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新】论抗美援朝与经济建设

　　关于抗美援朝对国内经济建设的积极作用，迄今为止学术界的基本判断主要可用两句话概括：第一、抗美援朝运动极大地鼓舞起人民的革命热情，全国人民在各条战线上努力生产，厉行节约，成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巨大动力。第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从此，帝国主义不敢轻易作侵犯中国的尝试，为我国经济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我认为，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多多少少偏重于战争的间接影响，倘若深入一步探讨，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还须把战争置于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中加以衡量，从战争的直接影响看它与经济建设的关系，特别是与原定的建设计划的关系，从中透视出它的作用究竟是怎样的。其次，还要分析其中的原因，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别样？

　　一、在抗美援朝的环境下，我们原定的经济计划和社会变革都如期完成。

　　朝鲜战争的爆发，打乱了中国财政经济工作的部署，原先设想的大规模军队复原计划受阻，减少军费、增加经济建设经费的打算也不得不调整。中国为这场战争付出了６２亿元的战争费用和５６０多万吨的物资消耗，中国人民志愿军壮烈牺牲和光荣负伤共３６万多人。但是，新中国经受住了考验，在抗美援朝的环境下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其标志就是我们原定的经济计划和社会变革都如期完成。

　　１．基本上实现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目标，医治十几年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顺利完成，主要经济指标达到和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一般是指１９３６年水平） 。

　　所谓基本实现七届三中全会的目标，是指这次全会所提出的任务在规定的时间内绝大部分都得以完成。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是在１９５０年６月上旬召开的，全会在谈到形势时认为，我们现在经济战线上取得了一批胜利，表现在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但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使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三中全会提出“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三年左右”。半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又过了四个月，中国开始抗美援朝。但是，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并未因此而延缓或耽搁。全会提出实现这一目标的三个条件（完成土地改革、调整工商业、节减国家机关的经费）和必须做的八项工作（土地改革、统一财经、军队复员、改革旧教育和旧文化、救济失业、团结民主人士，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肃清反革命、整党），除“军队复员”之外的其他各项，都分别在１９５１年和１９５２年内完成。

　　与此同时，国民经济恢复任务也顺利完成，就是说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比1949年有一个较大的发展，能达到或者超过历史最好水平。

　　农业是立国的基础，为了迅速恢复农业生产，人民政府除了有步骤地实行土地改革和农业互助外，还领导农民兴、修水利，防治水旱灾害。三年恢复时期，国家用于水利建设的经费的7亿元；组织了2000万人参加水利工程建设，挖掘土方17亿立方米以上（相当于挖掘10条巴拿马运河或 23条苏伊士运河）；全国24000多公里堤防，绝大部分进行了培修。这就使全国水灾面积由1949年的1亿多亩下降到1952年的1600多万亩，扩大灌溉面积8018万多亩，对农业增产产生了明显效果。改良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先进的生产经验，也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2年农业总产值461亿元，比1949年增加41.4％，平均每年增长13.8％。粮食产量1952年达到3278.4亿斤，比1949年增加1014.8亿斤，比解放前的最高年份还多278.4亿斤，平均每年增长338亿斤。棉花增长速度更快，1952年产量达到2.608亿斤，超过解放前的最高年份。工业交通的重点是发展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在恢复时期，国家用于交通运输建设的经费的17.7亿元，占基建投资总额的26.7％ 。到1950年修复铁路14089公里。桥梁94.5公里，使原有的铁路基本畅通。接着以大量投资修建新铁路，到1952年，建成3条新线：来睦线（广西的来宾至睦南关）、成渝线（四川的成都至重庆）、天兰线（甘肃的天水至兰州），总长１２4３公里。新建公路３８４６公里，１９５２年公路通车里程由１９４９年的８．０７万公里增长到１２．６７万公里，增长５7％。内河航运里程由１９４９年的７．３６万公里发展到１９５２年的９．５万公里，增长２９％。当时我国第一大商港——塘沽新港工程，经过１５个月的建设，也于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完成第一期工程并开港。电力、煤炭和钢铁等重工业建设也摆到了重要地位。国家用于重工业的投资２１．６亿元，大部分投在了恢复与改造原有企业。新建企业３３００多个，其中大型企业占４％。生铁、煤、石油、锡等原材料、燃料的生产能力大幅度增加。１９５２年工业总产值３４９亿元，比１９４９年增长１４９．３％，平均每年增长３４．８％。随着工农业的恢复与发展，国家财政状况明显改观。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２年，财政收入从６５．２亿元上升到１８３．７亿元，增长了近２倍；财政支出从６８．１亿元上升到１７６亿元，增长了１５８倍。从１９５１年起，财政实现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同时结束了解放前长期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状况，自１９５０年３月物价得到基本控制，三年中一直保持了稳定。如以１９５０年３月全国批发物价指数为１００，则１９５１年为９４.６，１９５２年为９３.７。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改善和提高，就业人数逐年有所增加，全国职工从１９４９年的８００万人增长到１９５２年的１５８０万人，增加９７．５％。职工平均工资 １９５２年比１９４９年增加７０％左右，一般都达到或超过抗日战争前的水平。享受劳动保险的职工在1949年只有60万人，1952年增加到330万人。 ５亿农民的生活也随着农业生产不断发展而改善，农民收入一般都增长了３０％以上。（参见国家统计局编《光辉的三十五年》第 53-60页；《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249、220-229页。）

