到黑暗无声的地方去，或者到鲜红的海浪中去。”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未尝不可说是一种渴望“高尚的生命”的“热情者底心理”，但这种心理终究带着无病呻吟的痕迹，表现了未经磨炼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脆弱与彷徨。（《张闻天传》第７４页）

　　例二，刘英在遵义会议后的职务，是中央队秘书长还是中央秘书长？之所以成为问题，因为刘英的前任是邓小平，涉及到邓小平在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前后的职务变动问题。按刘英的回忆、具体的任务和前后的历史情况分析，《张闻天传》中有个“队”字，是“中央队秘书长”，并加了一条注。文和注如下��

　　1935年1月15日，决定党与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毛泽东、朱德、陈云、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参加会议的还有邓小平和伍修权。邓小平当时是中央队秘书长，担任会议记录；伍修权是李德的翻译。（《张闻天传》第２４２页）

　　注文是这样的：据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该书有一节“调任中央队秘书长”，叙述她在遵义会议后大约1935年4月间接替邓小平担任此职务的经过甚为详尽。长征途中担任此职务的顺次为：邓颖超、邓小平、刘英、肖向荣、吴亮平。据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该书有一节“调任中央队秘书长”，叙述她在遵义会议后大约1935年4月间接替邓小平担任此职务的经过甚为详尽。长征途中担任此职务的顺次为：邓颖超、邓小平、刘英、肖向荣、吴亮平。

　　例三，毛泽东给张闻天五个字评语，怎么写？考虑到都写出来有损毛的形象，故没有明说，但通过作者的不平的议论，暗示毛批评的主要是哪几个字，同张闻天的实际是怎样的不符合。书中这样写道��

　　第二次，毛约了康生、陈云、任弼时一起同张闻天谈话。他严厉地批评了张闻天一阵。说张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则打；说张不顾全大局，无自我批评精神；还给了张闻天几个字的评语。毛泽东的这些批评，同张闻天的实际是不符合的。跟毛泽东过去每每称赞张闻天是“明君”，不争权，作风民主这些评语也是矛盾的。张闻天听了很委屈。从中央苏区后期，到长征路上，直至抗战初期，他同毛一起，站在第一线，同博古、李德，同张国焘，同王明，进行了坚决的、尖锐的斗争，何怯之有！他拥戴毛泽东为全党、全军的领袖，自己甘当“配角”，使毛的正确方针、主张畅通无阻，还一次又一次主动让权，真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他跟着毛泽东、和全党同志在一起，脚踏在中国的土地上，实现了从内战到抗战的转变，开创了历史新局面……这几个字的评语，从何说起呢？不过，毛在报告和谈话中对张在六届四中全会后在上海临时中央和中央苏区所犯“左”倾错误的分析，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是深刻的。张闻天服从真理，顾全大局，对毛的那些过火批判，“听了虽然不服”，“抱有抵触情绪”，但没有去辩解，仍然坦诚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张闻天传》第539～540）

　　第二条，要有总体把握，做到全局在胸，重点突出。以张闻天为例，良好的开端（五四时宣传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辉煌的结尾（在被监护下写出肇庆文稿，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几座高峰（遵义会议前后，西安事变前后：影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两件大事中超人一等的功勋；提出东北经济构成和经济建设方针；庐山会议），三个圆圈（从反抗封建婚姻到投身社会斗争；从个人奋斗，到确立共产主义理想、加入党组织；从理论与实际脱节、犯“左”倾错误到理论与实际结合、执行正确路线），两次反复（三十年代初从“左”倾到反对“左”倾的演变，进入中央苏区以后，再犯“左”倾错误到走上正确路线）。

　　此外，对人物，对历史是非还要有感情，但又能不受感情左右，保持清醒客观的判断分析，做到有热有冷，又热又冷。笔底带有感情，爱憎分明这样一些要求，对历史著作也是需要的。

　　邓力群同志审读了《张闻天传》的稿子，除提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外，说了两句肯定的话，一句是：写得很饱满，不干巴；一句是：你真会调动人的感情。后一句话有他的感情因素在里面。因为张闻天是延安马列学院的院长，他的恩师。师恩重如山啊！

　　第二点，爬好“文山”，过好“会海”。对第一把手、会议主持人，对思想家理论家的传记，这个问题尤为重要。前提是掌握会议、文献的背景、精神实质、来龙去脉，得其要领，才能写得精粹。具体写作中，会议要注意写出前后的联系，关于主要问题的争论、交锋，突出传主的观点与作用，如：关于解决西安事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庐山会议发言。文件要明确针对性，文件所起的作用，说的新话，首创的、创新的东西是什么，经过历史检验的评价。这方面下的功夫不小，但不都是成功的。相对说来，会议比文件要好写些。夏征农同志指出，《张闻天传》主要的缺点是有些文件、文章的内容介绍看起来沉闷。

　　第三点，关于人从事出，论从史出，寓论于史。这几条要求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做到史论结合。

　　第四点，关于夹叙夹议。叙述应是人物传记采用的主要表达方法，议论和抒情也是不可缺少的。夹叙夹议实际上是“史论结合、文质彬彬”在表述上的要求。以叙为主适当议论，在叙述的基础上议论，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议论与抒情的语言与叙述的语言要适称、和谐。

