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新】20世纪60年代战备问题研究述评

　　战备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战备问题则是影响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和研究水平确有进行一番梳理的必要。由于本次年会的题目设定只是60年代的战备，不包括70年代及其以后，在叙述对象上不免有所局限，因为真正有争论或意见存有分歧的恰恰是70年代发生的那些事。另外，年会题目中在战备问题之外还专门列了三线研究综述，这就使本题目的写作进一步受到局限，因为三线建设与战备问题是分不开绕不过的，二者的厚薄关系是呈反比的。

　　一、关于研究现状 

　　战备问题是国史中的重要问题，但学术界对战备问题的研究却显得不那么丰厚。从论文的数量看，目前能检索到的不超过20篇，主要有：郑谦的《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 [1]、刘志男的《1969年，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 [2]、新文的《关于六七十年代战备问题的回顾与思考学术圆桌会综述》[3] 、杨贵华的《怎样看待全国性战备及其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影响》[4] 、徐奎的《理性的认识和思考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全国大战备”》[5] 等。连同相关问题的研究在内（指关于研究”三五”计划的经济史文章和研究建国以来军事战略的文章），也不过三四十篇。在这不多的成果中显出这样两个特点：一是发表研究论文比较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二是发表研究论文相对比较集中的刊物是《当代中国史研究》。

　　至于战备问题的专著则告阙如。有一些著作如于化民、胡哲峰的《当代中国军事思想史》[6] 、王普丰等的《现代国防论》[7] 、陈维民、张景敏的《时代的抉择》[8] 、宫玉振的《中国战略文化解析》[9] 、楼耀亮的《地缘政治与中国国防战略》 [10]、裴坚章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1] 、姚有志的《毛泽东大战略》[12] 、金钿主编《国家安全论》[13] 以及《当代中国》丛书的国防和军事类卷中的《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当代中国军队的后勤工作》、《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当代中国的海军》、《当代中国的空军》、《当代中国的兵器工业》等或从国防战略的角度，或从外交关系的角度，或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涉及或提及战备，但都不属于专门的战备论著。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有影响的综述类专著。较早一点的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编、杨先材主编的《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综述》[14] ，这本书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分期标准，一共列了45个专题，内容比较齐全，但缺少了关于战备问题的专题。晚近出版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编、郭德宏主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 [15]一书，列了22 个专题，数量上虽不及前者，但时间跨度长，从建党到21世纪初，题目也都比较大，每一个专题基本上就是一个历史时期，作者都是本专题的专家，比如，关于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作者是邵维正、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作者是王海光、关于共和国经济史的作者是董志凯。因此，这本书在研究述评当中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是一些高校研究生的指定阅读书。遗憾的是这本书同样没有关于战备的专题综述。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分析起来有两点，一是战备问题首先是军事问题，军事准备、军事部署都带有一定的保密性质，有些材料至今仍未解密，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研究的深入开展。二是三线建设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战备问题研究。三线建设与战备问题密切相关，相比之下，如果把战备当作一种指导思想，一个政策选项的话，三线建设则是它的具体措施，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因此，研究三线建设无论从材料的实证性还是从问题的切入点都较之战备问题更具基础性和操作性，研究起来更容易一些。目前的状况很好地说明了这一判断。比如，所有的经济史类专著都有专章叙述三线建设，因为三线建设牵涉到工业布局和区域经济发展。再比如，前述所提到的两本综述专著均对三线建设有专门的论述。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综述》中的“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研究综述”一文中，刘友于以序号作标题论述了三线建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中的“关于共和国经济史”中，董志凯以“西部开发问题的历史启迪”为题详细分析了三线建设的利弊得失。至于研究论文更是数百倍于战备问题，约有1160多篇，其中仅综述、述评的文章就有七八篇之多。

　　二、若干有争论的问题 

　　（一）关于战备形势的判断 

　　对于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研究者是存在不同判断的，从而透视出战备在当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与否的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当时的决策者过于严重地估计了形势，作出了过分的反应。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的第十八章中对此有所论述。其实这一章无论是就全书的比例而言还是相对于这段历史的长度和复杂性而言都显得比较单薄，但作者仍然用不长的篇幅作出论断。他认为，当年的决策者没有能够预见它（指战争气氛）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而当战争气氛发展到高度紧张的程度之后，又未能抓住机会，有效地缓和局势，反而过于严重地估计了形势，作出了过分的反应。“甚至，即使在事态渐渐缓和下去之后，毛泽东也丝毫不认为战争危险已经过去，整个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因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批重工业工厂和研究部门被迁到内地可以防空的大山中，无数的资料和人力被浪费在城市的‘深挖洞’里……” [16]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叶晖南。他认为，由于国家倾全力进行备战，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一时期国防建设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这个战略方针是建立在对形势判断失误的基础上的，因而其负面影响亦显而易见”，“而且这个战略方针实施的时间贯穿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整整20年，其中60 年代中期到70 年代中期最甚，军费开支的加大，军队员额的激增，加上‘一切以战备的观点来衡量’的思维定式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中国经济建设的落后局面。经济建设的落后又反过来影响到国防建设，虽然战略武器搞上去了，但常规武器又重新同世界先进水平拉大了距离。同时，国防建设本身也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受到很大损失”。[17]

