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才】邓小平和陈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粮食统购统销中的合作

    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是中国工业化初创阶段采取的一项重大决策，对于保证供给和支持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政策是由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于1953年10月提出并被中共中央接受而实施的。初到中央工作不久、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部长的邓小平在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给予了陈云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在邓小平和陈云的密切合作下，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得到顺利实施并不断完善，达到了稳定粮食市场、保证人民生活、基本满足工业建设初期需要大量粮食的预期目的。 

　　一 

　　随着1953年大规模工业建设的进行，粮食供需缺口迅速扩大，粮食问题已日益严重地摆在人们面前。在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共收入粮食547亿斤，比上年度增长8.9%；但因城市人口和工业就业人数激增，支出587亿斤，比上年度增加31.6%。收支相抵，赤字40亿斤。［1］如何解决如此巨大的粮食赤字，成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开始时遇到的复杂而棘手的突出难题。为解决这道难题，陈云提出了粮食统购统销的办法。在此过程中，邓小平给予了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 

　　鉴于粮食不足将是中国较长时期内的一个基本状况，陈云经过逐个比较多种解决粮食问题的方案，反复权衡利弊得失，终于下决心提出在农村征购、在城市配售的解决粮食问题的办法，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统购统销”。他的这个意见，立刻得到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大力支持。［2］1953年10月1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厅里，陈云向毛泽东汇报粮食征购与配售的办法，得到毛泽东的赞同。 

　　考虑到征收公粮在即，是否当年就开始征购粮食，陈云一时下不了决心。关键时刻，邓小平给予陈云大力支持。他建议推迟公粮征收时间以便与粮食征购同时进行，并于10月2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及财委的电报，通知中共中央决定于10月10?~?12日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通知指出：“在这个会议上，将对粮食问题作通盘的考虑，并拟实行粮食征购的政策。因此，今年征收公粮的时间，必须略为推迟，等到全国粮食会议作出新的决定之后，与粮食征购工作同时进行，较为有利。各地接此通知后，应即转知各县，暂不进行征收公粮工作，其开征时间，以后由中央另行通知。”［3］对于邓小平的建议，陈云十分赞同。他在10月10日全国粮食紧急会议上的讲话中专门指出：“开始时，对于今年实行征购，我还有点犹豫，因为公粮马上就要开征，怕来不及了。后来小平同志想了一个办法，把征收公粮的时间推迟一点，征购和征收公粮一起搞，免得搞两起麻烦。中央经过讨论，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决定征收公粮推迟到十一月。”［4］ 

　　邓小平和陈云在粮食统购统销问题上的合作，缘于他们在粮食问题上的共同主张。首先，他们都十分重视粮食问题。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没有饭吃，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为此，陈云反复强调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稳，市场稳。到中央工作后，邓小平多次在政务院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指出粮食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53年6月5日，他在主持政务院第181次政务会议时指出：“粮食问题在相当时期内是个严重的问题。过去我们地方小，供应问题不大，现在不同了，非得有六百九十四亿斤才能保证国家的工业建设及其他方面的需要。”［5］?其次，他们都主张对粮食要实行中央集中统一管理。陈云认为，在粮食增产有限、粮食供给不能满足需求、缺口较大的情况下，国家对粮食的管理尤为重要。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讨论粮食问题时，有与会者提出，为减轻中央的压力，增加地方及时处理粮食问题的机动权，建议粮食由中央统筹统支改为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地区的调剂由地区间互相协商。对此，陈云明确表示反对：“如果把由中央统筹统支改为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则各大区、各省为了各自保证自己方面的需要，余粮者必然希望更少调出，缺粮者必然要求更多调入”，结果很可能是“上缴粮不能达到中央要求的数量”，或是“地区之间的调剂，因一方要得多，另一方供得少，而不能达成协议，仍然要求中央作决定”。［4］（p.191）此次财经会议在过分地批评粮食集中统一管理体制的氛围下形成的《关于粮食问题的决议（草稿）》，提出要“在中央统一领导和计划之下实行统筹兼顾、分区负责、划定范围、因地制宜的办法”。鉴于这一办法对粮食集中统一管理体制造成了冲击，导致产生分散主义问题，邓小平在10月10日的全国粮食紧急会议上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分区负责”的提法。他说：“我们原来叫做统一领导，统筹兼顾，分区负责，恐怕要改一个字，叫分工负责。”［1］（pp.951~954）他还说：“中国山头很多，粮食问题又出了几千万个山头。如不强调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就会出乱子。”［6］最后，他们都认为解决当前的粮食问题要着眼于大局和长远。陈云提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虽然是针对当时的粮食危机，但他同时认为“这是一个长远的大计，只要我们的农业生产没有很大提高，这一条路总是要走的”。［4］（p.211）邓小平也坚持从工业化建设的大局教育农民，以调动农民交售粮食的积极性。他说，做好购粮工作是为了工业化建设，而工业化建设是国家和人民最大的利益。“国家的根本问题是实现工业化，没有工业化什么都不行。只有实现工业化，才能使国家脱离贫困。农民的最大利益也要靠工业化。”［5］（p.115） 

