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张星星,田居俭,李正华,陈东林,刘国新,罗燕明,李文】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联系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 ———学习党的十七大报告的一点体会

　　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掀开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篇章。您长期从事编纂和研究国史的工作，倡导探索国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建立国史学科。能否请您先谈谈什么是国史？

　　朱佳木：我们所说的国史，指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共和国范围内社会与自然界的历史。它是中国历史的自然延伸，是正在进行并且不断发展着的中国断代史，是中国历史的现代部分或当代部分。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关于国史与中国当代史、现代史的关系。从各国对历史阶段划分的表述看，对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这些概念的用法并没有统一的标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认为，划分不同的历史阶段，主要应当依据社会形态的变化。我国史学界运用这一观点，把1840年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古代史和近代史的分水岭。据此，本来应当把1949年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区分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水岭。然而，我国史学界、教育界过去一直把1919年至1949年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这是缘于全国解放后，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着区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提出把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但实际上，五四运动改变的只是中国革命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上世纪80年代开展国史研究以来，人们为了避开现代史已有定义的既成事实，又提出了中国当代史的概念，并把国史称为当代史。然而，随着新中国历史的延续和国史研究与教学的深入，现代史已有定义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有关部门又把国史、当代史放到了近现代史专业中。但这种做法无形中抹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于中国社会形态根本变革的划时代意义，在政治上更不妥当。因此，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由1919年推至1949年，1949年以后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在这种情况下，国史、当代史与现代史就重合了，国史可以称为中国当代史，也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当然，历史分期是动态性的，随着时间的延续，比如100年以后，也可能需要分出一个独立的当代史来，不过那是后话。

　　记者：国史研究既然是以国史为研究对象的，那么搞清楚了国史的定义，什么是国史研究是不是就清楚了呢？

　　朱佳木：国史研究的定义要比国史的定义稍微复杂一些。一般说，国史研究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史学的分支学科。但具体说，国史研究需要分为广义、中义和狭义三个层次来定义。

　　广义的国史研究是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内（包括领空、领海、岛屿）的社会与自然界发展变化过程的研究。它不仅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社会、外交、军事等社会内容，也包括天象、气候、生态、资源、灾害，如地震、泥石流、荒漠化等自然界的内容；不仅包括对国家整体历史的研究，也包括对地方、部门、行业等局部历史的研究；不仅包括对中央政府管辖区域内历史的研究，也包括对暂时不受中央政府管辖的一些地方历史的研究。在这个层次上，国史研究与中国现代史或当代史研究是完全一致的。

　　中义的国史研究是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实际管辖区域内的社会与自然界发展变化过程的研究。与广义的国史研究相比，它虽然也包括共和国中央政府管辖区域与非管辖区域之间的互动，以及为促进祖国统一而做出的努力，但不包括非管辖区域内社会与自然界的情况。在这个层次上，国史研究的内涵与中国现代史或当代史研究稍有不同。

　　狭义的国史研究是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整体历史的研究。与广义的和中义的国史相比，它只包括宏观的、全局性的内容，而不包括地方史、部门史、行业史等微观的、局部性的内容。它相当于人们通常所说的通史，现在已经出版的或正在编纂的国史书，大体属于这个层次的国史研究。

　　记者：中共党史研究现在也包括建国以后的内容，为什么在它之外还要开展国史研究，有这个必要吗？

　　朱佳木：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领导我们国家各项事     业的核心力量，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重大决定必然会对共和国的历史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党史是国史的核心，党史建国后部分的走向决定国史的走向。因此，国史研究与党史建国后部分的研究，在内容上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交叉和重合，在理论与方法上也难免有许多一致之处。但是，党史研究与国史研究毕竟分属不同学科。党史研究的对象是党的历史，基本属于政治学中的政党学；即使从史学角度看，它也属于专史性质。而国史研究的对象是国家的历史，完全属于史学范畴，是中国历史研究的延续。因此，国史研究与党史研究在角度、范围、重点和方法上都有很大不同，各有各的任务和作用，谁也代替不了谁。

　　先说研究角度。党史研究是从党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建国后历史的。它要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何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并把它们变成国家意志的，如何处理与各参政党之间的关系，如何与国外政党打交道，如何进行党的自身建设等等。而国史研究则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来研究这段历史的。它所要研究的是国家政权机关如何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何组织国家各项事业的建设，如何开展外交活动，如何进行自身建设，以及各参政党是如何在共产党领导下参政议政的。

　　再说研究范围。党史研究对建国后的研究主要研究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及其作用，其范围超不出或不应超出中共自身及其影响之内的事务；超不出或不应超出虽然与它的影响有不同程度的关系但不属于执政党范畴的事务。例如，天象、气候、生态、灾害史等自然界的变化，与党史没有或基本没有关系，人口、婚姻、家庭、民俗、服饰、饮食、大众娱乐、语言等社会领域的变化，以及各参政党自身的历史、政权建设史、法制史、经济史、科技史、文化史、教育史、民族史、宗教史等等，虽与党史或多或少有一定关联，党史研究也会有所涉及，但作为学科，则不属于它要专门研究的内容。而上述内容却是国史研究能够研究也必须研究的。就是说，国史研究的范围要比党史研究宽得多。

　　再说研究重点。党史研究的重点应当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及重大决策出台的过程，党的自身建设的状况，党的重要人物和模范，以及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国史研究虽然也会研究这些内容，但更多的是要研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决策过程，法律的制定和变化过程，各级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重大活动、举措及自身建设和经验教训，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成就和各条战线上有突出贡献的人物，国家机关的自身建设及经验教训。

　　再说研究方法。党史研究和国史研究都要运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研究方法，如充分收集、慎重选择、严谨考证史料，对问题进行整体和系统研究，把问题放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用社会存在说明社会意识等等；另外，都要借鉴中国传统史学和国外史学，特别是新史学的有益方法，都要汲取社会科学中其他学科的科学方法。但是，党史研究基本属于政治学科，需要更多地运用政治学的方法；而国史研究完全属于历史学科，主要要用史学的方法。在史书编纂方面，党史主要是用章节体，而国史除用章节体外，还要创造性地继承中国史学的传统体裁，如纪传体、编年体、记事本末体、典制体、方志体、史地体等等。

　　记者：由于受历史观的支配和观察方法与角度的影响，研究者对国史往往有不同的分期。您对这一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的？

