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瑛】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周期理论的思想论述与当代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分析

　　【发表日期】 入选2013年9月第十三届国史学术年会，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毛泽东的奠基和探索》（张星星主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

　　　一、引言  

　　经济周期波动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必然现象，也是国民经济运行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也不例外。经济周期波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经济现象，与其他经济现象一样有其内在规律，它实质上反映了经济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对其均衡状态的偏离与调整的必然过程，是客观事物矛盾运动的必然表现，它既是一个新的重大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关系到宏观经济运行与宏观调控实践的难题。

　　改革开放之前，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周期波动现象一直讳莫如深。从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学界的一批有识之士大胆闯入这一禁区，使这一问题的研究在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同时在应用上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200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使用“经济周期”概念来分析和判断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并为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经济周期波动与宏观调控问题提出了新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几起几落，周期波动呈现出新的特点，因此，研究当代中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的迫切要求，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经济波动，认识和掌握经济波动的客观规律，避免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非正常波动，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虽然西方经济学者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周期波动，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假说和分析方法。然而，马克思、恩格斯从根本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周期产生的原因及其物质基础，为我们研究当代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奠定了理论基础。从形式上看，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系统阐述经济周期的理论，他们的论述多是从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这种危机的周期性的角度展开的，这些论述大概可以归纳为对经济周期现象的描述和形成机制的分析。全面、深刻、系统地了解、研究、总结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周期的论述，将有利于我们研究当代中国经济周期波动这一客观现象。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周期理论的思想论述及其现实指导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对经济周期的研究始于19世纪40年代，早于西方经济学家对该问题的系统研究。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便开始考察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现象，提出了一套较为科学、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理论。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周期理论的思想论述

　　1、对经济周期现象的一般描述

　　1844年，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写道：“经济学家用他那绝妙的供求理论来证明‘生产绝对不会过剩’，但是实践却用商业危机来反驳它，这种危机就像彗星一样有规律地反复出现”。[①] 1847年，恩格斯又写道：“从19世纪初期以来，工业经常在繁荣时期和危机时期之间波动。这样的危机几乎定期地每5年到7年就要发生一次”。[②]马克思对当时的经济周期现象也有相关的描述，他观察到在当时的工业社会中存在10年一次的周期，并认为尽管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为10年或11年，但绝不应该把这个数值看作是固定不变的。[③]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来看，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背景下，把经济周期视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或“资本主义生产危机的周期”。他提出“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各个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④]危机既是一个经济周期的终点，又是另一个经济周期的起点。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是以经济危机为中心的，马克思探讨的经济周期实则是经济危机的周期。他认为经济危机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周期性出现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从一次危机的开始到下一次危机的开始，形成一个周期，其间隔时间叫做周期长度。

　　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经济周期的一般性描述很多，他们不仅指出了经济危机的周期性，还说明了不同的周期具有持续时间不规则的特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及其周期性的论述，主要见于《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剩余价值理论》、《哲学的贫困》等著作中，把它进行归纳和总结，对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当代中国经济周期具有指导意义。

　　2、有关经济周期形成机制的论述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的经济周期现象具有内在必然性，他认为：“正如天体一经投入它们的轨道就会无限地围绕着轨道运转一样，社会生产一经投入这个膨胀和收缩的交替，也会由于机制的必然性不断重复这一运动”。[⑤]后来，恩格斯又对这个必然性的机制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认为大工业有巨大的扩张力，它表现为不顾任何阻力的，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而这种扩张的阻力是由大工业的消费和市场形成的。由于支配生产扩张的力量与支配市场扩张的力量是不同的，所以冲突不可避免。[⑥]除此之外，马克思还认为大规模固定资产更新是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物质基础，同时金融和信用关系在引发经济周期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和协同作用。他指出在经济扩张时期，金融和信用关系会随同扩张，并进一步推动经济更大的扩张；但是，不断延伸的交易链条的某一环节出现问题时，金融和信用关系会迅速收缩，对经济增长造成沉重打击，从而加剧经济波动。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分析经济周期的形成机制的，他们的分析表明，经济运行过程中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供求失衡）是引发经济周期的根源；其次，他们的研究还表明现代工业巨大扩张和收缩力量是经济周期产生的重要基础，同时，金融和信用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周期的形成。由于马克思、恩格斯从经济体系内部运行的矛盾解释经济周期，所以，他们的理论可以看作是一种内生的周期理论。另外，他们研究的是处于发展早期尚不完全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周期现象，这对于正经历体制转轨时期的当代中国经济周期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周期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经济周期问题，始终是以商品经济波动的形式出现的，包含着一般商品经济中相类似的问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动的规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中经济变动的规律具有若干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决定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周期的研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周期波动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孕育着经济周期波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马克思指出，在商品经济中，买卖过程的时空分离产生了经济波动的一般可能性，它起因于商品内在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必须通过商品与货币这种发展了的形态表现出来。马克思认为，只要发达的商品经济关系在整个社会中居支配地位，社会就要发生交换，经济增长就会产生波动。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都借助于广泛的商品和货币信用关系联系为一个整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仍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因而在经济关系的本质上，同样存在经济周期波动的可能性与现实条件。不同的只是，当前中国的商品经济和市场发育程度还不成熟，市场波动对整个经济的影响会有程度差异，范围大小的区别。