　　正是由于邓小平和陈云在粮食问题上的诸多共识，才有了他们在1953年10月全国粮食紧急会议上正式提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时更加紧密的合作。在第一天的会议上，邓小平和陈云分别讲话，互相配合，为这一政策的顺利出台和实施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陈云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全国粮食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逐一比较了他想过的8种方案，仔细权衡利弊，结论是“只能实行第一种，又征又配，就是农村征购，城市配给。其他的办法都不可行”。他充分估计到实行这项政策的难度和可能遇到的严重问题，提请与会者注意：“如果大家都同意这样做的话，就要认真考虑一下会有什么毛病，会出什么乱子。全国有二十六万个乡，一百万个自然村。如果十个自然村中有一个出毛病，那就是十万个自然村。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的事，都可能发生。农民的粮食不能自由支配了，虽然我们出钱，但他们不能待价而沽，很可能会影响生产情绪。”［4］（p.210） 

　　邓小平在讲话中着重论述了粮食征购和配售对巩固工农联盟和国家有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意义。他说：“一是实行征购和配售，‘才能巩固工农联盟’。‘道理就在我们这个国家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农民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实行征购和配售，有利于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也对农民有利。二是实行征购和配售有利于国家建设。‘我们就可以使粮价固定下来，经常不变。要变也是全国的变，不是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变，而且是非发生大的灾荒和大的变动不变。整个物价稳定，我们整个国家的计划（包括工业、农业、商业、工资和所有的东西）也就放在了稳定的基础上。这对于我们国家的建设是非常有利的。’”［1］（p.954）在10月13日全国粮食紧急会议最后一天的讲话中，邓小平又从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角度论述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必要性，把它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联系起来，赋予其更加重要的政治意义：“你讲征购不联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无法使全党同志赞成这个东西。”［6］（p.188）为此，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农村搞统购统销，实际上就使农村的资本主义受到了很大限制。要使全党所有干部懂得，这次粮食会议，不只是解决了粮食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使他们懂得，还解决了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就是怎样把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纳入互助合作的道路，纳入社会主义道路。”［3］（p.1139） 

　　邓小平和陈云的报告从不同角度阐明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产生了良好效果。与会者听取报告后一致认为，实行征购和配售是当前粮食严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解决产需矛盾的最佳方案，除此以外别无他路。会议经过讨论，确定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10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10月19日，政务院下达《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中共中央的决议和政务院的命令标志着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正式出台。 