　　朱佳木：历史分期是史学研究者为了帮助人们认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内在规律性而采用的一种方法，如何分期，关键看他用什么样的分期标准。社会形态的变化是唯物史观对人类历史进行分期的根本标准，尽管也有用生产工具变化、科学技术变化、文化形态变化等等对历史进行分期的，但都不如社会形态标准那样深刻。对同一社会形态下的历史进行分期，也要看他是从什么角度出发，角度不同，分期自然不同。在国史分期问题上的分歧，据我了解主要缘于学者对历史认识的不同侧重点。比如，“四分法”，把国史分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伟大历史转折以后的时期。“六分法”在此基础上，将头七年再以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界，分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将伟大历史转折以后的时期，再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界，分为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新时期。“八分法”是在“六分法”的基础上，把历史新时期再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召开为界，划分为改革开放初期和1992年以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时期；并以中共十六大召开为界，把2002年以后作为改革开放新阶段。我认为这些分期都是可以的。但为了更大程度地区别于党史，更多地体现国史的特点，我倾向于从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的角度来划分建国至今的历史时期，即1949年～1956年，是结合自己实际学习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1956年～1978年，是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1978年～1992年，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市场调节的时期，或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时期；1992年至今，是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或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渐趋成熟的时期。

　　记者：认清国史的主线，对于分析国史的动因、预测国史的走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么，您认为什么是国史的主线，主线究竟有几条？

　　朱佳木：所谓历史的主线，是指贯穿历史始终的主要脉络和支配历史走向的基本因素，是历史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主线有一条还是有多条？这要看是在哪个层次、哪种意义上说。如果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层次、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的意义上说，主线当然只有一条，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但具体到国史，主线不一定只有一条，而可以像交响乐有第一主题、第二主题那样，有多条主线。主张国史主线只有一条的论者，有的说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有的说是建设社会主义或者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这些说法都只反映了国史的过程，并没有揭示影响国史走向的内在规律。还有论者主张主线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这无疑是一条主线，但不是唯一的主线。因为如果把它看成是唯一的主线，会发生一些不好解释的问题，会有一些贯穿国史的事情难以用这一提法所涵盖。例如，在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毛泽东、刘少奇在建国前都说过建国后要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发展10年、15年、20年，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建国后只过了3年，毛泽东就提出，从现在起就要向社会主义过渡。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呢？如果说国史的主线只有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势必导致这样的结论，即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为了尽快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说为搞社会主义而搞社会主义。然而实际情况是，进入1952年后，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在编制“一五”计划草案时，财经部门的同志把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同美欧等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业化的道路进行了比较，反复权衡国内政治、经济和国际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利弊得失，一致认为中国要尽快提高国防能力和农业与轻工业生产的能力，必须而且只能像苏联那样走快速工业化的道路，也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当时条件下，要这样做，只能选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相应实行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和公有化，以解决资金、设备、人才、物资不足的问题。而这已经不再是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而是社会主义的政策了。另外，把建国后进行的几场自卫性质的战争，也看成是受探索社会主义规律这条主线的支配，显然也说不通。因此，我认为国史主线起码有三条，即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争取早日实现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这三条主线中，第一条显然最重要，但它不能代替另外两条。三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共同影响和左右着国史的发展。

　　记者：您较早提出并特别强调国史研究具有“护国”的功能，这一观点的立论依据是怎样的？

　　朱佳木：国史研究是史学的分支学科，因此，它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社会功能与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基本上一样。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国史研究由于研究对象和所处时代的特殊性，使它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社会功能相比其他分支学科，更为鲜明、强烈和直接。

　　对史学的社会功能，有的说是咨政育人，有的说是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咨政育人，有的说是积累经验、教育后人、预测未来。这些表述都不错，对国史研究同样可以这样表述。但我认为，还有一个功能是上述表述中没有说到的，那就是史学尤其是国史研究的“护国”功能。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讲过一句名言，叫“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就是说，要灭掉一个国家，先要否定这个国家的历史，这个国家的历史被否定了，这个国家也就不攻自灭了。他的这个观点，已经为大量的历史事实所验证。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在陈水扁之流都曾经或正在妄图通过否定、割裂中国历史的办法，达到灭亡、分裂中国的目的。毛泽东还说过：“历史上不管中国外国，凡是不应该否定一切的而否定一切，凡是这么做了的，结果统统毁灭了他们自己。”大量历史事实也验证了这个观点，其中最新的例子就是苏联从否定斯大林进而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再到否定社会主义的历史，最终导致苏共下台、苏联解体。既然“去人之史”、“去己之史”可以“灭人之国”、“灭己之国”，反过来说，“卫己之史”不是也可以“护己之国”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史学尤其是国史研究也有着“护国”的功能。这与史学尤其是国史研究所具有的政治属性，是完全一致的。

　　对国家史的认识和解释，历来是意识形态领域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较量的重要战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总是高度重视对国家史的解释，并把它视作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而想要推翻一个政权的阶级和政治力量，也十分看重对历史的解释，总要试图用自己的解释说明原有统治的不合理性。这是一个具有普遍规律的社会现象，区别只在于进步的阶级和政治力量顺应历史前进方向，对历史的解释符合或比较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而反动的阶级和政治力量背逆历史前进方向，对历史的解释难以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在资本主义制度占优势的当今世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不同阶级和政治力量在认识和解释上存在巨大差距和激烈较量是毫不奇怪的。当前，敌对势力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总是喜欢拿历史尤其是国史作文章，极尽歪曲、丑化、诬蔑、伪造之能事。对此，我们一方面要理直气壮地予以抵制和驳斥，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国史研究，在群众尤其是青年学生中进行正确的国史教育，普及全面的国史知识，为树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坚定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决心和信心，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2008/03/25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又好又快”发展     □陈东林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说，要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报告中“又好又快”的提法与过去的“更快更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法与过去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虽然都只有词序之变和两字之差，却鲜明地体现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升华。     “好”与“快”，是经济建设的共同要求，也是一对矛盾。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对这一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几十年的探索和总结。     新中国经济建设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几次出现追求过快的波动，原因有两方面。首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的。旧中国留下的的落后经济状况，使新中国成立后，生产力状况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相比，仍然很不适应。中国人民走出战争困扰，有了和平建设时机，必然迫切地要求加快建设速度，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这被称之为“赶超战略”。即使到了改革开放取得很大成功的20世纪80 90年代，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前，党和国家仍然不能不把速度放在第一位，提出“效益优先，兼顾公平”也是合适的。其次，是对“好”和“快”的辩证关系，需要有一个认识和实践过程。事实上，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举世瞩目的年均9.3%的高速度，党和国家也在不断地调整“好”与“快”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人均GDP达到800美元的小康社会目标，到20世纪90年代已被赋予了从经济指标到生活、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     进入21世纪，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四位，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与此同时，高速度下的一些新矛盾开始突出，如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人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任务艰巨；对外开放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人与自然不和谐，环境污染严重等等。于是，党中央审时度势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理论和建设和谐社会目标，从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到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再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开始了指导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的重要转变。