　　第二，大规模固定资本更新同样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马克思明确指出周期的物质基础，一方面，是机器设备的平均更新时间；另一方面，社会上若干相互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周期，也构成了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从大规模的投资来说，大工业的建立和发展是大规模投资的结果，同时大规模投资所产生的巨大需求又是引起大工业生产急剧扩张的重要动因。从大工业生产来说，它为大规模投资的进行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所以，大规模投资和大工业生产二者交互扩张作用，是形成经济周期的物质性主导机制和首要原因，马克思的这种分析，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存在着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平衡问题。马克思看到了社会化大生产各部门间的有机联系，以及整个经济结构中，某些部分对其余部分的影响，并意识到局部或部门的危机（或波动）对于整个经济波动的影响。他深刻阐明了社会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再生产正常进行所要求的两大部类平衡问题。这种平衡既包括使用价值，也包括价值方面；既有相对稳定的静态的简单再生产分析，也有比较复杂的动态的扩大再生产分析，这些分析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如果在社会再生产中，不能对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保持适当，社会生产就会因结构比例和发展速度的差异而导致失衡，从而产生大的波动。这对于我们在市场经济中正确看待部门和局部波动对于整个经济的影响，以及如何保持合理的产业结构和适当的发展速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利于我们及早发现问题，及时进行宏观调控。

　　第四，货币信用关系在当代对经济周期波动具有重要影响。马克思指出，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即在两个不同的时刻分别起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的作用，就已经在时间的分离中包含了危机和波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往往会在一系列的相互交易和债务连锁支付中同时发生，并产生货币信用危机和清偿危机。纵观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其货币信用危机对整个经济周期所起的直接推动作用。特别是，货币信用关系极其发达，并与现代的股票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商品期货市场相结合时，其威力则更加巨大，可以直接引发深刻的、全国性的甚至国际性的经济危机和波动。资本主义世界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90年代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都是明显例证。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货币信用关系将日益发达，股票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商品期货市场不断涌现，各种金融工具层出不穷，而政府对各种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还处于摸索和试点过程中，货币信用关系内在引起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可能性同样存在，甚至会以更加剧烈的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对货币信用因素在经济周期波动中的作用的分析，对我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五，掌握社会主义经济周期波动规律，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中国的市场经济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市场经济周期波动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还尚不深入。周期性波动作为市场经济运行发展的方式，与商品、货币、市场机制、市场经济体制等经济范畴一样，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所独有的，而是与市场经济必然联系在一起的。凡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其经济运行必定会周期性波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科学的态度是，积极认识周期波动规律，以便更好地利用它，由此可以为市场经济的未来发展的各种可能轨迹进行理论论证，从而为市场经济活动主体提供信息，指明其活动方向。同时，这也有助于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科学的预测，对于国家加强对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和调控，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从特定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的内在规律，并在许多方面对后人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的分析，对此，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和加以运用。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市场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这些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中很可能并没有涉及到。因此，在认真学习和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同时，应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其加以补充、丰富和发展。

　　　　三、当代中国经济周期的阶段划分与波动对比 

　　（一）当代中国经济周期的阶段划分

　　根据国内外经济周期的研究实践，在描述一个经济总体经济总量的周期波动状态及趋势时，一般采用国际通用的、具有较强可比性的、能全面反映总体经济活动水平的总量指标，例如：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度增长率作为相应的考察指标。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存在明显的周期性波动，但是中国经济波动有自己的特点和原因。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年GDP增长数据参见表1。图1则反映了从1953年新中国经济建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变化情况。由图中可明显看出，从1953年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一直在波动中不断推进，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周期性波动，其中改革开放以前比较剧烈，改革开放以来则趋于平稳。

　　不难看出，从1953年到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共呈现出9轮周期，目前正处于第10轮周期。中国历次经济周期阶段划分如下：