　　二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后，邓小平和陈云在宣传教育、政治动员和部署落实等方面分别做了大量工作，共同推动了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在全国各地的顺利展开。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治动员和宣传教育工作必须跟上去。在全国粮食紧急会议上陈云就指出：“征购是一项很艰巨、很麻烦的工作，这比对付资本家难得多。做好这件事，要采取很多经济措施，同时要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这是一项很大的经济工作，也是一项很大的政治工作。”他要求“在征购时，要通过人民代表会，大家民主讨论。高级干部也要深入农村，一方面帮助基层工作，一方面总结经验，指导全面”。［4］（pp.213~214）全国粮食紧急会议后，各省立即开会贯彻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精神，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陈云密切关注各地的政治动员和宣传工作，并给予及时和具体指导，推动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在各地的顺利展开。1953年12月2日，陈云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电，将中南局、湖北省委、河南省委关于开好粮食统购工作中各级会议的指示转发各地参考。电报强调指出：“各地试点经验已经证明，只有开好县的干部会议和乡的党内外各种会议，才能很好地完成统购粮食的任务，其结果也必然把农村工作推进一大步。目前县的三级干部会议应已经结束，望各地用极大的力量加强对乡的各种会议的领导，保证开好乡的各种会议，绝不要性急图快，简单从事。”［2］（p.859） 

　　在粮食统购统销的政治动员和宣传教育方面，邓小平也做了大量工作。早在全国粮食紧急会议之前，邓小平即提出做好购粮工作“要有价格政策、必要的政治工作、必要的经济工作”。［5］（p.114）他关于政治工作和价格政策相结合以调动农民交售粮食积极性来解决粮食收购问题的措施，为以后长时间内国家解决粮食问题所坚持采用。全国粮食紧急会议后，邓小平密切关注着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情况，对各地在政治动员和宣传教育工作中取得的成功经验及涌现的典型案例及时进行肯定和推广，指导各地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顺利展开。山东省泰安九区上高乡基点郝培英互助组，农民开始对粮食统购政策缺乏认识，有的观望，有的有顾虑，有的甚至消极抵抗。经过政治动员、思想教育和其他耐心细致的工作，情况发生了变化。11月16日，泰安地委将《关于泰安九区上高乡基点郝培英互助组在生产中心下完成粮食统购任务的报告》，经山东分局上报到中央。11月23日，邓小平看了中共泰安地委的报告后批示：“这个报告说明粮食统购工作做好了，是会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遂将报告送毛泽东阅。11月27日，邓小平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转电报中说：“这个报告说明在实行粮食统购政策时，如果工作做得不好，或者做得不充分，是会遭到农民的抵抗，并可能影响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但是只要工作做好了，就不但能够完成统购的任务，而且必然大大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和大大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个经验值得各地加以重视和仿效。”［3］（pp.1146~1147）由此，邓小平更加感到充分的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对于做好粮食统购工作的极端重要性。11月27日，他在再次审改《关于必须为明年增产粮食做好准备工作的指示（草稿）》时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必须纠正那种认为统购粮食一定会损害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错误的观点”；“采取一些粗暴的办法，犯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的错误，那是可能损害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但是，根据现有的一些典型经验，已经可以证明，只要在统购工作中进行了充分的工作，就不但不会损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可以通过粮食统购这个环节，大大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使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向前推进一步。因为粮食统购政策的本身，不但没有损害农民的利益，而且正是保护了农民的利益。”［3］（p.1145） 