　　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通过一系列发展战略。

　　首先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十七大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其次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十七大提出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严格保护耕地，增加农业投入，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第三是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十七大报告要求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家庭；政府要制定和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落实节能减排工作责任制。

　　第四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十七大报告要求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报告把过去的“经济增长方式”提法改为“经济发展方式”，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好”，一是要稳定发展，使速度保持在合理的区间，防止大起大落；二是要协调发展，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防止“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三是要提高发展的效益性，低投入、高产出，防止增长代价过大；四是要实现持续发展，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五是要保障发展的普惠性，使发展成果由广大人民共享，防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出现两极分化。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解决日益紧迫的人口、资源、环境与工业化加快、经济快速增长的矛盾，是新世纪新时期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我们相信，只要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一个又好又快的和谐社会，一定能够建成。

　　探索和开创富国与强军统一之路     □张星星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这是在科学分析国际形势和国家安全环境、深刻总结国防和军队建设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对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第一，大力推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伴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和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党中央、中央军委制定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指导原则，大幅度压缩国防费支出比例，大幅度裁减军队员额，为国家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同时也为在新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上世纪末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国际形势、祖国统一和世界新军事变革等新情况，提出并制定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在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加大了国防费投入。胡锦涛总书记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后，进一步把统筹好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把大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从2002年到2007年，国防费支出从1707.78亿元增加到3509.21亿元，净增1801.43亿元，增长幅度近106%。国防费支出的逐年增加，虽然主要是对过去一些年国防费增速较缓的一种补偿性增长，其在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仍保持在较低水平，但却有力地推进了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为加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第二，努力实现富国与强军的有机统一。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人民解放军着眼于“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认真履行新世纪新阶段的军队历史使命，完成了裁减军队员额20万的重大任务，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紧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把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成效落实到军事斗争准备上，把军事斗争准备融入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进程中，大力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为实现富国与强军相统一迈出了坚实的步伐。特别是胡锦涛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强调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阐述了新世纪新阶段“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军队历史使命，要求按照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相统一的原则全面加强和协调推进军队建设，努力形成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机制，建立和完善快速高效的国防动员体制。胡锦涛同志关于新世纪新阶段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顺应了世界军事变革的新趋势，反映了国家发展战略的新需要，抓住了国防和军队建设带全局性、根本性的重大问题，揭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规律，开辟了党和国家军事指导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对加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三，积极探索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是我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国防建设指导方针，是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的重要体现。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是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指出了实现富国与强军相统一的根本途径。“军民融合”要体现在国家整体战略上，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高度，谋划国防和军队发展战略，使国防和军队发展战略与国家整体战略相适应，合理确定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布局与进程，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融入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之中。“军民融合”要体现在资源合理配置上，统筹国防资源与经济资源，国防和军队建设要充分利用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注重国防经济和社会经济、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军队人才和地方人才、军队保障和社会保障的兼容发展，提高国防资源的使用效益。“军民融合”要体现在协调运行机制上，要在国防经济、国防科技、军事教育、军事人才、军队保障等方面建立军民融合发展体系，在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上把国防和军队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进一步形成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为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可靠的保证。     中国古代“兵圣”孙子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必须从这一高度深刻领会十七大报告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决策部署，进一步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在继续推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同时，加快建设一支能够有效地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强大国防力量。

　　正确评价和总结新中国外交史     □罗燕明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新中国的历史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并取得宝贵经验，“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一重要论断对我们正确评价和总结新中国外交史，正确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两个时期中国外交的区别和联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先，前后两个时期的中国外交确实有所区别，反映出不同的时代特点。在前一时期，中国的外交路线和政策，总的来说，是为当时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它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处理国家关系的政策和实践，这方面的政策是长期一贯、比较稳定的；二是以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外交战略，这方面的政策从“一边倒”、到“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再到“三个世界划分”、“一条线”、“一大片”，前后变化较大，总的特点是通过反帝、反殖、反霸斗争，推动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有着特定历史背景和国际环境。当时的世界仍处于“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成为强劲的历史潮流，世界主要国家划分为东西方两大对立阵营。新中国成立后，先是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后来又受到苏联霸权主义的严重威胁。因此，必须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国际环境出发，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评价和总结那一时期的中国外交。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与此同时，国际形势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尽管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和平力量愈益增长，发展任务被突出地提上了世界议程，成为已获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迫切愿望，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越来越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中国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中国外交相应地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服务的轨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前后两个时期的中国外交也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体现着继承、发展和与时俱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是新中国一贯坚持的原则，这是由我国社会制度决定的。不能认为新时期才有和平外交，而以前是革命外交。新时期的和平外交主要体现在和平发展上，它首先意味着中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与和睦的周边环境，只有争取到这样的环境中国才能实现发展；它又意味着中国用和平的非对抗的方式排除发展障碍，而中国的发展，包括经济力量的增长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反过来为中国添加了前所未有的和平手段用以解决争端、化解危机和维护主权；它还意味着中国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主动融入世界经济与政治体系，既遵循其规则也推动这一体系向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转变，“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它也意味着中国的发展表现为和平力量的发展，表现为双赢、共享、互利和普惠的共同发展，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

　　新中国外交史研究应当关注新时期的中国外交，同时也应当关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留下的外交遗产和宝贵经验，永远铭记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新中国外交奠定的基础和前提。我们要认真研究和深入挖掘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风格，如独立自主、不畏强权、永不称霸的和平外交政策，超越国家之间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别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按照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的原则发展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友谊，等等。这些宝贵的经验不仅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历史前提，而且对新世纪新阶段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有着重要的历史启迪和借鉴作用。

　　深化改革开放历史的研究     □李正华

　　十七大报告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性质、目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宝贵经验等，进行了深刻总结和高度概括，作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科学结论。它既是团结和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也是指导改革开放历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对于深化新中国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十七大报告对改革开放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相媲美。

