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蕾】总结诠释中国道路多元面相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有着良好表现，学界从“北京共识”到“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不断对中国发展道路进行多方位的观察和探讨。但是，这些观察和探讨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现代经济史的学术阐释和书写模式化。一方面，“北京共识”、“中国道路”被描述为一个在各方面都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欧洲共识”的特殊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在“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是否经历与其他国家大致相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转型时，又往往以偏概全，语焉不详，难以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 

　　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是一个极其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历史的变迁发展是一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连续性承接，更是具有因果联系的有机整体，从来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将水源木本阐释清楚，理论界和学术界必须构建中国本土化的学术话语体系。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不断根据内外部条件艰难求索，追求发展方式的不断转型，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发展中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事实上，中国发展道路的渊源只有在对历史实践进行长时段的考察，凭借史料所提供的历史细节深入探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发生机制，才能得到较为完满的解释力，这就是对中国道路的中国书写。 

　　寻求多种不同学术话语的融通，以最终建立富有解释力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倡导中国道路中国书写的题中之意。国际比较视野有助于阐释中国发展道路选择的连贯性。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与世界潮流的联系不可避免的直接化，中国不能脱离世界进行自我发展。因此，要全面理解中国对于自身道路的最终选择，就必须探究中国与世界历史的联系。中国的发展道路实际上是近现代以来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在不同的内外部条件下为民族复兴不断进行探索，最终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形成的选择结果。这种选择的结果既有内部各种因素的作用力，也有外部各因素的作用力，因此是客观存在的。要与西方学界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认可或质疑形成有效的学术共识和学术对话，必须将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放到国际比较的视野中进行具体的阐释，同时，又必须立足于“比较”。也就是说，国际变化因素是中国道路选择外部环境的一部分，它在中国所引发的冲击和反应最终是要适应中国国情的。只有通过这样的具体阐释，才能凸显中国发展道路之所以成为“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特征。一直以来，学界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道路的国际背景关注较多。在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中，中国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示范效应和在全球分工中取得和享有的后发优势是已被学界承认并多有研究，而中国发展中所面临的全球产业加工链的固化和价值链的中下游陷阱也是被承认和反复研究的劣势。只有在国际比较视野的观察下，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才能呈现出贴近中国国情的独特面貌，既使专业读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表现有更明晰的脉络感，也使普通读者通过明白如话的语言对中国道路选择的确立充满基于历史的理解，以及由这种理解而生出的敬意。 

　　最后，学界关于中国发展道路议题的方法转换离不开跨学科的学术本土化建设。如今的史学研究已经进入细分工、深领域的阶段，中国发展道路的最终选择和确立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是整个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之间的联动。事实上，中国道路选择的历史进程远比经济发展所能呈现的艰辛和丰富得多。要真正地深刻地理解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并进行相应的学术阐释，就必须突破学科内部的学术分野，探讨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是在何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脉络中相互交融和相互接续。这不仅是一种方法论的取向，更体现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非代表社会全面发展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自觉。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因此，多学科的总结诠释中国发展道路所呈现的多元面相对把握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尤具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