　　２．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修改和执行从未间断。

　　“一五”计划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全面的中长期国民经济计划，它的成功编制对于新中国工业化的奠基和经济建设的全面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五”计划从1951年开始编制到1955年３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历时四年，数易其稿，大的修改有6次，其中的4次是在抗美援朝时期完成的。早在1950年5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就曾经提出制定1951-1955年恢复和发展经济国家计划意见书。一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10月志愿军赴朝作战，但战局并不像中国领导人曾经预想的那么严重，志愿军在前三次战役中取得了明显的战场胜利，使美国不敢对中国东北工业基地进行大规模轰炸，这是决定“一五”计划开始试编的重要背景之一。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字1953年下半年起事实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求政务院立即着手进行编制计划的各项准备工作。当时也有人怀疑，在抗美援朝战争环境中能否同时开始有计划地大规模建设？经过对政治、经济、国际环境诸多方面的利弊得失反复权衡，初步统一了认识。在中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禁运和封锁，美国等帝国主义同中国处于军事对峙状态时，国家的工业化，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显得尤为迫切 。这次试编对五年内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出了一些轮廓性的要求和初步部署。第二次编制于１９５２年下半年开始。这时朝鲜战场上美军已经被迫放弃长达１０个月的所谓“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即对志愿军和人民军后方交通线实施的“绞杀战”），我军建成了以兵站为中心的运输网，形成“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基本解决了作战物资的补给问题，取得了战略上的一个重大胜利。在这种情况下，“一五”计划的编制进入实质性阶段就很正常了 。这次编制首先提出了《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和《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形成第二稿的轮廓。经中共中央、政务院基本确定后，中共中央与同年8月派出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率领的代表团访问苏联，就“一五”计划和苏联有关方面交换意见，争取苏联的援助。进入１９５３年，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更加主动，可攻可守，美军要求停战的态势进一步明朗，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一五”计划在１９５３年上半年共进行两次编制，一方面弥补了以往计划草案在各个经济部门和各个年度互相配合等方面资料不足的缺陷，另一方面根据国家计委和苏联专家的意见，将工业增长速度由年均２０％改为１４—１５％，争取苏联援助的项目（包括建设和改建）总数达到１４１个(１９５４年又补充了１５项，合计１56项)。由于当时的统计资料乏，资源状况不明，情况比较复杂，又没有编制经济计划的经验，“一五”计划编制时间较长，于１９５５年７月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才最后定案，这不等于说“一五”计划从这时才开始实行。事实上，“一五”计划是边制定边实行，执行了两年半才最后定案的。在抗美援朝期间，我国的中长期计划不仅在编制，而且在实施。

　　３．适时地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变革。

　　１９５３年７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８月，毛泽东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第二次正式的文字表述。看起来，似乎是抗美援朝结束了，社会主义改造就开始了；实际上，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制订已有一段时日。酝酿制订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基本背景是，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而社会结构变化的直接原因是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可以从两方面得到印证。