　　第一，十七大报告为深化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理论。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对这一理论体系的内涵及性质做了科学的说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三十年的实践，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相结合，突破传统观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不断探索，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既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又被赋予了崭新的时代内容。它的一个新的显著特征是，以人为本，坚持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反映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高度、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

　　深化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就必须深入地分析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深入地分析研究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及其原因，科学地回答为什么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就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深入地分析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过程。

　　第二，十七大报告为深化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拓展了新视野。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十七大报告用这样的三个“最”概括了近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取得的成就。十七大报告用三个“永远铭记”，深刻地总结、科学地概括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及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贡献。十七大报告还提出了诸如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新观点、新概念。     深化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必须首先弄清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性巨变的动力源泉，了解人民对改革开放的共同感受，明确党领导改革开放的理论品格。十七大报告总结的三个“最”，为深化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明确了思路，报告所强调的三个“永远铭记”，为历史地、科学地认识研究改革开放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报告所阐述的新提法，为深入研究改革开放的历史拓宽了视野。

　　第三，十七大报告为深化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提出了新课题。十七大报告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宝贵经验时，提出了十个“结合”。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时期始终思考、不懈求解的重大课题。十七大报告总结的这十个“结合”，是对党在改革开放时期思考和努力解决的重大问题的具体化，实际上是概括了党在改革开放时期着重处理的十个重大的矛盾关系，也为我们提出了十大重要研究课题。     深化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应当着重围绕十七大概括的十大课题展开，系统深入地研究总结党带领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解决和处理这些矛盾问题的过程、经验，得出客观科学的结论，为推进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做出积极的贡献。

　　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联系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     ———学习党的十七大报告的一点体会

　　朱佳木

　　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党的十七大报告的灵魂，也是十七大的主题。高举旗帜，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七大报告讲得很清楚，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于这个概括，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来理解，也可以从历史上来理解。而要从历史上理解，最重要的就是要弄清楚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相互关系。

　　十七大报告在阐述改革开放历史进程时，讲了三个“永远铭记”，大意是：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在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继承、发展并成功推向21世纪的。这一论述站在历史高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把改革开放放在新中国的整个历史中观察，为我们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及其联系，从而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指导思想。

　　新中国成立至今58年，如果以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改革开放开始的标志，这58年刚好可以分为前后两个29年。对于这两个时期的历史，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以及此后历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都有充分、明确的结论。但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理论界，乃至社会上和境内外各种媒体，对这两个时期的历史评价议论颇多，分歧不少。其中有的属于学术上的不同观点、思想上的不同认识，有的则反映了政治立场上的尖锐对立。少数人用夸大事实、以偏赅全、偷换背景、任意编造等手法，或把改革开放前的29年描写成一连串错误的集合，攻击其为专制主义的历史；或把改革开放后的29年解释成脱离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歪曲其为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总之，他们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要么一概否定，要么割裂和对立。因此，我们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就要根据十七大报告的精神，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29年的性质，以及前后两个29年的相互关系。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29年的失误和错误     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关键在于正确看待那段历史的失误和错误。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中，确实有过不少失误和错误，有的错误甚至是全局性、长时期的，给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挫折和损失。对此，我们不应忽视，更不应掩盖，否则不可能从中吸取教训。但同时，我们必须客观、全面而不是孤立、片面地看待它们，否则同样不可能正确总结经验，还会一叶障目，把改革开放前的历史看得一无是处、一团漆黑，导致对那段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     怎样才能客观、全面地看待改革开放前的种种失误和错误呢？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树立以下四个观点。

　　一、要把失误和错误与那段历史取得的成就放在一起比较，分清主流与支流     对于改革开放之前29年的历史性成就，党中央在改革开放后的不同时期，作过一系列评价，观点是明确的和始终一贯的。     例如，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1981年的《历史决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94、798页）。     1989年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国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四十年，是中国历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四十年，是经历艰难曲折、战胜种种困难、不断发展进步的四十年，是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独立自主、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四十年。”（《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1页）     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85周年暨党员先进性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人民日报》2006年7月1日，第1版）

　　上述评价如实反映和高度概括了改革开放前29年的主要成就，我们只要把那29年的失误、错误，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种严重错误同这些历史性成就放在一起比较，孰重孰轻、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就会一目了然。     二、要对失误和错误进行具体分析，不能因为有些事情中有失误、错误，就对那些事情全盘否定     首先，要分析失误和错误是普遍的、全局的现象，还是个别的、局部的现象。例如，前29年中发动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其中，像“大跃进”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文化大革命”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等等错误，都是普遍的、全局性的。但像新解放区土改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中的错误，则是个别的或局部性的，而且一经发现，很快得到了纠正。如果不加分析，看到哪个运动中有缺点有错误就予以全盘否定，势必会得出改革开放前29年的历史是一连串错误集合的结论。

　　其次，要分析在失误和错误中是否也有正确的合理的成分，并且要看这些成分对以后工作是否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建国初期，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的几场比较大的批判运动，存在把思想性、学术性问题简单化、政治化的倾向，有的甚至混淆了敌我、敌友的界限，显然是十分错误的。但也应当看到，正是那些大张旗鼓的批判，加上与此同时进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使文艺界、学术界、教育界原先存在的封建主义的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民主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受到了强烈冲击和迅速清理，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人民服务和人人平等等无产阶级思想很快为大多数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如果不加分析，而是把那几场批判运动中犯的错误连同其中合理的正确的成分一概否定，那就难以解释，过去在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短短几年内成为全国特别是城市中的主流意识形态。