　　胡哲峰的观点与此不同。他认为，自60 年代中期，我周边形势和国际形势严峻，除东南方向台湾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怂恿和支持下不断在沿海进行窜扰活动，西南方向印度不甘心失败，依然与我处于对峙状态外，更增加了新的战争因素，这就是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轰炸越南北方，威胁我南部边疆，苏联则在中苏、中蒙边境大量增兵，威胁我北部边疆。一时间，高天滚滚寒流急。鉴于这种形势，中共中中央军委不得不作出相应反应，要准备打仗。[18] 更多的学者是同意这个观点的。他们认为，战备是根据国际形势需要作出的正确决策，是毛泽东等这一代领导人从国家安全考虑出发作出的重要决策，不是头脑发热。60年代初，国际上出现了反动势力联合反华的严峻形势，我国东、西、南、北都受到军事威胁。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越来越严重，不断强调加强战备工作。[3]

　　郑谦没有从总体上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而是做了一定的区隔。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苏边境出现了紧张局势。1962年10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军队被迫自卫还击。同年，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企图利用大陆的暂时困难叫嚣“反攻大陆”。1962年以后，美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在越南的战争，对中国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这一系列严峻的事实，迫使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把国家安全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不能不高度重视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但他又指出，1969～1970年间，中共九大前后，出现过一次遍及全国、规模空前的战备高潮。战备工作超出了常备型的轨道，很快进入突击性的高潮阶段。这次高潮的出现，反映出对战争形势过于严重的估计。其影响巨大，在“左”的思想下，特别是由于林彪、江青集团的推波助澜、干扰破坏，在经济生活中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浪费，在政治上助长了当时已经很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1]（p.204、212）

　　与上述从军事战略和军事方针的角度考察战备问题不同，刘志男以大国间的关系为纵轴，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横轴，在世界历史坐标中研究战备。他在考察了60年代末中国对美苏关系的研究与调整之后指出，从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未来敌人的军事战略思想、敌人有可能进攻的方向以及中国战略后方建设、国防科技和人民战争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思考，作出了大量富有战略眼光的决策。几十年领导武装斗争的经历，使得毛泽东首先要从战略的高度上考虑问题，在加强战备制止战争以及一旦战争爆发、如何赢得胜利这些涉及国家安危的根本问题上，他既强调要加强对战争的物质、精神准备，制约乃至最终制止战争的爆发，又号召一旦反侵略战争打响，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要在捍卫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对来自不同方向的侵略者打一场人民战争、彻底消灭强大的敌人。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既然战备关系着祖国的安危，而祖国的安危又影响着世界的格局，那么，在分析和研究世界战略格局之所以得以建立、中国外交在70年代后进入‘大踏步前进的时期，在世界舞台上，中国更加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产生原因时，难道不应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外交战略的挑战与加强战备之间存在着相互呼应、相互联系的必然关系吗？换言之，1969年‘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难道不是为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提供了牢固的物质基础吗！？更进一步说，对美苏关系的研究与调整，难道不是中国军队战备工作的必然延续吗！？” [19]

　　（二）关于战备口号的由来 

　　所谓战备的口号是指“备战、备荒、为人民”。那么，这个口号是怎么形成的？陈东林认为是这个口号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他的根据是，毛泽东说：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张，把老百姓搞翻了不行，这是个原则问题。总之，第一是老百姓，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陈文进一步引证说：“1966年3月，他在给刘少奇的信中，作了高度概括，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20] 廖述江的《“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的由来和历史演变》一文考察了这个口号的形成过程，认为最早提出这个口号的是周恩来。文章讲，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后指示说：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国家计委又对“三五”计划的投资项目和主要生产指标进行了调整，于7月21日向国务院做了汇报。8月2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158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主席要我们注意三句话，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我把他合在一起顺嘴点，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这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的最早提出。 [21]

