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新】顺应世界潮流 立足发展自我

　　　　回顾新中国50多年来的历程，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总的来说是处在相对不那么有利的环境中。今天，中国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回首半个多世纪，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在如此不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党的三代领导集体能在不同的国际环境下，顺应时代潮流，立足发展自我。 

　　一 

　　　　新中国成立时，所面对的是美苏两个大国由“二战”时的国际合作走向战后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人民民主国家相互对峙形成冷战的世界格局。尽管新中国向世界发出的第一个信息是愿同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立足于走向国际社会，但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新中国实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和军事上包围的政策，并且这种挑战很快就以军事对抗的形式出现，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在这种特定的国际环境中采取怎样的对策，敢不敢斗争，有没有不怕压、不信邪的精神，是关系到新政权能否立得住、民族独立能否有保障的立国兴邦的大问题。 

　　　　在这方面，建国初期的抗美援朝战争非常能说明问题。当时美国对中国政府再三发出的不得扩大侵略战争的警告不以为然，认为中国人没有力量也不敢出兵同美军作战。但是，尽管条件十分困难，苏联原来答应出动空军支援中国后又变卦，中国军队依然出国作战，在完全没有制空权、制海权的情况下以劣势装备同世界上装备最精良的敌人进行了面对面的较量。斗争的结果是交战双方经过谈判最终签订了停战协定。这是敢于斗争、赢得胜利的第一层含义。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在国际上的一次亮相，弱势的中国在1950年就敢于对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说“不”，并树立起堂堂正正、完全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的崭新形象，令全世界刮目相看。有所为，然后有所得，正是因为当年中国承担了国际主义义务，今天中国才有资格成为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维护半岛和平的重要一方。这是敢于斗争、赢得胜利的第二层含义。如果用更深远的历史眼光看，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还在于它所确立的那种冲突反应模式以及贯穿其中的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那就是：第一，中国对事件的把握有一个底线，我们把底线明明白白地告诉对方，如要越线是不行的；第二，中国说话算话，既不虚张声势，也不食言，不信邪，不怕压，不管困难有多大，说到做到。这个模式在后来的越南战争中起了作用，使美国终究未敢越过17度线。正因为抗美援朝的这种影响，1989年面临美国的又一次制裁时，邓小平援引抗美援朝的例子，表明中国“从来就不听那一套”。 

　　　　国际关系的错综复杂使新中国不仅要对付美国从东面和南面的包围、封锁，还要对付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中苏关系恶化以后，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不断制造事端，甚至多次挑起武装冲突，在北面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面对美苏两家的压力，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中国人民不怕压，不信邪，敢于斗争，捍卫了自己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我们不仅敢于斗争，还善于斗争，利用矛盾，化解不利因素，为自己的国内建设创造条件。20世纪60年代末，国际环境发生变化，美苏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毛泽东及时捕捉到尼克松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所发出的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信号，做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继而实现尼克松访华。这一非同寻常的决策，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20世纪“最重要的外交事件”，更主要的，是中美关系的缓和引起连锁反应，中国迎来新一轮建交高潮，中国与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日益扩大，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善于斗争还表现在主持正义，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实现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上。中国共产党人尽可能结交更多的朋友，拓展我们的国际空间，在更大范围内冲破美国的包围、封锁。中国对他们的支持有物质上的，也有道义上的。使不少非洲国家，特别是南部非洲的一些国家和人民同中国有一种“患难知己”的感觉。同样，有所为，然后有所得。从1956年到1965年的10年间，同中国新建交的国家达到25个，是1955年底建交国家（23个）的一倍多。在新建交国家中，除法国外都是亚非拉国家。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所获得的多数票都是来自这些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 

　　　　独立自主，敢于斗争，不怕压，不信邪，是针对封锁、制裁、孤立中国而制定的对策，是在对抗加剧时不得已而为之的，其结果，不但顶住了敌视新中国的种种逆流，锻炼了新中国的抗压能力，而且在斗争的同时赢得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反而使新中国获得了国际生存空间，这是西方敌对势力始料未及的。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二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世界上出现了少有的缓和局面，美苏军事势力处于基本平衡，东西方两个军事集团的许多成员国，也不愿意被拖入新的战争；第三世界国家为了生存和发展，坚决反对战争和军备竞赛。邓小平清醒地看到时代的变迁，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对国际环境的变化做出了新的判断，指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在发展问题上，他纠正了把自力更生同对外开放对立起来的认识，明确指出，世界各国通过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已成为各国经济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正是基于对“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邓小平带领我们党实现了工作重点的战略性转移，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战略，有继承有发展，也有根据新情况做出的新补充和新概括。比如，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其中，不允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维护民族的利益和尊严；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国家，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既积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又不照搬别国的现成模式，这是对以往的继承。而在国际舞台上不参加任何集团，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这就是有所发展了。又比如，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其中，争取和平，消除战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继续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对以往的继承。而提出中国在解决国际争端时，不可长期置身事外，应当起一定的促进作用；提倡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不仅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而且把它进一步发展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础，这就是有所发展了。 

