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有贵】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实现机制——基于制度、政府、优势发挥机制的研究述评　

　　对于中国的发展，国外学者提出的“李约瑟之迷”和“中国之迷”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广泛而又热烈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迷”所讨论的问题恰好相反，解读“李约瑟之迷”所讨论的是中国为什么不能的问题，而解读“中国之迷”所讨论的是中国为什么能的问题。这种反差表明中国的制度实现了由阻碍到促进发展的转变，所内含的机理应当引起重视，对其探讨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创造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制度机制　 

　　（一）关于创造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制度因素认识的分歧　

　　关于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奇迹贡献的认识分歧，焦点在于产权制度和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一方面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主要归功于私有化和市场化。戴维·哈维的《新自由主义和阶级力量的复辟、重建》（《经济管理文摘》2007年第4期）指出，如果没有在此之前世界范围的新自由主义转向给中国打开一个空间，让中国混乱地进入与合并到世界市场中，中国后来的惊人的经济发展就不可能走那样一条道路，也不可能有它所取得的成就。祝念峰等的《2012年思想理论领域十个热点问题》（《红旗文稿》2013年第1期）指出，一些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应完全归功于非公有制经济，“公有制为主体”现在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应通过改革实现私有化，使私有制经济主体化。　

　　另一方面的观点认为，将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完全归功于产权制度和市场化改革是与史实不符的。华生等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回顾：中国奇迹的真正原因》（《中国商界(上半月)》2009年第1期）指出，搞开放式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太多了，为什么独独中国有这样的经济成功？况且要说私有产权界定，许多发展中国家比中国还要彻底得多，搞市场经济也没有那么多框框禁忌，为什么他们几乎很难与中国相提并论？郑有贵的《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中国道路的要义》（《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认为，不能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单一归功于市场手段发挥作用的贡献，甚至认为是学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进行改革的成果，那就是对历史的误读；不能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单一归功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贡献，不能否认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更不能否认国有经济对保障国民经济平稳持续快速增长的支撑带动作用。陈平的《中国道路的本质和中国未来的选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3期）认为，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发展归结为市场化，甚至是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是因为几乎无视拉美、东南亚，尤其是东欧和前苏联推行“华盛顿共识”主张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宏观紧缩政策的严重后果。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与中国发展之路》（《中国市场》2012年50期）指出，“华盛顿共识”推行的结果，使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绩效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按照结构主义时的绩效还低。绝大多数转型国家因为遵循了这一转型思潮而失败。　

　　（二）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贡献，突出地体现在以下方面：　

　　奠定了平等的社会基础。胡鞍钢等的《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页）认为，只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中国才有可能第一次找到了通向共同富裕的道路。毛泽东时代，不仅使几亿中国人民站起来，而且从此平等起来。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重要成就，就是创造了一个比现代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公平的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农民群众获得了社会主人的地位。华生等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回顾：中国奇迹的真正原因》（《中国商界（上半月）》2009年第1期）提出，中国的市场化和私有产权的发展，始终保持了混合经济的形态，就是市场领域与政府干预和调控的领域并存，私有产权与公有产权并存，从而保证了宏观的可控性和稳定性，避免了社会的分裂和对抗。中国一方面允许和鼓励私人资本发展，另一方面又保证国有资本对国民经济关键领域的控制，同时通过废除官员的终身制和世袭倾向以及持续不懈地反腐败努力，比较成功地扼制了中上层政府官员将国有资产大规模转化为私人或家族资本的企图，使国家的经济命脉没有落入家族寡头的手中，避免了国家层面的经济家族化或官商勾结的演变。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调动了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赵德馨的《1949—2000年中国经济发展“之”字形路径中蕴含的经验与理论》（《经济史学概论文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2页）指出，在经济结构诸因素中，所有制结构是主要因素。它是体制的基础。它和体制决定产业等结构。武力等的《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有企业发展与改革的探索》（《湖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提出，国营企业的发展为突破“贫困陷阱”做出重要贡献。林毅夫的《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指出，中国双轨制开放政策，一方面培育了具有自生能力的民营企业，另一方面防止缺乏自生能力的国企受到竞争性市场冲击。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国企改革，使国企实现了自生增长。有林的《略论我国现阶段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0期）指出，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足以证明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雷思海的《中国制度优势造就发展奇迹》（《世界新闻报》2009年9月22日）指出，在中外学者的各种观点中，有市场机制说、经济全球化说、技术转移说、中国运气说，不可否认，这些因素都为中国奇迹般的发展贡献了动力，但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即在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使得中国能够抓住机遇，以赶超先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华生等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回顾：中国奇迹的真正原因》（《中国商界(上半月)》2009年第1期）指出，市场经济激发了个人和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去满足任何能带来经济收益的社会需求的动力，从而迅速带来了供给充裕、经济繁荣和社会富庶。史正富所著《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的引言认为，中国式超常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成功地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包含了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竞争性企业系统的三维体制，是把中央政府的战略领导力、地方政府的发展推动力与企业的创新活力有机结合的新型经济制度。正是这样一种体制产生的超强投资驱动力和国际市场的超常购买力，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得以避免常规市场经济中必然存在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创造出超常规增长与超低经济波动并存的奇迹。　