　　究竟陈东林和廖述江哪个说法更准确呢？廖述江观点有《周恩来年谱》做有力的支撑。

　　据查《周恩来年谱》8月23日条，是这样记述的：“主持国务院第一百五十八次全体会议。在讨论长期规划问题时，把毛泽东提出的‘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并分别阐述了三者的内容和相互关系。指出：备战、备荒，落实到为人民，要依靠人民，首先要为人民，为人民是最基本观念，任何事情要想到为人民，人民是力量的源泉。‘备战、备荒、为人民’是一个整体。备战是阶级斗争，包括国内国外的。备荒是同自然作斗争，使工农业真正过关。一切靠人民、为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这是最可靠的。” [22]这一段记载证明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确实是周恩来概括出来的。除此以外，这段话还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内容，即周恩来不但将毛泽东的三句话做了“顺嘴”的概括，而且还对三者的关系做了简单明了的论述，得出“备战是阶级斗争”，“备荒是同自然界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结论。正是周恩来创造性地发挥了毛泽东的战备思想，才使得战备口号言简意赅，能够令广大人民群众更为切实地理解它的精神实质。这一重要内容，无论是陈文还是廖文都没有征引。

　　新近出版的《毛泽东传》也印证了《周恩来年谱》的说法是对的。书中讲：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真、李先念、薄一波等，听取余秋里、谷牧关于“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的汇报。毛泽东认为“三五”计划投资项目多了，指标也高了。他说：我看五年搞1080亿元的建设规模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大了歼灭不了。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后来，周恩来把毛泽东提出的这三条，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为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乃至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所遵循的指导方针”。[23] 这就把口号形成问题完全说清楚了。

　　关于此问题还留下一个有待于进一步弄清楚的细节，即战备口号是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哪个指示概括的？《周恩来年谱》讲是根据“毛泽东‘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得出的，而《毛泽东传》说是根据“第一是老百姓，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这三句话得出来的。两个权威的著作各执一词，令读者莫衷一是。看来最终搞清楚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文献资料的再开发和再利用。

　　（三）关于“三五”计划        按照最初的设想，从1963年开始编制十年规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三五”计划的目标就是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的问题。“把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作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这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性质”。[24] 由于美帝国主义制造了北部湾事件和轰炸越南北方，全面发动了侵越战争，把战火烧到中国的大门口。针对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毛泽东提出要防备敌人的入侵，要有战略后方。工厂不能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要抢时间把工厂迁到二、三线，集中力量建设三线。这样，“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就由原定的解决吃穿用转向以战备为中心了。

　　如何看待增加了战备内容的“三五”计划，[25]有的著作对于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对基本建设投资进行相应的调整是持肯定态度的。 有的著作认为“三五”计划不是一个高指标的计划，基本建设投资预算从1080亿元减少到850亿元，虽然在实际建设中被大大突破至976.03亿元，但比“二五”时期的实际投资1206.09亿元还是少了许多。[26] 投资方向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安排顺序由农轻重转变为重农轻。重工业408亿元、国防工业87亿元、交通运输133亿元，三者合计共628亿元，占74%；农业120亿元，由原来的20%降至14.1%；轻工业37.5亿元，占4.4%。另外，各项指标也定得较低，留有余地，因此没有出现“大跃进”期间竭泽而渔的情况。 [27]还有的著作也认为从总体上看，“三五”计划着重改变工业的布局，强调加强内地建设，在当时还是必要的，其主要指标也是留有余地的。但同时认为，“三五”计划是在过高低地估计了国际局势严重性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因此在内地建设安排上存在着过急过快的问题。[28]

　　评价“三五”计划的复杂性在于该计划刚刚起步不到一年就发生了 “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文革”初起之际对于经济建设的冲击是公认的事实，即便是对“文革”时期经济发展持基本肯定观点的武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也不例外（该书第十章第三节的标题为“‘文革’头三年造成的严重经济破坏”，以下的小标题依次为：“‘造反’、‘夺劝’对经济秩序的严重冲击”、“国民经济遭受的严重破坏”、“极‘左’经济思潮的泛滥”。见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643～650页）。但怎样具体分析还是有一些差异的。有的著作在总体上作出一个价值判断：从1966年6月以后，我国进入了“文革”时期，混乱局面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指挥失灵、生产停滞的现象不断出现，经济领导部门忙于应付，连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也不能按时制定。到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过之后，全国形势逐渐平稳，但各种运动不断，难以恢复正常秩序。[29] 更多的著作是把“三五”计划分成不同的小阶段具体分析。有的提出，“文革”的发动对1966年经济的影响“总的说来，仍然带有局部的性质，动乱主要集中在上层建筑领域，真正影响到经济领域特别是基层的工作是在第四季度开始的”该书同时还指出，之所以说是带有局部性质，是因为第一，前几年生产建设的成就为1966年的经济发展准备了比较雄厚的基础；第二，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各项具体经济政策和规章制度仍得到继续执行；第三，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高级干部，怀疑、抵制这场动乱。所以，1966年的经济仍然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都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这一年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327亿元，超额10.2%完成年度计划，比上年增长17.3%。国家财政收入558.7亿元,比上年增长24.4%，支出541.6亿元，收大于支17.1亿元。[30] 这个观点被不少后来出版的经济史专著所接受（如董辅礽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对“三五”计划造成冲击的是1967和1968年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两年动乱的严重后果是：生产连年下降，财政收入减少，市场供应紧张，文教事业备受摧残，国民经济全面衰退，国家和人民遭受巨大的损失。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2015.3亿元比1966年下降了近10%，1968年在1967年下降的基础上又下降了4.2%，只为1966年的86.6%。财政收入1967年为419.4亿元，比1966年减少139.3亿元，减少幅度达25%，1968年比1967年又减收了58.1亿元，减少13.9%。连续两年的政治大动荡，导致经济连年下降，1968年降到了“谷底”。如果以1953～1965年13年工农业总产值的平均实际增长速度7.9%计算，1967年和1968年两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应达5220亿元，而实际这两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119.8亿元。两年中损失的工农业总产值达1100亿元。 按照“三五”计划国防工业三线建设的部署，到1970年要新建29个生产基地，400个工厂。实际到1968年下半年，正在建设的只有20个基地，其中已开工的只有116个工厂。本应该在1970年全部完成的这些“三五”计划三线建设项目，因为“文革”的前三年动乱，被迫推迟到“四五”计划期间，失去了宝贵的两年以上时间。[27]（p.293）1969年国内政治局面逐步趋于稳定，周恩来重新组织编制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结束了两年经济发展无计划状态，基本上刹住了生产下降的趋势，1969年经济开始回升。[31]（柳书pp.365～367；董书pp.469～473）