　　第l轮周期：1953－1957年，历时5年；

　　第2轮周期：1958－1962年，历时5年；

　　第3轮周期：1963－1968年，历时6年；

　　第4轮周期：1969－1972年，历时4年；

　　第5轮周期：1973－1977年，历时5年；

　　第6轮周期：1978－1981年，历时4年；

　　第7轮周期：1982－1986年，历时5年；

　　第8轮周期：1987－1990年，历时4年；

　　第9轮周期：1991－1999年，历时10年；

　　第10轮周期：2000年至今（进行中）。

　　根据上面的周期阶段划分，建国以来中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又可分为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3年到1977年共经历了5次波动，第二阶段从1978年到2000年间共经历了5次波动。在10次周期性波动中，共有9个完整的波动周期，波长最长的是第9、第10个周期，达到和超过了10年；波长最短的周期有3个，分别是第4、第6和第8个周期，都为4年。改革前周期的平均长度为5年，改革后平均长度为7年，这两个阶段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环境有较大的差异，特征变化也较大。

　　（二）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对比

　　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是大起大落，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处于较高水平，经济波动的剧烈程度减弱，波动幅度减小，经济周期延长。

　　改革开放前的5个经济周期的振幅均在10%以上，特别是第2个周期的振幅高达48.6%，平均振幅为22%。改革开放后的5个周期，振幅均在8%以下，平均为6.1%，比改革前下降了9%，下降极为显著，这表明中国经济波动的幅度在减弱，经济波动的剧烈程度在减弱，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在逐步增强。

　　改革开放前5个经济周期的高度平均为16.7%，改革后平均为12.8%，下降了3.9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盲目扩张性，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综上述，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波动状态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振幅大、峰位高、谷位深和波动系数大；而改革后经济波动状态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振幅减小、峰位下降、谷位上升和稳定性增强。这些变化体现的是：

　　第一、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主要呈现出严重的政治干预，导致不规则的经济周期波动。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由行政性的强行启动引起，结果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

　　第二、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在改革开放之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新一轮周期中，经济波动的回升过程不会像过去那样表现为急促式、陡峭型、为期较短的上升，而是表现为稳健式、平缓型、时期更长的上升，也即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出一种平稳化的变动趋势。

　　由于中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一直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经济周期波动相应呈现明显的“计划周期”的特征，具体而言：

　　（1）宽二紧三。增长的时间一般约为2 年，调整的时间一般约为3 年，与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基本吻合。

　　（2）宏观调控。政府的宏观调控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个显著特征，并成为影响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外在强制力量。在1985年、1988年、1993 年，都出现了通货膨胀难以收拾的局面，最后都靠中央文件把货币数量增长率降下来。

　　（3）、换届效应。中国经济周期的政治色彩非常浓厚，经济波动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比较明显。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逐步实行市场经济，但计划经济的传统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大量遗留，政治因素常常能够刺激经济增长。例如，历次全国党代会当年和政府换届后第一年，宏观经济一般往往都趋于高涨，颇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色彩。

　　　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运行机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增长过程中明显存在着5次周期性波动，其波动特征从总体上看，是从“大起大落”型转为“高位平缓”型。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一个最主要特征是市场机制的引进、计划体制的逐步退出，经过计划和市场双轨经济体制的并存再逐步过渡到全面的市场经济。与此相对应，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价格的开放，抑制性通货膨胀演变成公开的通货膨胀。其间一共经历了5次经济周期，其间4次经济周期的高峰都以通货膨胀率的最高年份为标志。

　　1997年中国宏观经济成功地实现“软着陆”之后，惯常的强劲需求消失了，而代之以一个生产几乎全面过剩的经济，在通货膨胀率低下的同时，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根据改革开放30年多来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情况，可以把它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实现“软着陆”以前所经历的4次经济周期阶段。在这一阶段经济运行的常态是经济扩张冲动→瓶颈制约加剧→通货膨胀→政府暂时的经济调控→宏观经济中瓶颈短缺缓解→新一轮的经济扩张；第二阶段以实现“软着陆”为标志，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市场需求拉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明显，没有市场需求拉动的生产项目通过微观低效率反映出来，进一步加剧这一领域的投资需求下降，市场需求通过影响企业效率进而影响经济的增长。这表明宏观经济运行的机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第一阶段，由于利润目标的确立和市场机制的引入，一方面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总供给能力。但另一方面，由于体制改革没有彻底到位，留下许多隐患。隐患之一是企业过于追逐短期利益，在市场价格信号还有问题（或者说市场失效的情况下）时，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等重要部门投资滞后，形成总供给增长上的瓶颈制约。同时，企业过于追逐短期利益，加上传统体制条条块块分割状态的延续，重复建设情况严重。隐患之二是在投资饥渴症的作用下，经济的粗放增长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很快，但经济增长的质量并不是很高，给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一些问题。从需求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家庭消费需求的扩张和出口需求的拉动以及双轨体制情况下的国有企业投资需求的强烈。从消费来看，由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家庭收入增长倾斜，改革以来家庭收入增长迅速，家庭储蓄上升，成为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这一阶段经济滋长的物质内容是城乡居民人均农副产品消耗量的大量增加和耐用消费品在中国家庭的逐步普及。由于耐用消费品市场的市场容量相当大，投资于这些部门的短期盈利就相当丰厚，因此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相互推动，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动力在这一时期非常强劲。从出口需求看来看，与其他转轨经济国家相比较，中国的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较为明显。一方面国有外贸企业经过体制的转换，活力增加，又有本国劳动力廉价优势的支撑，另一方面全方位地引进外资，尤其是全世界华侨资本的大量涌入中国，并且这些资本和项目往往已经获得国际市场的一定份额。因此，1979年以来，中国的外贸出口大多数年份一直以两位数字增长，出口需求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明显。总之，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阶段宏观经济运行来看，巨大的总供给的扩张空间和强盛的总需求构成了中国这一阶段经济的高速增长。

