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著武】国史教育：坚持从“必修”到“修好”的有机统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国史的重要论述

　　众所周知，国史具有资政、育人和护国的重要社会功能。[2]“资政”指通过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历史鉴戒；“育人”指通过学习国史以增强人们对国家历史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感情认同，进而培育公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护国”指通过学习国史认清国史主流和本质以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自主地位，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国史教育必须首先做好“育人”工作，形成对国家历史的共识以凝聚民心、汇聚力量，最终实现“资政”和“护国”的目的；而“资政”和“护国”是为了更好地“育人”。国史“资政”、“育人”、“护国”的社会功能是史学经世致用功能的具体表现，其中“育人”处于基石地位，只有夯实了“育人”的基础，才能很好地体现出其他功能。早在1956年，新中国拟定的第一份历史科学规划——《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中指出：“它（指国史——引者注）将教育我国人民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同时也将大大地有助于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3] 这里就非常明确地指出国史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已走过65个春秋，国史已成为中国历史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国史教育在内容和形式方面也有了较大变化。[4]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继续充分发挥国史的教育功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国史重要的教育功能，主要指： 

　　（一）国史是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最好素材和宝库。国史有一个鲜明特点，那就是距离当前时间较近，不少人物和事件都可知、可触、可感，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现实生活。正因为如此，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大肆利用国史上的事件和人物，通过肢解史料、主观臆断、捕风捉影等手法，竭力歪曲、丑化、污蔑和攻击新中国的历史。这种情况在网络、报刊杂志上时常看到，如果任其大肆泛滥，一定是错谬流行，真实的历史退场，最后扰乱正常的舆论环境和思想环境，必然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盛行。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充分利用国史中所蕴涵的丰富历史文化资源，如劳动模范、英雄人物、红色精神等，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完全能够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利用好这一重大历史文化资源，“在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年学生中开展国史教育，普及国史知识，把正确认识和解释国史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工作中去，用以树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坚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心和信心” [5]。概言之，利用国史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增强人们对国家历史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感情认同，培育公民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史是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最好素材和宝库。 

　　（二）国史是广大干部的必修课。通常情况下，党和国家会根据中心任务的发展，适时调整干部培训与教学内容，以应对各种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的变化。但从历史情况看，干部教育有重视学习历史的优良传统，尤其是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和国史。近期，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性地提出学习国史是必修课的命题，强调学习国史这门功课要坚持从“必须”到“修好”的有机统一，同样是学习历史的优良传统在当代的继承与发展。如果说“必须”是形式方面的要求，那“修好”则主要针对内容而言，学习国史要坚持从“必须”到“修好”的有机统一，本质上说是坚持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不仅注重形式，更要强调实际效果。何以习总书记如此重视学习国史？他认为，通过学习国史，能够让广大干部了解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深化对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能够汲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地走向未来，不断交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答卷。[6]同时，他甚至提出，学习国史能够达到“知史爱国”的目的。[7]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史是广大干部的必修课，学习国史必须坚持从“必修”到“修好”的有机统一。 

　　国史教育要实现从“必修”到“修好”的有机统一，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教育功能，必须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一）国史教育与一般历史教育 

　　史学家白寿彝认为，史学的教育意义，大体上可归结为六条：一是通过对历史的阐述，讲清楚做人的道理；二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三是对于民族团结的教育有很大意义；四是对自然进行斗争的教育；五是进行总结历史经验的教育；六是进行爱国主义、历史前途的教育。[8]这就把历史教育的作用概括得较全面。历史学科，以地理来分，有中国史、美国史、英国史、世界史等；以时间来分，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等；以党派来分，有中国国民党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等。举凡古今中外的重要历史事件和重大历史人物都能成为历史教育的内容，足见历史教育素材之丰富。国史教育作为历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上面所说的一般历史教育的普遍意义，但国史具有更强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因此国史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般历史，自然国史教育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般历史教育。 