　　提供了可以持续实施长远发展目标的政治制度保障。厉以宁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机遇和挑战》（《经济研究》2011年第6期）指出，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巨大的成就是来之不易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多年的努力，我们不可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宋鲁郑的《中国的政治制度何以优于西方》（《丹东海工》2010年第14期）指出，中国真正与众不同的特色是有效的政治制度，这才是中国实现经济成功，创造出“中国模式”的现代化之路的真正原因。中国的一党制优势，在于可以制订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在于高效率，对出现的挑战和机遇能够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特别是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时；在于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时期内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的泛滥；在于这是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在于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以及避免人才的浪费；在于它可以真正代表全民。[1]　

　　提供了高效的政治体制。赵德馨的《正确处理六种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经济史学概论文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5页）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或一届政府，能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的经济政策这样，在全国范围内认真地贯彻下去。约翰·奈斯比特等所著《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1年版）的导言指出，我们把中国新的政治体制称为纵向民主，它维系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平衡。中国的政治体制非常高效，它以结果为导向，相较于过程，更加注重取得最终的成功。正是这一体制使得中国在短短30年间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福山在接受日本政论杂志《中央公社》专访时就中国的发展模式提出新的观点，认为以“负责任的权威体制”为价值内核的中国模式代表着集中和高效，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2]　

　　二、创造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政府作用机制　 

　　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存在重大分歧。否定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原因，主要缘于政府失灵和导致腐败。学界从多方面探讨了政府在创造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中的作用，主要有：　

　　政府推动思想解放和发挥发现、引导、扶植、推广、规范化等作用。魏加宁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有一个基本规律，即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的高潮，改革开放的高潮带动经济发展高涨。[3]厉以宁的《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中国市场》2010 年第50期），以农业承包制、乡镇企业、经济特区的建立、股份制、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例，认为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于民间蕴藏的极大积极性发挥出来了。不可忽略的是：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是重要的。政府的作用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发现、引导、扶植、推广、规范化等5个方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就在于把中国引上了改革开放之路，从此民间积极性有发挥的可能性。股份制的推广不也如此吗？没有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没有中共十四大、十五大的召开，股份制能迅速推广么？民间的积极性能这样迅速地迸发出来么？　