　　再次，要把犯错误和犯错误的时期加以区别，不能因为某个时期犯了错误，就把那个时期的工作统统否定。例如，“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在建国后犯的最为严重的错误。但“文化大革命”持续了十年时间，在那十年里，我们党除了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还做了许多其他工作。《历史决议》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5～817页）这些实事求是的分析说明，不能把“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简单划等号，不能因为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政府所做的必要工作和建设事业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更不能因此而否定那一时期党和国家、社会的原有性质。     三、要把失误和错误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分析，把在当时可以避免的和由于客观条件限制难以避免的错误区分开来     所谓客观条件限制有两种。一种是实践不够，缺少经验。另一种是物质不够，缺少条件。例如，改革开放前，我们在很长时间内积累率过高，对消费品生产的资金、原材料安排不足，给人民生活造成许多困难；尤其是对农业、农民索取过多，给予过少，造成农村大部分地区面貌长期变化不大。这有我们对积累与消费比重安排不当，对农业与农民照顾不够的一面，也有受到当时物质条件限制的一面。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面对一穷二白的落后局面，要尽快增强国力、巩固国防、防范帝国主义侵略，只有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而发展重工业需要大规模基本建设、大量投资、大批建设物资和尽可能多的商品粮。这就要求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以便把全国有限的财力、物力，最大限度地用于钢铁、机械、煤炭、电力、铁路等基础建设，从而不得不对粮食、棉花、油料作物和木材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不得不暂时抑制人民的消费，相对牺牲农民的一些利益。这不能不说是为工业化建设付出的必要代价。只不过后来的“大跃进”、反右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加重了困难的程度，延长了困难的时间罢了。     四、要分析造成失误和错误的主观原因，同时也要把好心办坏事与个人专断、个人专断与专制制度加以区别     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前29年所犯的错误中，有经验不足等难以避免的问题，也有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不够端正等可以避免的问题；在可以避免的问题中，有个人专断造成的，也有急于求成造成的。对急于求成的毛病，邓小平曾作过一个分析，他说：“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140页）这个分析是十分中肯，也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然而，个人专断的问题就不同了。正如《历史决议》所指出，这种问题的根源在于骄傲，在于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表现是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后果是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削弱以至破坏；社会原因是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缺少制度化、法律化，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历史原因是长期封建社会造成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受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与封建专制制度毕竟是本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前者是思想作风问题，而后者是社会性质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从本质上讲，是与个人专断之类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表现格格不入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提出并着手纠正这种现象，才能在指出这一问题时不是把它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某些人，而是注重于总结经验，并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等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以免后人重犯类似错误。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讲到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时强调，要“健全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这再次说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影响是有其深厚历史根源的，不会只在某个人或若干人身上起作用，也不会仅在短时间内就被清除干净。因此，不能因为存在个人或少数人专断的现象，就妄言我们的制度是什么封建专制主义的。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29年的历史对改革开放的意义     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就是说，改革开放前29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于改革开放是有重要意义的。这种意义，我认为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

　　一、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政治前提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实现了除台、港、澳之外的国家统一，取得了民族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铲除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社会基础；取得了抗美援朝等自卫战争的胜利，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消除了外国侵略的威胁；实行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大团结；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研制并成功爆炸了原子弹和氢弹，发射并回收了人造卫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使中国不失时机地进入国际“核俱乐部”；在国际局势极端复杂的情况下，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僵局，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中国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所有这些，都使改革开放得以在政权稳固、社会安定、国际环境相对有利的条件下展开。

　　二、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以及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尽管改革开放后在一些具体的政治制度上有过不少改革，但上述基本的政治制度至今仍在坚持并不断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虽然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有较大调整，但仍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的主要领域和关键部门。正是这些制度，为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有力的组织保障和广阔的活动平台。

　　三、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没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资产、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企业和连续五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积累起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巨大财富；并改变了旧中国工业集中于沿海地区的不合理布局，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同时，发展了县办和社办工业，进行了大规模农田和水利基本建设，极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这些都为改革开放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另外，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口的80%是文盲，全国科技人员不到5万人，高级科研人员不足1000人。经过29年的努力，高校毕业生累计295万人，科技人员超过500万人。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科技大发展，准备了必要的人才条件。正因为如此，《历史决议》在评价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的贡献时指出：“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4页）

　　四、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定的思想保证     十七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的凝结，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这就告诉我们，毛泽东思想依然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反复说明，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关于要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思想，关于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经验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存在矛盾和要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思想，关于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思想，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生命线的思想，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等等，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在改革开放的各项工作中发挥了和继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改革开放前党内开展过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基本上贯穿一个主题，就是防止党脱离人民群众、腐败变质，国家改变颜色、政权得而复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干部尽管换了一茬又一茬，尽管也出了不少腐败分子，但时至今日，大多数人的思想中都还有这根弦，不能不说与这些运动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反复提醒我们，要严重注意惩治和预防腐败问题，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面貌”，脱离群众，亡党亡国。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告诫：“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虽然不再重复过去那种运动式的整风了，但仍然进行了1980年整党、1990年党员重新登记、1999年“三讲”教育和2004年“党员先进性教育”等四次整风教育活动。这些反复的提醒、告诫和不断的整风，在其他国家曾经执政过的共产党中是很少见的，但却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长期执政的环境下，能够经受住各种考验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经验     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前29年积累的经验中，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邓小平评论“文化大革命”时曾说过：“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可见，我们之所以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中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改革开放前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是分不开的。     与改革开放相比，前29年的建设成就和人民生活变化远没有那么显著，但这并不表明前29年没有成绩，或成绩不重要。如同盖楼一样，打地基时的成绩，不容易看出来，但楼房盖得快盖得高，反过来说明地基打得牢。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改革开放前29年的成就在客观上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做了充分的准备。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29年的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     马克思讲过：“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7页）我们要认识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也需要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这种比较，我认为主要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看。

　　一、从党的指导思想上看     改革开放前，党的指导思想一度存在“左”的偏差，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长期性缺乏足够认识，并把阶级斗争当成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尤其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把坚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当成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虽然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却又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指出并纠正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彻底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先后形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但同时，我们党也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始终捍卫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现阶段，“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仍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把它看作立国之本。对于改革开放前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方面的相同之处，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时曾作过一个说明。他说：有的人“忽略了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7页）

　　二、从所有制结构和经济体制上看     改革开放前，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经济部门占90%以上，“铁饭碗”、“大锅饭”现象普遍存在。改革开放后，打破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一统天下的局面，实行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私营、中外合资、国外独资等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参与分配，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同时，仍然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经过多次修正后，《宪法》第六条仍然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第七条仍然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十六大报告也指出：“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

　　改革开放前，我们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后，先是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接着又改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明确，这种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不同的，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主要依据。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版，第1363页）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要“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作用”（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6页）。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形成有利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改革开放前，我们除在建国初期接受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援助外，基本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这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国家对我实行经济封锁禁运，另一方面也与后期“左”的错误思想干扰有关。改革开放后，从引进设备、技术到引进资金，从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到办经济特区，从沿海开放到沿江、沿边开放，逐步实现了全方位整体开放，并不断拓展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但同时仍然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把着眼点放在发展壮大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十七大报告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要“发挥利用外资在推动自主创新、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三、从政治体制上看     改革开放前，我们实行的是党的一元化领导，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第一书记；除《婚姻法》等少数几部法律外，基本无法可依，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有法不依。改革开放后，不断扩大人民民主，加强法制建设，改进党的领导，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和依法治国的方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切实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但同时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十七大报告在论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时重申，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论述发展基层民主时强调，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要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之下，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支持职工参与管理。