　　粮食统购统销是政策性极强的工作，涉及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使这项政策在全国各地得到顺利实施，在加强宣传教育和政治动员的同时，还需要做许多极其细致的部署和落实工作。在这方面，陈云主要抓了粮食统销这项工作；邓小平则在粮食统购方面提出了一些政策措施。他们互相配合，相得益彰，共同推进了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顺利开展。陈云不仅是粮食统购统销的主要决策者，而且是部署与落实粮食统购统销的主要指挥者。全国粮食紧急会议后，他直接抓了北京、天津、济南等北方城市的面粉计划供应工作。陈云在指导城市面粉计划供应工作时注重因地制宜。北京市的办法是分三等供应面粉，认为这样做比较好；天津市则主张不分等级，认为分等很麻烦。陈云都表示同意。济南市由于大米供应不足、主食杂粮库存少，因而在实施面粉计划供应时采取了标准高于北京市和天津市的临时供应办法。陈云也表示同意，认为只要不定死，对于其他地区可能不会有太大影响。在实施面粉计划供应中，陈云十分重视搜集与掌握信息，注意以点带面和由此及彼。北京市、天津市实行面粉计划供应后，11月8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广州市委并告华南分局、中南局的电报，要求他们报告京津及北方城市自11月1日实行面粉计划供应或掌握卖出后对广州面粉市场的影响。11月11日，陈云为中共中央批转了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面粉计划供应的实施办法、补充规定和说明等文件供各地参考。11月25日，他为中共中央批转了天津市委11月3日关于实行面粉计划供应后各阶层群众动态的报告，供各中央局、分局并各省市委参考。11月26日，他又为中共中央向各地批转了济南市委的报告。［2］（pp.856~857）陈云为中共中央批转的这些文件，对在全国实施粮食计划供应起着积极的引导与推动作用。 

　　邓小平非常注意在农村粮食统购中把握好政策界限。1953年12月21日，他在审改中共中央批转华东局《关于当前贯彻总路线教育与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的电报稿时加写道：“对余粮户绝对不可采取如同对付地主那样的办法。我们只求完成预定的购粮数目，不要强求超过，不要超过太多，因为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购买太多。而在统购之后，农民手中仍有相当多的余粮，这不是什么坏现象，而是一种很好的现象。这也须请各地加以注意。”［3］（pp.1150~1151）同日，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批转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全面做好粮食统购工作的指示》的电报中又指出：“在粮食统购中，不要笼统地提出向富农作斗争的口号，只宜对个别确实顽抗的旧富农进行必要的斗争，而且在处理上不宜过严，以免影响到中农。因为粮食统购的对象主要是中农，如果一般地提出向富农作斗争的口号，或对个别富农处置不当，根据历来农村斗争的经验，是很容易伤害到中农的。此点请各地务必加以注意。”［3］（p.1151） 

　　经过邓小平和陈云深入的宣传教育、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详细的部署落实，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得以在各地比较顺利地展开，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发生大的动荡。到1954年二三月间，各地相继结束了粮食统购工作，1953~1954年粮食年度国家粮食征购量比上个粮食年度增加29.3%，［2］（p.860）胜利完成了当年的统购任务，一举稳定了粮食局势，扭转了粮食市场上国家购少销多的局面。1954年1月7日，邓小平在政务院第201次政务会议上高兴地说：“粮食实行了统购统销，情况是好的，计划收购七百亿斤，估计要超过，今后只要年成好，可以解决问题。”［5］（p.160） 

　　三 

　　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使全国渡过了粮食难关，供求关系十分紧张的形势开始缓和，但随之也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对农民粮食余缺和征购数量缺乏合理核定，造成一些地方政府与农民关系紧张；二是商业工作上急躁冒进造成市场呆滞和国家与私商的关系紧张。面对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邓小平和陈云共同应对，通过采取有力措施，完善统购统销政策，使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得到明显改善。 

　　粮食统购统销后，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发展加快，农村市场得到控制，但同时又出现了私商停业歇业户增多、城乡联系隔断、内外物资交流阻塞、农村市场呆滞的情况。陈云敏锐地察觉到这个问题，给予很大重视。1953年年底，他在上海、杭州等地考察后感到国营合作社商业前进得过快，提出“要少进一点”。1954年3月，他先后在同商业部负责人谈话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以及中共商业部党组会议上，多次讲到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占批发和零售贸易的比重过大，前进得快了，要踏一踏步，以便解决私商停业歇业与市场呆滞的问题。在审定1954年国民经济计划与国家预算会议上，陈云又指出，商业零售中公私所占的比重要根据1953年12月的水平，“踏步看半年再说”。［7］对于陈云的主张，邓小平予以明确支持。1954年3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陈云同志从外面回来，就说要控制一下，但没有引起注意。”［1］（p.959） 