　　下面举一些例子，做一点分析，来说明我在第三、四点上是怎么做的。

　　人从事出，论从史出　

　　在对遵义会议决议内容做了分析之后，评论张闻天的历史贡献，联系张闻天的思想发展历程，简评转变的必然性，说明担任总负责人是历史的选择，这实际上是对张的转变是毛教育的结果这种说法的辨正，坚持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的辩证唯物论观点。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遵义会议决议》是这次会议的最主要的文件。它是反“围剿”战争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是党和军队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以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为指导，又是对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的第一次系统论述，是在全党、全军开展与深入进行“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实现“从阵地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的纲领性文献，为中央红军与全国各地红军突围转移和粉碎“围剿”，取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作为“提纲”的执笔者和“反报告”的发言人，《决议》的起草人和“扎西会议”的主持人，张闻天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张闻天传第257页》）

　　《遵义会议决议》也是张闻天摆脱“左”倾教条主义，转变到正确路线上来的标志，是他思想跃进的一个界碑。《决议》采用了张闻天自福建事变至长征前夕发表的不少文章中的若干正确思想、观点以及表述这些思想观点的用语。 联系张闻天的革命经历和思想发展，完全可以看到张闻天遵义会议“转变”的必然。这是他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又接触了中国革命实际，从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中逐步认识了“左”倾错误，逐步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规律的结果；是在党内矛盾斗争中，从思想、理论到路线、方针、政策，分清了是非，彻底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肯定并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的结果。张闻天的转变完全出于自主、自觉，没有一点被动、勉强。这也说明，政治局多数同志推举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历史的选择。（《张闻天传》第257～258页）

　　写张闻天在１９４１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上自觉检讨之后，有一段对张闻天遵义会议前后直到此时的功劳和他对错误不断检讨的概述��

　　张闻天是从“左”倾的党中央领导集团中首先觉悟而分化出来的成员。他在遵义会议前就同“左”倾的中央领导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在遵义会议上为结束“左”倾的统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自遵义会议以来，又坚持了正确路线，立下了大功。尽管如此，他没有居功诿过，掩盖历史上的错误。对于1931年初至1934年底期间的错误，从遵义会议到瓦窑堡会议、苏区代表会议、洛川会议直至六届六中全会，他一再进行检讨，以期记取历史的教训而避免重犯。只是受环境与认识的限制，在这之前，没有认识到是政治路线的错误。经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指明，张闻天即诚恳地承认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党中央领导所犯的“左”倾错误是政治路线错误，并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全面地揭发错误，负责地承担错误的责任，深刻地检讨错误的根源。不仅如此，张闻天还表示要用实际行动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毛病，解决理论与实际脱节的问题，并且明确表示离开中央机关，到下层去做实际工作的愿望。张闻天责己如此之严，对党如此之忠诚，令人敬佩。他的服从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为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犯错误的同志做出了样子。”（《张闻天传》第５４２～５４３页）

　　在讲过这段话后，有两句评论，一句赞扬，一句讲好的影响：“张闻天责已如此之严，对党如此之忠诚，令人敬佩。他的服从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为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犯错误的同志做出了样子。”

　　“文革”中写１９６７年张闻天共有２１９起接待，是这样来叙述和评论的��

　　张闻天应造反派要求写的证明材料，涉及杨尚昆、彭真、李先念、李维汉、王稼祥、彭德怀、乌兰夫、宋任穷、李立三、伍修权、吴亮平、孔原、王鹤寿、徐冰、宋一平、曾涌泉、姚依林、程子华、吕正操、刘澜波、王观澜、孙冶方、姬鹏飞、张琴秋、李伯钊、李培之……等许多同志。张闻天在自己不断挨斗，蒙受不白之冤的时候，以确凿的事实，为许多同志洗刷掉泼到他们身上的污水，证明他们的清白。无论以旧道德还是以新道德来衡量，都是令人敬仰的。（《张闻天传》第８２８页）

　　“文革”中关于６１人案讲张闻天明知前途凶险，但是没有屈服于压力。叙事之后也有几句评论��

　　张闻天明知前途凶险，但是没有屈服于压力。他于7月3日致函康生，回答6月27日“中办”专案组的两点要求，表示他已经提供的材料是“我今天仍然认为我所能提供的唯一材料”，“我还没有别的材料证明我的交代是完全不可靠的，从而根本否定我自己交代的材料”，“我现在不知道我对此事还能澄清什么”。

　　“时穷节乃见”！张闻天的回答，表现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至大至刚的一身浩然正气！（这里用了文天祥《正气歌》和《孟子》里的话来赞颂张闻天。）

　　专案组的负责人读到此信，暴跳如雷，在信上写下长篇批语，说“张闻天说谎成性，使人气愤”，“对于这样的人没有别的，方针只有一条，那就是斗争”！ 1967年七八九三个月，批斗张闻天的大会开了十六七场，但结果终是枉然。“逼供信”这一套，在张闻天这里是没有用处的。（《张闻天传》第８３３页）

　　寓论于史　

　　例一　从任弼时给共产国际报告中引用的阎锡山论几支军队的话，看张闻天《把山西成为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文章（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５日）的作用。

　　“真是八路助新军展开游击，收复失邑，成绩昭然”。 山西全省山区、乡村成为广大的敌后战场。阎锡山深得其惠，感慨地说，现在共产党八路军在山西，是有十支洋烛的光，晋绥军是一支洋烛的光，中央军呢，只有一根香火的光。 （《张闻天传》第4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