　　四、从文化和社会事业上看     改革开放前，我们受“左”的思想影响，在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上设有许多不必要的框框和禁区；加之物质条件所限，人们的衣食住行、业余文化生活和社会组织形式等等都比较简单。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教育文化事业倍受摧残。改革开放后，贯彻落实“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文艺、学术空前繁荣，精神生活日益丰富，社会组织形式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社会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但同时，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十七大报告在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时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在要求“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时强调：“要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并要求文化工作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五、从对外关系上看     改革开放前，我们党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判断，时代的主要问题是战争与革命。在国家关系上，先是与苏联结盟；中苏关系破裂后，又进行了反对美苏两霸的斗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党认为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在中美关系已经缓和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了两国外交关系，并恢复了同苏联关系的正常化，加强同发达国家的战略对话及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参与多边事务，开展全方位外交，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但这些并没有改变早在建国之初就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反，是这一原则在新形势下的展开和运用。十七大报告重申，要“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

　　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一蹴而就。在改革开放给我国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这样或那样一些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自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并贯彻了科学发展观，推动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协调发展，并相应部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要求在分配领域把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大大深化和完善了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认识。所有这些，都把改革开放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原则得到了更加鲜明的体现。

　　以上列举的改革开放前后一些明显的不同之处，凸显出改革开放后29年的特点和它相对于前29年的重大发展。看不到这些不同之处，或者有意无意地混淆它们的区别，就不可能看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究竟“特”在哪里，就会妨碍我们对这条道路的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而看不到二者的相同之处，或者有意无意地抹杀它们的共性，就不可能看到改革开放前后的连续性，不可能懂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同样会妨碍我们对这条道路的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当然，由于改革开放前后所处的国内国际环境差别很大，即使是二者的相同之处，也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不同。但无论怎样，正是这些相同之处，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

　　十七大报告在阐述改革开放的目的时强调，改革开放“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时提到，改革开放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在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问题时指出：“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些都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区别并不在于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否坚持，而在于如何坚持。

　　对以上三个问题有了正确认识，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时期虽然有很大区别，但并非相互割裂的，更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统一的。前一个时期是后一个时期的基础，没有前一个时期的探索，就不可能有后一个时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全面发展；后一个时期是对前一个时期的继承、扬弃和完善，没有后一个时期的改革开放，前一个时期也难以为继。明白了这层关系，就能真正明白十七大报告关于“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就能有助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的理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若干前沿问题         开场白

　　2007年9月，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等单位在陕西延安联合召开了主题为“国史研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述评”的第七届国史学术年会。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提交了60余篇述评文章，对国史研究中一些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状况和取得的主要成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和系统的梳理。现将会议涉及到的部分前沿问题的基本观点和主要分歧简介如下。         1         关于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         对于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研究重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阶段土地政策的比较、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偏差及纠正措施、土地改革的评价等。另外，研究的方法也由早期的整体宏观研究逐渐转向个案与专题研究。从总体上看，学术界对土地改革的评价与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文简称《历史决议》）是一致的，充分肯定土地改革在废除封建土地剥削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但新近也出现了个别人的说法，称由于毛泽东要“党中央突然下达反对‘和平土改’的指示”，导致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土地改革法》的夭折，使得土改运动成为“一段血淋淋的历史”，这“是在反民主法制、反人道、反科学的极左道路上跨出的严重一步”，“是把新中国历史车轮推向倒退的第一步”。对此,有学者根据史实作出了澄清和批驳，指出在土改实施过程中，中共中央针对一度出现的“和平土改”和“急性土改”两种现象，均发电给予及时提醒和纠正，这些电文恰恰是刘少奇起草的，根本没有下发过专门反对“和平土改”的文件，更不存在什么《土地改革法》夭折的问题。根据个别地区土改运动的偏差，就把整个土改运动说成“一段血淋淋的历史”和新中国历史“倒退的第一步”，完全是以偏赅全，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参见叶明勇：《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运动研究述评》）

　　2         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         对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起因，多数学者认为是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反动势力活动猖獗、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蠢蠢欲动而引发的。“为了伸张民气，巩固政权，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一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这是不可避免的，是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但也有人认为，镇压反革命运动是毛泽东的一项既定政策，是一种政治“策略”，而且被扩大化了。这一观点不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因为：第一，运动有法律依据和明确的范围，某些地区一度出现的错捕错杀等“左”的偏向很快被中共中央所发现和制止，并未出现全局性的混乱局面；第二，“镇压反革命运动”与“镇压反革命”不可混淆，如果说后者曾长期被作为一项既定政策、被视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的话，那么前者只是在恰当的时期因应特定的局势而采取的恰当的行动。另外，学术界对这一运动持续的时间有“一年”和“三年”两种说法。“一年”说认为，运动是从1950年10月发动，到1951年10月基本结束；“三年”说认为，运动从1950年10月开始至1951年10月达到高潮，到1953年底才正式结束。（参见李格：《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述评》）

　　3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         不论从军事史研究还是从政治史、国际关系史研究来说，抗美援朝战争研究都属于成果较多、研究较深的领域。有人认为，中共中央出兵的决策是错误的，是在苏联领导人鼓动下毛泽东的个人决断；抗美援朝得不偿失，既损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影响了国内经济建设，又贻误了解放台湾的时机。但学术界绝大多数人在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重大意义等问题上，是持肯定态度的。他们认为，朝鲜内战爆发是其国内一系列武装冲突扩大和升级的必然结果，由于随后美国的武装干涉，才使之演变成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和国际性的局部战争。正是因为战争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才答应了朝方的参战邀请。斯大林虽然提出过由中国出兵支援朝鲜的建议，但在他不履行出动空军掩护的承诺，并对中国是否应出兵发生动摇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仍“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中国人民为此固然做出了极大的民族牺牲，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但这既符合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也体现了自己应尽的国际义务。抗美援朝战争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典范，打出了国威军威，奠定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也为后来的经济建设赢得了长期的和平环境。通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积累了现代作战的经验，推动了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军事变革；它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使全国出现了空前统一安定的政治局面，不但没有影响国民经济恢复，反而促进了经济生产和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长。至于解放台湾被推迟，并非因为我国出兵抗美援朝的结果，而是由于朝鲜内战爆发之后，美国即出兵武装干涉，严重威胁到我国东北地区安全，迫使我国防重点北移；同时派舰队封锁台湾海峡，阻挠我解放台湾所造成的。（参见齐德学、郭志刚：《抗美援朝战争研究述评》）