　　由于陈云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于1954年7月下发后未能引起各级党委的充分注意，致使同年秋冬许多地区牛羊上市量骤增，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收购大大超额，造成母牛、乳牛、小羊、仔猪价格下跌，生产萎缩。中共河南省委向中央反映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盲目排挤私商，“造成了不少行业已全被挤垮，小商小贩大部失去营业机会，农民之间的副业生产性交易停滞。”河南省人民政府提出：“大力组织农村经济生活，活跃农村经济”，并在具体政策上纠正对私营零售商盲目排挤的倾向，“在公私比重上，要立即放缓步子，坚决贯彻‘踏步’精神，并根据社会商品流转计划，规定出各行业适当的零售营业额和公私比重。”［1］（p.959）邓小平赞成河南省委和省政府的做法。1955年1月5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批转中共河南省委《讨论中央十二月三日指示的报告》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目前活跃农村经济生活的紧急方案》的电报，推广河南省的经验。电报中说：“目前全国各地农村经济生活的紧张情况，是多方面的，如果不作系统的研究和统一的安排，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河南省委就是这样作了全面的安排，其经验值得各地效法。”［3］（pp.1210~1211）河南省的经验推广后，对缓解农村市场的呆滞现象，活跃农村经济，减少粮食统购统销的阻力，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除出现国家跟私商的关系紧张和市场呆滞的问题外，更加严重的是在一些地方出现国家跟农民关系紧张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核定农民的粮食余缺尚缺乏具体办法，致使有的该购没有购足，有的又购了过头粮。另外，由于征购任务紧迫，工作繁重，要求限期完成，一些地方发生过强迫命令等偏差，个别地方还发生抗征闹事的事件。在粮食统销方面，由于工作中的缺点，一些地方有的该销没有销够，不该销的反而销了，引起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关注，出现“人人谈粮食，家家谈统销”的局面。有些地方农民大量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情绪不高。 

　　为解决上述问题，1955年新年伊始，陈云下江南实地调查研究粮食统购统销与市场情况。回到北京后，陈云向中央提出了农村粮食统购统销中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和办法，即在每年的春耕以前，以乡为单位，将全乡粮食的计划产量大体上确定下来，并将国家对于本乡的购销数字向农民宣布，使农民结合确定的指标，知道自己生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个人留用多少，缺粮户供应多少，使农民心中有数。 

　　对陈云提出的“三定”政策，邓小平予以积极支持。华南分局向中共中央报告广东省中山县敌对势力利用政府在统购粮食时给农民所留口粮打得过紧的缺点制造暴乱的情况。1955年2月1日，邓小平审改中央复华南分局电报稿时，在“中央正考虑在春耕前公布一九五五——五六年度购粮数字”这句话后面加写“并开始逐步试行定产、定购、定销的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使农民心中有数”。这是“定产、定购、定销”首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中。［1］（p.960）3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采取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措施。陈云下江南调查研究后提出的农村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意见，最后形成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粮食“三定”政策出台后，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有力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三定”政策的落实，使粮食统购工作得到明显改善，但在很多地方的粮食统销工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在农村主要是粮食供应户面过广，在城市主要是粮食供应较松，导致粮食销量大大超过国家规定的指标，形成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为此，邓小平和陈云又用了很大精力整顿城乡粮食统销工作。 