　　自1993年起，中国的宏观经济进入了一个高增长同时也伴随高通货膨胀的时期。面对高增长和高通货膨胀，政府实施了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结构问题上配合相机抉择的（为避免一刀切的不利后果）对某些产业部门的优先发展政策。自1996年开始，通货膨胀全面回落，同时由于瓶颈部门的优先发展政策的支持，总供给能力的扩张还是相当显著的。加上连续几年的农业丰收，农副产品因科技投入增加而使产量大幅度上升，在总供给扩大的同时，价格迅速回落。因此，1997年中国经济还是取得了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相配合的局面，实现了“软着陆”。由于在开始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之初，通过扩大投资需求来拉动内需，这种做法逐步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效果，投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逐年上升。同时，随着连续多年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GDP增长速度，投资占GDP的份额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势必将造成国民收入分配宏观比例的失衡，影响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因此，在“软着陆”成功的同时，中国宏观经济又进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时期，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都面临着难以继续振作的局面。1997年以后连续几年，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慢并回落，宏观经济增长乏力。说明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来自于总需求的各个构成部分，如对经济增长起关键作用的家庭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

　　就农村家庭消费需求和城市家庭消费需求来说，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由于当时城市家庭收入上升以后最需要大幅度提高和满足的消费内容是对农副产品的需求，因此农村家庭收入上升速度较快。农村供给的增加和收入的提高，反过来对工业消费品提出了需求，农村消费市场的需求容量扩张十分明显，这对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增长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一定因素的限制。30年多来，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农村家庭的低收入水平和增长的乏力，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来看，其最大的问题是，使得农村家庭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还不可能像城市那样迅速普及。而随着城市家庭收入提高到一定程度，人们对消费品中的科技含量和文化含量的要求大大提高，这就使得人均GDP增长带来对进口商品的需求的增加和进口溢出效应明显，这对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显然是不利的。而且，家庭收入进一步提高以后，消费需求将不可避免转向住房和汽车。与此相适应，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了以汽车、住房、通讯产品以及旅游等“新兴消费品”为特征的经济增长周期。由于消费需求的拉动和产业关联的关系，新一轮产业增长呈现为以各主要产业为龙头带动起来的关联产业群的系统增长。由此可以说，在经过1997年以后接连几年经济增长速度的稳步回落以后，以消费结构升级为核心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内在动力正在推动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增长景气循环阶段。

　　从出口需求来看，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波及，影响到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必然影响到中国产品的出口。同时，中国国有外贸生产企业由于改革的不到位，自身的包袱（如隐性失业、退休人员包袱等等）较重，在出口竞争中将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人均GDP不断增长的大城市，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优势将逐渐丧失，面临一个出口产品调整和转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继续保持强劲的出口增长势头，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五、结语 

　　经济周期波动是一种超越体制和发展阶段的普遍现象，其波动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当代中国的特殊发展阶段，使得我们不能完全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的经济波动现象，而是应该将有关因素放到社会转型这一历史条件下，放到当代中国的国情中去分析。可以发现：市场供求波动、对外贸易波动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周期性波动的两大主要原因。

　　自1997年中国宏观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以来，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着新的问题，问题的主要方面是来自于总需求的不足。总需求不足中，实质是中国家庭的消费需求上出了问题，一是农村家庭收入增长的缓慢，消费需求尤其是对家电等耐用消费品需求不足，农村消费仍然处于低迷状态；二是城市家庭的住房需求和汽车需求等消费需求升级因为中国的体制和国情原因，其顺利升级还存在重重问题。居民收入增长趋缓、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等因素，从而导致了全面的消费需求不足。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有效需求的不足。

　　总而言之，为解决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需求不足、供给过剩问题，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十二五”时期里，中国在刺激、扩大有效需求的同时，还应重视激励、优化、提升、增大有效供给，走供给主动之路。

　　2013年7月2日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第61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第363页。

　　[③]《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第69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3页。

　　[⑤]《资本论》第l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第675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