　　社会主义政府促进按社会预见指导生产，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林毅夫的《比较优势与中国经济发展》（《文汇报》2005年9月18日）指出，研究经济学的人受主流经济理论影响，一般总认为政府干预越少越好，政府只需要提供基础设施、安全、法律等服务。这样的观点对发达国家而言是比较适合的，但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则需要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发达国家未来的技术发展方向是未知的，政府没有办法干预。但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转型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其产业发展轨迹则是可以预测的。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转型国家，市场体制还不完善，需要政府积极参与。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与中国发展之路》（《中国市场》2012年第50期）进一步指出，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发挥积极作用就等于是自废武功，不可能赶超发达国家。郑有贵的《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中国道路的要义》（《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认为，不能否认政府对促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贡献。政府对经济快速增长的作用，一是突出地体现在政府推进改革开放，组织实施中长远经济计划或规划，并通过具体的政策措施引导资源向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进行配置；二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如引导资源向中西部地区、乡村配置，以解决区域、城乡发展不协调等问题；三是体现在促进经济的平稳运行，如通过发挥政府作用，克服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同时还在这一过程中赢得发展机会，实现了快速发展，提升了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位势。胡钧的《“中国模式”的实质和特点》（《红旗文稿》2012年第21期）指出，正是由于政府强有力的引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够顺利地进行，国民经济发展才能在参与全球化条件下取得今天的成就。　

　　动员财政资源进行大规模投资，集中人财物办大事，推动赶超战略的实施。董志凯的《党领导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基本经验》（《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第一条基本经验，就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集中财力、物力，突破“贫困陷阱”。吴敬琏指出，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其实是两种力量合力的结果。一种力量是政府，政府仍然像过去一样，它倾向于用海量投资去支持高速的增长；另处一种就是改革开放所释放出来的市场力量。[4]雷思海的《中国制度优势造就发展奇迹》（《世界新闻报》2009年9月22日）指出，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成果来看，这些社会制度在组织中国的内外部资源，推动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使中国的经济机器高效率地运转，使中国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使中国可以保证本国经济命脉的独立性，科学技术研发体系的完整性，将有限的资源迅速投入到对国计民生影响重大的领域。而这一切，在落后者追赶先进国家的努力中，都是至关重要的。　

　　调节积累与消费，创造了高投资、高增长和较高消费水平三者长期并存的超常成就。张维为的《中国触动——百国视野下的观察与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版，第15-16页）指出，中国结构性的变化也体现在国家财力的增强，这为我们今天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和回旋余地。李慎明的《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红旗文稿》2013年第9期）指出，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到毛泽东逝世的新中国前27年成就的取得，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勒紧“裤腰带”、“过穷日子”、从嗓子眼里抠出食物和节省必要日常生活开支而积攒下大量的物力和财力所换来的。克鲁格曼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源于中国的高储蓄、高投资。[5]史正富的《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指出，就中国过去34年的情况而言，较低消费率与较高投资率带来的是消费水平的高速增长，而如果采用相对较高的消费率与较低投资率所导致的则可能是较低的绝对消费水平。　

　　中央政府发挥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张五常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认为，县级政府间的竞争是过去30年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吴敬琏认为，在开始改革以后，地方政府出现了一种现象，叫做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就是政府把本地区当做一个政企合一的公司来管理，党政机关的主要领导人变成了公司的董事长和CEO。[6]史正富所著《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的引言认为，竞争中的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等多种方法构造了可持续的“投资激励体系”，降低企业投资创业的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均衡投资水平，并通过提供类似“总部服务”的职能帮助企业突破部门官僚主义的障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超强投资驱动力。　

　　促进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华生等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回顾：中国奇迹的真正原因》（《中国商界（上半月）》2009年第1期）指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改善了几乎所有人的生活和福利水平，并不是只惠及少数人。亿万中国农民，在继续保有中国历史上最平均的土地使用和收益权的同时，通过进城打工，普遍改善了收入和生活水平。中国人的选择自由和机会，无论对最偏僻、最草根的乡村农民还是得天独厚的各类精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阔，既超越了历史，也超越了国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创造力勃发、财富空前涌流的基础和源泉。汪海波的《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演变及其问题和对策》（《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指出，中国经济实现了比较有效益的发展。仅就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速来看，1979-2009年为7.5%，比1953—1957年高出2.5个百分点，比1958—1978年高出4.7个百分点。　