　　以大学生的国史教育为例，《光明日报》有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对新中国历史“感兴趣”的大学生中占93.2%，不感兴趣的占6.8%。调查结论指出，绝大多数大学生对新中国历史有较为浓厚的兴趣。[9]从我国高校国史教育的实际情况来说，并没有专门的国史教育课程（历史系专业学生除外），国史内容包含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里，但由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内容多、教学课时少，且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内容上有交叉，从事“纲要”课教学的老师一般不讲或者少讲国史内容。尽管“纲要”和“毛中特”是思想政治课，或多或少地扮演国史教育的功能，但这样效果恐怕不甚理想。不容否认的是，现代社会新媒体非常发达，有些人借此利用国史人物和事件不断搞新闻炒作，还有些人罔顾历史事实造谣污蔑，这都不是要传播健康有益的国史知识，反而是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学生们出于探奇心理，难免对这些信息感“兴趣”。这就是调查数据与现实感受有差距的原因所在，实际上并不表明国史教育的成功。笔者认为，大学生的国史教育工作关系到对国家的历史文化认同，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如果不抓好日常的教学工作，确实失去了绝佳的教育机会。因此，国史教育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一般历史教育。 

　　（二）国史教育与党史教育 

　　国史教育与党史教育要截然分开，那不可能。国史重在国家历史的阐释，党史重在执政党历史的阐释。但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力量和执政党，所以党史建国后的部分同国史多有交叉，甚至执政党历史本身就是国史研究的内容。国史、党史相提并论，正好表明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异。如果用“同心圆”作比，国史是大圆，建国后的党史是小圆，二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总的来说，历年七月一日和十月一日前后，尤其是逢整十周年，都是国史党史教育的集中迸发期。以十七大以来为例，一系列重大历史纪念活动如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毛泽东诞辰120周年、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施60周年、“五四”宪法颁布60周年等接踵而至；一大批党史国史权威著作、普及性读物、影视等出版上映，深受广大读者、观众的喜爱和好评。这种学习党史国史的热潮，一方面有党和国家大力推动的原因，如中宣部下发文件、新闻出版总署重点选题侧重等；另一方面必须归因于新中国65年波澜壮阔的历史以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65年来值得纪念的大事和优秀人物何其之多。国史教育，是希望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学习，达到“知史爱国”的目的；党史教育，是希望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对执政党历史的学习，达到“知史爱党”的目的。这正是二者具体功用的不同所在。 

　　（三）国史教育与宣传思想工作 

　　近些年，各种“阴谋论”甚嚣尘上，其中不乏有关国史上的事件和人物的评论，如反右派斗争、三年困难时期历史的认识等。有些说法完全歪曲事实，造成了极坏影响。作为国史教育者和研究者，的确应深思个中缘由。国史教育是面向公众的社会事业，有着较强的社会性和公益性，对于有争议且尚未形成一致认识的问题，不宜在公开媒体和报刊杂志大肆传播，以免造成思想混乱，尽力降低其负作用；对于有明确结论且为大家所共识的问题，必须自信、自觉地向国内外大力宣传，以最大限度地凝聚各种力量，发挥其正能量。而宣传思想工作要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必须做到向全社会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10]在笔者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当然离不开对新中国历史的宣传；甚至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较大程度就是要宣传新中国历史。为做好国史的宣传教育工作，我们同样要坚持宣传思想工作所秉持的基本方针，奉守“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原则。但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国史教育是严肃的历史教育工作，要注意同宣传思想工作有所区别，多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学术性方法来澄清思想认识问题。 

　　通过辨析国史教育与一般历史教育、党史教育以及宣传思想工作的关系，可以明确：国史教育是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最好素材和思想宝库，同时又是广大干部学习的必修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抓紧抓好国史教育工作。 