　　第一，国家帮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其内部出现了深刻的改组。１９５０年上半年的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为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奠定了基础。但由于旧中国长期通货膨胀造成的经济畸形和因统一财经刹车过猛导致的需求不足等，使私营工商业出现困难。为了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生产经营上的困难，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国家于１９５０年５月开始采取调整工商业的一些措施。政府和国营企业扩大对私营企业的加工订货和收购产品；为解决私营企业产品积压滞销问题，由国营贸易公司予以统购包销，等等。这实际上就把私人资本主义纳入到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第二，国民经济的发展使国营经济得到迅速增长，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巩固。由于国家在财政许可的范围内，挤出资金，新建一批国营企业，使国营工业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的产值由１９４９年的３６．８亿元，增长到１９５２年的１４２．６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２．９倍。国营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迅速上升，１９４９年占工业总产值的２６．２％，１９５２年则上升为４１．５％。商业也形成了以国营商业为领导、以合作社商业为助手的全国性社会主义商业网，掌握了国家的重要物资，保证了市场供应和物价稳定。

　　经济的发展引起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为开展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三年中，还实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民主改革和社会政治斗争，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政

　　治基础。这是一个大前提。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也有利于推进社会变革。从１９５２年９月开始，为了配合停战谈判，志愿军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发起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在一个月内歼灭和击伤敌人３万多人，取得重大胜利。为此，毛泽东亲自起草给志愿

　　军各级领导的贺信，信中指出“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致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战争”，“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３册第５96页）。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酝酿制订过渡时期总路线。综上所述，在抗美援朝大环境下，中国的经济建设计划和社会变革没有受到什么“阻滞”，都如期完成或者是提前开始了。

　　二、抗美援朝在总体上未“阻滞”经济建设的原因分析

　　１．有一个正确的财政方针。

　　抗美援朝战争是美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如何应对是关键问题。前面说到，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曾提出用三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同年，他还讲过“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的设想。但１９５１年２月，他却讲“三年准备，十年发展”。时间仅隔８个月，又处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何以把“三年五年恢复”改为“三年”？根本原因在于志愿军作战顺利，全国人民的建设热情高涨，中央有了一个正确的财经方针，有把握在三年时间内完成恢复任务，无需再说“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正确的财经方针，就是陈云最早提出的“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经济建设第三”的方针。后来，将其概括为“边打，边稳，边建”，这是中共中央在１９５０年１１月确定的抗美援朝开始后的国家财经方针。

　　“国防第一”，是因为抗美援朝“打”是大局，一切均以大局为重，围绕这个大局安排部署。值得注意的是，陈云用的是“国防第一”，而不是“战争第一”。一词之别，大有学问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战争观同掌握全国政权以前不同了，不能轻易“打烂坛坛罐罐”，要准确地分析战争的规模和范围，制定出我们的对策。对于战争，当时中央的估计无非是三种可能性：（１）临境战争，国内平安；（２）临境战争，国内被炸；（３）临境战争，敌人在我海口登陆，全国卷入战争。志愿军出国作战不久，第一种可能性“临境战争，国内平安”出现了，国内社会生活和国民经济运行就不必像全民族抗战那样转入战时体制。立足于保家卫国，所以是“国防第一”。新中国需要经济文化建设，而美国帝国主义大军压境，不让我们和平建设，所以我们要“国防第一”。国防需要经济实力支持，所以我们又要大力发展国内经济。抗美援朝与经济建设兼顾，统筹安排。１９５１年，国家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仍超过国民党统治时期中的任何一年。更具有真知灼见的是，在国防与经济建设中间还插入了一个“稳定市场”。“稳定市场”为什么如此重要呢？首先，我们已不再处于过去的根据地时代，市场的重要性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过去在农村，经济主要是分散的小农业和小手工业，市场物价问题对生产和人民生活影响不大。全国解放以后，大、中、小城市都由人民政府接管，市场物价稳定与否，对国计民生影响巨大。市场一乱，不光波及财政、金融，还会引起群众不满，经济意义、政治意义都不容忽视。

　　其次,全国财政刚刚统一,经济基础尚很脆弱,物资贮存还有限。如果敌机轰炸,随时会引起物价上涨。国家手中无物资,平抑不了物价,政治上被动,经济上受损,将严重影响军事。为了保证物价不涨,国家采取了强有力的增收节支措施,对支出采取"削萝卡"的办法,精打细算,对收入用"挤牛奶"的办法,一点一滴都不让它流失,成效显著。

　　"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经济建 设第三"的方针,既保证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进行,又保证了国内市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同时还积累了资金,腾出手搞建设,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这是鱼和熊掌兼得之上策妙策。