　　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陈平的《中国道路的本质和中国未来的选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3期）认为，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表现出远比西方国家有效的应对能力。奈特?温斯特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在资本主义世界危机中做到“独善其身”，是源于国家更直接和有效的调控。而中国之所以能够运用这种直接的调控，是因为中国的国有经济和计划调节并没有完全被私有制和市场化所取代，而是仍旧能够平衡和调控。[7]　

　　三、创造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缘于改革开放促进结构效应与后发优势发挥的机制　 

　　结论效应论。周振华的《发挥结构配置效应支撑超常增长》（《文汇报》2013年7月4日）认为，中国过去30多年的超常增长中，结构配置效应的作用很大。建国后30年的赶超战略导致产业结构超前演化，不仅跳过了轻工业阶段，也跳过了基础工业阶段，直接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形成严重的结构扭曲和失衡。改革开放后，通过引入市场机制等制度变革，把这一结构逐步调整过来，释放出巨大的结构配置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非常大。杰弗里·萨克斯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就之所以超越苏联、东欧，在于中国独特的经济结构。在中国，有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农村，这成为中国劳动力的源泉，在低效率的国有部门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没有达到整体经济承受能力的底线之前，通过推行渐进式的变革，大量劳动力向工业转移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8]郑有贵的《工业化视角的城乡二元结构评价探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6期）认为，我国工业体系的快速建立、向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的跃升依赖和受益于城乡二元结构；对国家力量使然的城乡分割的体制及其所形成的二元结构，要从国家工业化乃至整个现代化和农民发展两个方面，用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来评判这一“双刃剑”，不能因为城乡发展长期的严重失衡而对其予以否定，也不能因为它对国家工业化乃至整个现代化有着不可没灭之功而忽略缺陷。我国工业化依赖和受益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阶段已经过去，并转换成了受约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阶段。　

　　比较优势论。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与中国发展之路》（《中国市场》2012年第50期）指出，中国走的是双轨制道路，事实证明取得了成功。成功的原因是：一方面继续给予原来优先发展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暂时性的保护补贴，以维持稳定。第二，放开原来受抑制部门的准入，并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以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对原来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开放，允许三资企业、外资企业、民营经济进入。林毅夫的《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中提出，中国通过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在劳动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产业，增加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在国际市场中赢得了竞争优势。　

　　后发优势论。华生等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回顾：中国奇迹的真正原因》（《中国商界（上半月）》2009年第1期）提出中国高速经济由四轮驱动，其中之一是在确保自我主权的前提下实现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因此充分利用了中国的后发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周振华的《发挥结构配置效应支撑超常增长》（《文汇报》2013年7月4日）认为，“中国奇迹”放在超常增长的分析框架里是可以解释清楚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变量就是后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差距。这个差距给出了超常增长的潜在可能性。林毅夫的《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认为，中国作为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以引进技术为先决条件的后发优势，其发展潜力将会继续带动整体经济的增长。郭熙保的《中国经济为何增长这样快——来自后发优势的视角》（《发展经济学研究》2012年第12期）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于后发优势的充分发挥，资本、技术、人力、制度和结构这5种后发优势的同时发挥，汇合成了巨大的推动力，使中国经济连续30 年保持近10%的高速增长，从而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侯惠勤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开创性“修出来”的》（《红旗文稿》2014年第3期）提出，“按照‘走路’必然快于‘修路’的逻辑，后发展国家必然都能持续快速增长，用几十年走过两百年的路应该是普遍的现象，然而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历史事实表明，后发展国家无不举步维艰、陷阱重重，如中国这般既非发达国家‘盟友’，亦非依附性小国能够脱颖而出者，绝无仅有。”　