　　为了解实行粮食“三定”政策和粮食统销工作的情况，陈云再次到江南实地调查，掌握了大量真实情况，对粮食统销工作存在的问题做到了心中有数。回京后，1955年7月21日，他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出了坚持和改进粮食统购统销的具体办法。针对农民普遍反映“缺粮”导致农村粮食供应户面过广的情况，陈云提出要“把农村的余粮户、自给户、缺粮户划分清楚。允许自给户、缺粮户将卖出的周转粮，照数买回去。这些周转粮，以后将从统购统销的总数内扣除，不列入统购统销的数字以内”。“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划清余粮户、自给户和真正缺粮户的界限，减少一些人为的缺粮户，使每个乡村能够弄清楚真正缺粮户的确实数字。”他还提醒道：“由于生产的发展，缺粮户是要逐渐减少的，自给户也可能变成为余粮户。每个乡村都应在一定时间内注意这种变化。”针对城市粮食供应较松的情况，陈云提出：“在城市中采取必要的严格措施，切实整顿粮食的统销工作，反对浪费，压缩一切不应销的粮食。同时，必须保证城市居民必需的粮食消费。”［4］（p.278）这些办法的实行对于减少粮食销量、保障合理供应，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邓小平利用典型案例推动农村粮食统销工作的整顿。5月间，安徽省报来潜山县委《关于模范乡整顿统销工作的报告》反映：模范乡统销补课开始时，要求粮食供应户占全乡总户数的51.4%，全乡几乎大部分干部和所有群众都要求供应。在整顿粮食统销工作中，模范乡逐户排队摸清群众实际底子和思想问题，分别对象运用不同形式开展教育，在提高干部、群众觉悟的基础上进行调整，使全乡要求粮食供应户比以前减少了40%。［1］（p.961）邓小平认为潜山县委采取充分的群众教育的方法来领导定销工作的经验值得推广，提出予以转发，并于1955年5月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批转该报告的电报。电报中说：“模范乡的事实证明，全国各地这一时期的粮食紧张情况，有很大部分是由于我们没有认真领导定销工作的结果。只要我们切实注意了这个工作，如同潜山县模范乡所做的那样，就不但能够使粮食销量大大减少，使紧张情况和缓下来，而且能够确实地充分地保障对于真正缺粮户的供应，并大大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中央要求全党重视这个问题，务必动员全党力量，在一切乡中普遍做好定销工作，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进行充分的群众教育工作，坚决削减那些不该供应或多供应了的部分，压低总供应量，并充分地供应真缺粮户。”［5］（p.227）潜山经验的推广，对整顿农村粮食统销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国粮食销售量增大，与城市粮食供应太松有关。为此，邓小平在抓整顿农村粮食统销工作的同时，还抓了整顿城市粮食计划供应工作。1955年5月16日，他在审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整顿城市粮食计划供应工作的指示》稿时，针对“城市粮食向农村倒流的现象，以及由于城市粮食供应太松而刺激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的现象，仍在发展”的现状，指出“通过家喻户晓的深入动员和根据各个城市的情况规定一些切实可行的供应办法，大大减少城市粮食的供应指标，是完全可能的”，并举例说“北京市经过详细研究之后，认为该市一九五五——五六年的供应指标，可以由原计划十五亿五千万斤减至十二亿五千万斤，即减少三亿斤之多。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3］（p.1233）指示下发后，在城市开始全面实行“以人定量”和各行各业定量供应的计划供应制度，大大改善了粮食统销工作。 

　　邓小平和陈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粮食统购统销中的成功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由于他们的密切合作，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得以顺利出台和实施并不断完善，对供给和支持经济建设，保证人民基本生活安定，维持物价和社会秩序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这也是邓小平和陈云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间合作共事的良好开端和典型例证。这说明，邓小平和陈云不仅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是互相支持和彼此合作的，其实他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一开始共事就是紧密合作的，而且一以贯之。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察邓小平和陈云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粮食统购统销中的合作，既具有学术价值，也具有政治意义。 

　　［参 引 文 献］ 

　　《邓小平传（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950页。 

　　《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45页。 

　　《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6页。 

　　《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页。 

　　《邓小平文集（1949~1974年）》中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4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90页。 

　　《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