　　（一）首要在于抓好干部的国史教育工作。“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1]高素质干部队伍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的必要条件。为此，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将其作为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来加以实施。2013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的《2013—2017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中提出要从加强党性党风党纪和党史国史教育等六方面来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12] 2014年7月，中央组织部印发的《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加强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的通知》中再次提出要“深入开展党史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世界历史的学习”。[13]各地在干部教育培训中，也突出强调要把党史国史教育作为必修课来学习。吉林省要求：“加强党史国史特别是党领导人民的奋斗史、创业史、改革开放史教育”，并作为必修课。[14]广西壮族自治区出台了领导干部学习党史国史制度。[15]这都说明学习国史已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可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怎样才能在学习实践活动中长期坚持并取得良好效果。对此，除在干部教育中专门设置国史课程外，还需要广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亲自带头抓学习国史，进一步弄清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为开展好工作提供思想资源和经验借鉴。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强调：“历史知识丰富了，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思维层次和领导水平就可以提升到一个新高度。”[16] 

　　（二）编辑出版通俗读物，拍摄高质量的影视作品，举办展览会、座谈会等，多渠道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国史知识。国史大众化、通俗化工作，同严谨科学的学术研究一样重要，甚至是在深入学术研究基础上的升华。社会上的一些以“解密”、“口述”、“实录”为名的“国史”书籍、影视作品等，多以猎奇为目的，缺乏严谨性，还有些甚至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淖，极容易造成思想混乱；还有不少《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教材或专著，虽坚持了政治正确性的立场，但多属“象牙塔”之作，内容相互重复雷同，普及性不够。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和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最好方式莫过于多编辑出版一些通俗化、大众化的国史书籍、拍摄高质量的影视作品以及举办国史展览和座谈会等。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的《居安思危·世界社会主义小丛书》为例，这套丛书自面世以来，适应了人们现代生活节奏的需要，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这套丛书以短小精悍的篇幅通俗化地介绍当前的重大理论、重大题材和重大问题，虽不是专门的国史通俗读物，但国史上的一些事件和人物牵涉其中，值得国史学界进行通俗化、大众化工作作参考。再以近几年举办的各种展览会为例，“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成就展”、“复兴之路”大型主题展、“辉煌六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成就展”等，都是国史教育通俗化、大众化的很好实践。 

　　（三）增强阵地意识，创新利用网络微博、微信等新媒介，拓宽国史教育新渠道。据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1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18亿。可以说，网络正日益成为我国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战场。各种海量信息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国史。如2014年6月6日，网络上发表了一篇《揭秘“三年困难时期”的茅台酒生产》的文章，认为“在散步时偶然一句话的指引下（指1958年毛泽东同时任贵州省委书记周林在庐山会议上的散步谈话——引者注），各级政府积极调粮支持酒厂‘献礼工程’，使1959、1960年茅台酒的产量分别达到820吨、912吨，真正实现了产量的大跃进；调粮表现越好的地方，通常饥饿死亡的数据也就越大”。[17]该文认为贵州地区的人口死亡是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造成的。网络上有人据此得出结论，认为“1960年的茅台用的是人民的生命来酿造的”。且不论这篇文章是否是历史的真实，作者的确是将特定时期的历史事件进行了解构。何以这么说？茅台酒今天荣膺“奢侈品”行列，其国酒的文化标识尽人皆知，试想几十年前的茅台生产都如此特殊化，再将1959年前后死亡的人数联系在一起，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而目前主流的国史、党史网站，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中国共产党历史网等，在舆论的影响力方面有限，很难做到正本清源。作为国史教育工作者，不能因此而气馁，要敢于“亮剑”，不断增强阵地意识，创新利用网络微博、微信等新媒介，拓宽国史教育新渠道。 

　　每当历史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都要强调学习历史。一般来说，每次学习热潮都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较快发展。[18]这次国史学习热潮，同样会彰显出重大的现实价值。习近平总书记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这是党和人民在当今世界安身立命、风雨前行的资格。”[19]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充分利用好国史这一重要的历史资源，坚持学习国史从“必修”到“修好”的有机统一，宣传好、传播好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以增强广大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最好的营养剂。 

　　作者介绍：储著武，安徽岳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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