　　4         关于“三反”“五反”运动         学术界对“三反”“五反”运动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但切入点或研究视角，相对集中在运动的决策动因、相关政策、作用和启示等几个方面。关于“三反”运动，多数人将其视为一场专项的反腐败斗争，但也有人提出，它还是一次整党，一场旨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自身建设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和行为的斗争，也是一场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关于“五反”运动，多被视作“对私人资本主义进行的一场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主要针对的是“整个城市经济中的贪污腐化现象”。在对“五反”运动意义的判定上，学术界存在一些不同认识。有人认为，在运动开展的过程中，由于特别看重群众运动方式，导致轻视法律和法制的作用；由于存在对不法资本家处理过重的问题，严重影响到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经济建设的展开，因而“是一个‘失大于得’的运动”。但多数学者认为，这些否定“五反”运动的观点大都停留在泛论的层面上，缺少必要的理论分析和事实依据，因此缺乏说服力。他们指出，中共中央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展运动的过程中，既反右又反“左”，严格掌握了政策界限，特别是正确处理了同没有“五毒”行为或者“五毒”行为较轻的资本家的关系，从而达到了“以斗争求团结”的目的；既注意预测运动可能达到的正面或者负面效果并相应做出政策调整，又注意正确处理和把握政治运动与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从而使运动取得了理想的效果。（参见张俊国：《“三反”“五反”运动研究述评》）

　　5         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         学术界对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原因的研究，主要有四个视角：（1）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包括土改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统一财经、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公私经济地位及比例的变化，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快速完成，农村互助合作发展迅速，以及国防形势对工业化的迫切需要等；（2）理论认识，包括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一些特性，对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和制度设计，以及领导人的思想方法等；（3）工业化战略的选择，即将“一化”同“三改”联系起来考虑；（4）国际环境，即苏联答应提供援助。由于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有分歧。有人认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搞早了，脱离了当时的国情。但多数学者认为，提前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当时来说，是抓住了时机，是符合中国实际和历史发展需要的英明之举。在过渡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反映了当时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局限性，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是“受了民粹主义的影响”。“民粹主义”是指那种“可以从农业国家跳过资本主义（跳过工业化）直接到达社会主义”的思想，而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从未想过要“跳过工业化”。新近有学者运用具体的文献和史实进一步说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本身就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所决定的。（参见赵士刚：《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原因研究述评》；刘建国：《关于建国后党的指导思想是否有民粹主义影响问题研究述评》）

　　6         关于建国初期的工业化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         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改造，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链，凡赞成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的学者，大都也对建国初期的工业化道路选择和经济体制选择持肯定态度，反之亦然。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对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持否定态度，认为这种战略和体制是从马克思、从苏联照搬照抄过来的，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导致城乡二元结构和经济效益的低下。但多数学者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选择是落后农业国赶超先进工业国的必由之路。新近的研究，进一步将这一选择与苏联答应对华提供援助联系在一起，认为“如果没有苏联的实际援助，中国不可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也就不可能决定向社会主义提前过渡，而只能按照既定方针，继续走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同样道理，建立计划经济体制虽有主观认识上的原因和苏联的榜样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出于快速工业化的需要，是为了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里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种观点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代价和计划经济体制在效率上的缺陷，只是强调，对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劣要历史地看，不能因为这一战略和体制在实行后期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弊端而抹杀其在新中国历史上的巨大贡献，也不能因为今天需要建设市场经济体制而否定以往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合理性。况且，中国从苏联引进计划经济体制时，比较重视自己的经验，注意结合中国的实际。因此，认为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就是从某种理论出发、完全照抄照搬别国模式的看法缺乏事实根据，是站不住脚的。此外，学者们对共和国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业化思想和实践探索，也有广泛、深入的研究。（参见石建国、武力：《建国初期中国工业化道路及发展战略问题研究述评》；钟瑛：《建国初期新中国选择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与评价研究述评》）

　　7         关于统购统销         始于1953年并推行长达三十余年的粮食等主要农作物的统购统销，是新中国经济史中最值得关注的事件之一。统购统销政策出台的原因与过程，是这一研究深入展开的逻辑起点。学者们在讨论中，大都提到1953年前后出现的粮食危机，认为这是导致政府推行统购统销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工业化战略的确立，则是造成粮食需求量迅速上升的重要原因。统购统销的推行与工业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关系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焦点。许多学者认为，统购统销不但是为了保障粮食和农产品供给，而且也是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的重要渠道，并因此形成一种独特的农产品流通体制。也有学者对通过统购统销为工业化获取资金积累的说法提出疑问。他们通过测算，认为以往的研究夸大了国家对农业剩余的索取。统购统销在保障供给、支持建设方面的作用是明显的，学者们对此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但同时，他们也认为其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影响是突出的，不利于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抑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强化政府对生产的干预，加重了农民负担。还有学者指出，统购统销加速了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进程，对新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起了关键作用。（参见王丹莉：《统购统销研究述评》）

　　8         关于农业合作化         自20世纪70年代末特别是80年代以来，伴随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当年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提出质疑，争论的焦点在如何看待小农经济的历史地位和土改后农村是否出现了“两极分化”。肯定合作化运动的一方大都赞同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阐发的观点；而否定的一方则认为，当年对农村“两极分化”的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对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和合作化的预期结果估计过高，而对小农经济的历史地位估计过低。这些基本价值判断的差别，导致了对农业合作化认识上的分歧，特别体现在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总体评价上。在对合作化运动的绩效评估上，肯定的一方认为，要将它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区别开来，应当看到它在时机上是适宜的，成就也是主要的；否定的一方则强调，它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之间有着内在联系，认为搞早了、搞错了。也有学者认为，农业合作化的效益初期是好的，速度加快后明显下降。对于运动后期出现的问题，多数学者认为主要表现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四过”上。其原因，有人强调在于工业发展速度与农业生产能力的矛盾，有人则将其与毛泽东对“小脚女人”的批判和当时的干部素质相联系，还有人将其归结为“中国共产党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所进行的自上而下引导”的结果。从总体上看，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多，方法多，观点亦多，有待学术界深入研究和进一步展开交流。（参见叶扬兵：《1980年代以来农业合作化运动研究述评》）