　　2.为战争本身的特点所决定。

　　首先,抗美援朝战争最基本的特点是临境战争,这决定了中国本土卷入战争程度的有限性。因此,才可以不失时机地进行力所能及的最急需的重点建设,使恢复经济得以完成,为后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其次,战争进程的特点。抗美援朝战争历时两年零九个月,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八个月(1950年10月至 1951年6月),这个阶段的作战属战略反攻性质,作战形式主要是运动战,战役与战役之间间隔很小,攻防转换频繁,战局变化急剧,加上志愿军同美军初次交手,装备上的劣势明显,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都感到很紧张,国内受牵制的程度也大。转入第二阶段(1951 年6月至1953年7月)以后,双方处于战略相持状态,战线相对稳定,作战形式主要是阵地战,军事斗争与谈判交织 进行。同时,国内对战争的支援也进入常态,所受的牵制己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正是在这两年中,我们的经济恢复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再次,志愿军英勇作战使战局不可逆,成为祖国和平建设的坚强保障。志愿军出国作战,党和国家领导人曾作过应付严重局面的准备,即东北工业基地被敌人炸毁。事实上,在此之前美机已经轰炸了我边境和城市地区。但志愿军勇敢无畏,士气旺盛,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仅用三个战役就占领汉城,把战线推到接近37度线,使战火远离我国边境,并最终保持在三八线附近。志愿军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对敌 人产生一种威慑作用,使敌人不敢轻举妄动。甚至在50年后,美国总统克林顿也不得不承认:"美军遇到了一个新的、令人生畏的对手。"这样,我国工业基地被炸的严重局面没有出现,我们得以从容地一面支援战争,一面从事建设。

　　3.社会改革运动作用明显。 建国初期的社会改革运动是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土地改革是农业生产力的一次大解放。3亿多元地或少地的农民,无偿地分得了约7.4亿亩土地和大量的生产资料,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缴纳的约 700亿斤粮食的地租。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精心耕作,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较快发展。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所以既能支援前线,又能进行建设。

　　增产节约运动使恢复经济成为一场低成本的经济运行。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恢复经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而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更属必要。１９５１年仅东北全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就为国家多创造了相当于200亿斤粮食的财富。１９５１年６月１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开展捐献武器运动的号召以后，各界群众纷纷加班生产，支援前线，踊跃捐献飞机大炮，其中的感人事迹，已是尽人皆知。

　　这里还不能不提到“三反”、“五反”运动。大家都知道“五反”是在“三反”运动发展过程中引发出来的，“三反”的起因是反对浪费，厉行节约。通过反对浪费逐渐揭露出少数干部贪污腐化问题，随着运动的深入，挖出了刘青山、张子善等一批腐化分子。这场运动反腐倡廉，政治意义极为深远，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增加生产最重要的作用就在于它使支援战争、恢复经济成为一场低成本的经济运作。

　　４．苏联和东欧国家对中国的经济援助。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给中国造成相当大的困难。但苏联和东欧国家同中国保持着正常的贸易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损失。特别是苏联给予中国的经济援助，使中国获得了在当时比较先进的工业技术和设备，成为中国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重要基础。

　　苏联援助的１５６项中的第一批，就是在恢复时期开始的。苏联政府答应帮助中国建设急需的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和军工部门共 ５０个项目（后因情况变化合并了２个项目，撤销了１个项目）。同期，东欧国家帮助建设的１０８个成套设备，大部分也开始动工兴建。这些企业设备在当时都是比较先进的，它们的陆续建成投产，形成中国第一批大型现代化企业，填补了生产技术领域的空白，大大增强了中国重工业和国防军事工业的能力。

　　１９５０年２月，中苏签订了第一个贷款协定，金额为１２亿卢布，年息１％，１０年内偿还。在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５５年，中国又先后与苏联签订了１０项贷款协定，年利率为２％，偿还期为２至１０年。这样的长期低息贷款，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

　　本文并非全面审视抗美援朝战争，而是从抗美援朝与经济建设的视角，论述史实，观照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我们历来反对侵略者发动的不义之战，但并不惧怕战争。面对未来现代化条件下的战争，我们不仅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把握战争的特点，力求做到既有效地抗击敌人，又不至于在全局上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这一点，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经济建设给我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