　　战略机遇期论。汪海波的《论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全面发展（2001-2020）》（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年版，第83—84页）指出，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面临着空前未有的良好的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相对以往各个时期来说，这个战略机遇期的主要特点是：经济可以得到持续稳定高速和比较有效益的发展。决定这一点的主要因素是：（1）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改革开放效应；（2）知识经济时代科技进步效应；（3）工业化中期阶段效应（其中包括城镇化加速效应）；（4）积累了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周期发展全过程的宏观经济调控效应；（5）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经济大国的效应；（6）中国仍然可以赢得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和世界和平环境。　

　　无论是结构效应、比较优势、后发优势的发挥，战略机遇期的利用，还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和最终需求等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现，都需要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实现，这个条件就是改革开放。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与中国发展之路》（《中国市场》2012年50期）指出，比较优势的制度前提是市场经济体制与因势利导型政府。华生等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回顾：中国奇迹的真正原因》（《中国商界（上半月）》2009年第1期）指出，许多国家开放的程度比中国彻底得多，但结果往往是沦落为国际资本纵横捭阖的场所，目睹令人沮丧和难以缩短的差距，陷入无助的内部争斗和自信心与凝聚力的溃散。中国的成功至少包含了两个最重要的机制设计。一个是对外开放特区的陆续设立和发展，使得开放能够既大胆放手又有梯度的扩散和传导，二是本国对经济命脉的垄断和控制，从而保证了对外开放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最大化的导向。郭熙保的《中国经济为何增长这样快——来自后发优势的视角》（《发展经济学研究》2012年第12期）指出，世界上经济落后的国家很多，这些国家的市场体制不完善，工业化程度也较低，应该说这些国家也存在着后发优势，为什么这些国家经济增长不快，甚至比发达国家还低？我们的回答是，所有经济落后的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都具有后发优势，但是，后发优势是潜在的，这些经济落后国家增长率缓慢，主要是因为它们没有创造必要的条件和环境让这些后发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为这种后发优势的发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这就是改革开放的作用。　

　　四、小结和展望　

　　通过以上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实现机制研究的述评，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创造，并非是单一因素所决定的，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主导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政治保障；构建起平等社会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社会基础；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发展的制度和体制保障；政府从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出发及能够实施中长期发展战略、计划或规划，使资源的配置更加有利于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和人民利益的根本实现。这些因素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使中国能够发挥结构效应、比较优势、后发优势和抓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克服“贫困陷阱”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在赶超工业化、现代化先行国进程中创造跨越式发展的奇迹。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不断增强的历史逻辑。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任何单一因素，如政府主导论、市场化改革论、产权制度改革论、投资主导论、结构效应论、比较优势论、后发优势论、人口红利论等，都可以从某个视角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加以解释，但都不会是创造奇迹原因的全部；还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关于经济发展快速原因的分析，由于没有深入到具体的历史逻辑，而是简单地抽象概括或用一两个数据代替所有历史，甚至颠倒主次和因果关系，似是而非，这样的分析不仅会误读历史，还必然会作出与历史不相符合的推断，其结论也是有害的。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实现机制的研究，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加以深化，下面列举二三。　

　　第一，以人为中心研究经济发展的动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与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269-270页）指出，从斯密到今天，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已经从一个有血有肉，有伦理道德的人创造财富的行为，变身为一个冷冰冰的资源分配的选择逻辑。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我们付出了许多代价，其中显而易见的一点，便是人性在深度和丰富性上的极大损夫。现代经济学不再以实实在在的人为研究对象，它便失去了扎根现实生活的锚，逐步偏离经济现实。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形成和完善过程，是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之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相适应，其中最为核心的是人，以及人的积极性。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首先在于经济生活中各行为主体是否有积极性。其中，每个时期经济发展的动力是有所差异的。新中国成立起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构建起平等的社会而对人民政治权益和经济权益的保障，在此前提下，在现代化的宏伟战略目标感召下，并通过有效的政治思想工作、计划经济体制、行政措施等，形成了为祖国的强盛而奉献的历史责任担当意识，这种担当意识转换成强大的精神动力，进而也引领相关行业、单位和人的团结协作。例如，三线建设即是最好的例证，在建设祖国战略大后方的史命担当意识下，参与建设的相关行业、单位和建设者形成了奉献祖国、艰苦创业、团结协作、开拓创新的精神，在生产生活条件极其困苦条件下实现了建设目标。改革开放初期，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时，以增量改革为主，成功地实现了帕累托改进，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两个例子，一是实行放活和工农业的承包制度改革；二是调动了农民发展乡镇企业的积极性，进而形成了踏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历经千难万险的“四千四万”的创业精神，在很短时间内乡镇企业即占据了半壁江山，走出了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道路。随着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基于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判断，明确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与之对应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物质利益的保障上激发了各行为主体发展和创新的积极性。　