　　　　关于新补充、新概括，主要有：1.从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改变了过去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邓小平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应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着眼于自身的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关于中国和俄罗斯、中亚、东欧国家的关系，邓小平明确指出，不管他们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争论。2.以“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藏拙，决不当头，抓住机遇，有所作为”，应对变化了的世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联合对我制裁施压。邓小平及时地提出这一精辟主张。就是不要急，不露锋芒，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决不当头，一是总结当年苏联充当社会主义国家“头”的历史教训，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其本身就违背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二是中国没有当头的实力；三是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决不称霸，无意取代原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中心地位。问题的核心，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发展自己，壮大自己。 

　　　　由于我党有了对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并不断丰富和发展国际战略思想和策略，使得我们国家不仅抓住了80年代前期发展的大好时机，而且在80年代末那种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依然从容应对，岿然不动。十几年下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在增强，国际威望稳步提高。 

　　三 

　　　　冷战结束后，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变化，各国尤其是大国顺应缓和潮流进行了相应的战略调整，国际形势进入了以缓和为主的时期。 

　　　　根据新的情况，江泽民深刻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键是坚持运用邓小平理论观察当今世界，观察当代中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把握世界和中国的发展态势。中国共产党的应对之策是：继续执行“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决不当头”的方针，韬光养晦，苦练内功；积极推动国际政治多极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适时同各大国建立各种类型伙伴关系，从战略高度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广泛参与多边外交活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实行“走出去”的开放战略，把对外开放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提倡创新精神，使中国在新世纪国际关系的软国力竞争中居于有利位置。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处于向多极化转变的过程中，但“一超多强”态势仍然明显。除战略核力量外，美国目前处于世界上无对手时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世界多极化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世界多极化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样一种认识。随着近几年国际形势的变化，又提出：多极化在客观上牵制了霸权主义，因此它在总体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安定；多极化不应只是几个大国的事，还要把第三世界即发展中国家也包括进来，第三世界也应算一极；多极化不是一种固定的模式，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是单向流动，而是交错作用。多极化在当前还未形成，目前还只是表现出一个趋势，其最终形成尚需要曲折漫长的过程。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穷国与富国的实力相差悬殊，却面对共同的竞争规则，造成彼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清醒地看到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全球化的机会，通过跨国公司的资金流动、技术交流、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尽量吸引外资、技术和设备发展自己；尽快提高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经济管理水平，为发展知识经济创造条件。同时我们还可以借此机会调整产业结构、改革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创造与世界经济体系接轨的条件，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充分发挥我国市场广阔、资源丰富、劳动力廉价等传统优势，提高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回旋余地，以更主动的姿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但同时，经济全球化是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其主要载体——跨国公司、世界主要经济贸易组织以及大量的资金、技术都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不仅面临着发达国家经济技术优势的巨大压力，而且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也受到挑战。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双重作用，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趋利避害的原则，既积极参与和推进这个进程，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充分享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各种有利条件和因素，发展自己，并最终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角色；又要对其风险保持清醒的认识，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应对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切实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 

　　　　软国力竞争是新世纪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新动向。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它的影响和作用。软国力竞争主要表现在文化影响力、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和对人力资源的争夺上。西方国家借助网络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强行输出西方文化，推行文化霸权。高科技竞争和人力资源的争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有鉴于此，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正式将“科教兴国”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并在2000年提出全党全国都要大力发扬创新精神，要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以迎接新世纪软国力的竞争和挑战。 

　　　　江泽民指出，要努力扩大视野，开阔胸襟，敏锐观察世界大势，正确把握时代要求，谋求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今后10年、20年、50年，将是中国发生更加深刻变革的伟大时代，我们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能否稳步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怎样应对世界。应该说，在这方面，我们有丰富的历史经验，这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