　　9         关于建国初期意识形态     领域的改造和批判运动         关于建国初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造和批判运动，主要包括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此后几年陆续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以及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胡风文艺思想等的批判。学者们对这些运动的研究，既注意到建国初期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也注意到中共对知识分子认识的转变和政策调整的曲折性。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思想改造”问题，既非建国后才提出的，也不只是针对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目的是要将广大知识分子转化为新中国各项变革和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这也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在广大知识分子中肃清封建主义流毒和帝国主义奴化影响，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宣传和学习，是符合历史前进和社会发展要求的。但是，由于这些批判和改造以政治运动形式出现，所以存在混淆思想问题、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界限和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现象，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深刻的。关于这些事件，近年也有不少亲历者的回忆文字问世。有学者提出，史学工作者在使用这些材料时，要警惕某些文字中所掺杂的个人恩怨。（参见孙丹：《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述评》；刘建美：《电影〈武训传〉批判运动研究述评》；刘仓：《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研究述评》；张星星：《胡风事件研究述评》等）

　　10         关于反右派斗争         反右派斗争是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它不仅打退了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也影响了中国数十万知识分子的命运，更深深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及其后来的政策变化，因而成为国史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在众多的讨论中，整风与反右的关系是争议较大的问题，焦点集中在毛泽东发动全党整风运动的初衷是否为了反右。有的人认为，整风就是为了反右，是一场“阴谋”。但多数人认为，整风与反右没有必然联系，整风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反右，其转为反右与进入鸣放阶段后的事态发展有关。那时，极少数右派分子乘机向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对这种进攻进行反击，以稳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必要的。但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关于扩大化的原因，综合起来有如下看法：对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研究；对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法制不健全，干部队伍素质较低；划分右派分子的明确具体标准下达不及时；把整风和“肃反”捆在了一起；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机制不健全，等等。（参见魏继昆、谈家水：《反右派斗争研究述评》）

　　学术界一般认为，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中共中央受国内外客观局势影响，为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找到一条“反修防修”的道路而发动的。“社教”运动中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位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之一。此外，有的学者还追根溯源，分析“社教”运动与50年代后半期一些地方开展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的关系，并将其与三年困难时期相联系，认为发动这一运动与毛泽东对造成困难原因的思考有关。多数人认为，“社教”运动对于解决农村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其消极作用更大一些：首先，严重扩大了打击面，特别在1964年下半年，许多基层干部和一部分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错误处理，造成了许多遗留问题；其次，把本来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东西当作错误加以批判，如包产到户、自留地、自负盈亏、集市贸易以及工业方面的一些规章制度等；再次，把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上纲为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尤其1965年初更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这场运动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尽管如此，提出全盘否定“社教”运动的人，目前还不多见。（参见李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研究述评》）

　　12         关于“文化大革命”

　　几乎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这场运动的起源就成了人们热议的焦点。除有个别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次“现代性”和“民主化”的失败的尝试，或是一次“制度创新”以外，绝大多数学者都认同《历史决议》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判定。对“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活动，以及党内正确力量与他们的斗争，研究成果很多，已经达到了相当深入的程度。学者们对标志林彪集团覆灭的“九一三”事件及其后果有详尽的论述，特别注意到了这一事件对于广大干部群众从“文化大革命”中觉醒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认为它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转折。对粉碎“四人帮”过程和意义的研究，虽然在个别史实的陈述上略有出入，但观点大体一致，争议主要集中在对于参与这一事件的历史人物的作用评价上。还有学者强调，要将“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区分开来。比如，那个时期的国民经济尽管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尤其在“文化大革命”的前三年），损失巨大，但由于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党内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力量对错误的抵制与纠正，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困难条件下的艰苦努力，使经济建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三五”、“四五”计划基本完成。对国民经济“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的提法，应作进一步的研究，拿出可靠的经济数据作支撑。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凡属上层决策方面的研究，大都缺少突破，背景还不很清楚；但对一些具体事件，如红卫兵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等的研究，成果却比较多。虽然不少论著已经开始对广大干部群众抵制与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斗争，如“四五”运动等给予了较多关注，认为它是中共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重要基础，但对于整个十年中一些带有群众性的活动和思潮，如“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知识青年地下读书活动和新思潮，畸形政治状况下的群众美术、音乐、诗歌、服饰、流行语言等的研究，仍显薄弱。（参见吴超：《“文化大革命”起源研究述评》；陈东林：《“文革”时期的国民经济状况研究述评》；叶晖南：《林彪反革命集团研究综述》；江燕：《粉碎“四人帮”问题研究述评》）

　　13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学术界对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给予了高度关注，一致认为这场讨论是当代中国历史的一大转折，它使人们的思想从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禁锢下解放出来，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促进了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对当今社会有着重大影响；并肯定了在这场大讨论中，一些党的卓越的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做出的重大贡献。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同看法：（1）关于这场讨论发生的原因，有人认为是由于当时中央领导人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有人认为是出于拨乱反正的需要，有人认为是思想启蒙的历史使命使然，有人认为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2）关于发动这场大讨论的起始时间和标志性事件，有人认为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之争，有人认为发端于1977年2月，有人认为是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标准只有一个》，也有人认为是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多数意见认为是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的公开发表。（3）关于这场大讨论结束的时间，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十一届三中召开和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历史决议》等几种说法。（4）关于这场大讨论的实质，多数论者赞成邓小平的提法，即这场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但也有人认为它是一次政治运动，是与“两个凡是”斗争的延伸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此外，学者们的研究还涉及这场大讨论的分期，大讨论与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关系，以及大讨论的参加者、发动者、组织者、领导者等。（参见莫志斌、唐去非：《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研究述评》）

　　14         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近三十年来，对这一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重要会议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在1988年和199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和20周年之际，中央和地方都有纪念活动和规模不等的学术研讨活动，催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问世。关于三中全会的地位和作用，包括对邓小平和陈云等党的领导人为此而做出的卓越贡献，大家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从学者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有高度评价。学术界普遍认为，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实际上为三中全会定了调，可以视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但对这一报告的起草过程和起草者，存在着不同的说法。此外，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还有不同看法。比如，有人认为三中全会是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起点，有人则认为三中全会标志邓小平理论的初步确立。再如，尽管学术界普遍以三中全会作为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标志，但也有为数不少的学者认为，新时期的起点应当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三中全会前的两年并非“徘徊不前”的两年，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即始于此，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显示学术界对三中全会的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参见李正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述评》）（执笔人：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