　　二是，以整体史视角，综合研究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际因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现有研究，主要是把经济增长看成是经济自身发展的逻辑，其中又主要从成本收益的角度研究资源配置如何有效，而不是从整体史的视角进行研究，忽略甚至剔除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际环境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中国经济发展动因研究的深化，要用系统的观点和联系的观点，不能割裂历史。中国经济的发展，有自身因素，而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际等因素也必然对经济的运行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例如，在政治方面，在将GDP作为考核政府指标的前提下，从上到下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地方政府被“企业化”；在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后，建设美丽中国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赵德馨的《正确处理六种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经济史学概论文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5-366页）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阶段里，政治事件、政治运动频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研究这个阶段的经济史，不分析每一次政治运动对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无法说清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象，也无从总结重大的经验教训。如果有人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增长的周期，仅仅根据统计数字作纯经济的描述，从绝对数量来看，其所述周期或许是正确的。但这种周期的大部分主要是政治运动、政治事件造成的。因此，把这种周期说成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必然与事物的本质相距甚远。研究经济周期等问题是必要的，但必须细心地、具体地分析出那些现象是政治运动或政治决策造成的后果。在文化方面，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对中国人的经营行为方式、经济改革方式、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等，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文化这个国家的软实力，不仅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也由于区域文化的差异而呈现出经济发展的区域特征。在社会方面，阶层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民生状况、社会秩序等都成为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在生态文明方面，生态状况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如影响生产力水平、产品质量、产业结构，还影响生产生活条件，进而影响着资源的配置和产业的聚集。在国际关系方面，国际环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影响着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　

　　三是，开展跨学科联合攻关，避免单一学科或单一视角研究的缺陷。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一般从定性的角度进行探讨，比较侧重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或制度视角分析经济发展的动力，而关于各种制度和各种生产要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则缺乏量化分析。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比较注重生产要素、消费拉动、经济结构等对经济发展贡献的定量分析，以某些指标的变化反映历史的变迁，使经济史的研究引入了数量的分析，是一种进步，然而，由于制度、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际等因素难以量化，一般将其视为不变量或对其进行数量上的主观估量，这种抽象是难以体现纷杂因素及其变化的历史真实。鉴此，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下，运用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方法，展开跨学科研究，以推进研究的深化和创新发展。　

　　[1] 原文题目为《比较政治：中国的一党制何以优于西方的多党制?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2010年3月10日。　

　　[2]胡钧、韩东：《“中国模式”的实质、特点和面临的挑战》，《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4期。　

　　[3]崔吕萍：《中国经济发展做好路径选择题》，《人民政协报》2013年6月4日。　

　　[4] 科尔奈、吴敬琏、许成钢：《中国的市场之路》，《财经》2014年第4、5期合刊。　

　　[5]中央电视台《国情备忘录》项目组：《国情备忘录》，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9页。　

　　[6] 科尔奈、吴敬琏、许成钢：《中国的市场之路》，《财经》2014年第4、5期合刊。　

　　[7] 范春燕：《近年来西方左翼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争论及其启示》，《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7期。　

　　[8]中央电视台《国情备忘录》项目组：《国情备忘录》，万卷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