　　有的著作用经济发展总量的周期波动趋势对“文革”时期经济做综合性描述，其中涉及 “三五”计划。该文指出，1966～1968年，国民收入环比增长率分别为17、－7.2、－6.5，呈古典波形。全波共6年，高潮4年，低潮2年。1966年处在4个高潮年份中的最后位置，是经济上升的一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开门红，是“文革”时期我国经济三起三落中的“首起”。1967～1968年都是低潮年，1968年成为“首落”的低谷。 [32]还有的著作对“三五”计划作了如下的概括：“三五”计划总的说呈现了“起（1966）——落（1967、1968）——起（1969）”的跌宕起伏状态。1966年，出现了预计提前两年完成计划的良好发展势头。1967、1968年“文革”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破坏，计划完成情况连续出现倒退，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1969年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使全国进入了战备高潮，“三五”计划以临战的非正常状态取代了前三年无政府主义的非正常状态。1970年的高投入使原定指标较低、本可提前两年完成的“三五”计划勉强完成，但也埋下了“三个突破”的危机。[27]（p.306）这个概括笔者以为是站得住的。

　　（四）关于“一号命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以及下放干部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一号命令”是指1969年10月18日，林彪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发布的“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命令”（后中共中央文件称“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80年代出版的一些著作都把“一号命令”与中央领导人的疏散相联系，同时把它作为林彪迫害老干部的罪证（例如：《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工人日报》1980年12月5 ～8日；《在江西的日子里》，《人民日报》1984年8月22日；《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826页；《“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9页等）。事实上，林彪的“一号命令”与中央疏散老干部的决定不存在因果关系，最早对此提出辨误的苏采青撰文指出：林彪的“一号命令”不包含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内容，疏散中央领导人是毛泽东决策、周恩来主持安排经中央讨论通过的，下放知识分子干部和文教单位一事也是根据毛泽东“认真搞好斗、批、改”的空想进行的。 [33]

　　据考证，林彪的“一号命令”的确没有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内容，林彪是10月18日（这天是星期六）疏散到苏州的，到达当天他就给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共6条，主要内容有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做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主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讯联络要经常畅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也要做好发射准备等等。这个指示由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由此可见，“一号命令”确实是关于军队临战部署的文件，其中没有疏散领导人的内容，更没有下放干部的内容了。当然林彪在发布这个命令之前，未征得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批准，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23]（p.1564）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非同小可。试想，当晚，“一号命令”迅速用电话转达到全军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而作为统帅的毛泽东还不知晓。这件事充分暴露了林彪个人野心，但这属于另外一个问题了。

　　再从时间上看，也能说明疏散中央领导人和下放干部与“一号命令”无直接联系。中央关于疏散领导人的通知是10月14日晚发出的，该通知要求老同志于20日之前，全部疏散。而“一号命令”是18日发出的。疏散通知在前，“一号命令”在后。至于下放干部，早在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就在社论中发出了完成夺权的同时就标志着整个运动已进入了“斗、批、改”阶段。“斗、批、改”当中就包括“下放科室人员”。 [34]同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社论，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35]在当时，干部下放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早晚要发生的事了。这些都在 “一号命令”之前。

　　1999年7月，笔者主持了有国内研究军事战略和外交战略的专家以及亲历了战备决策和事件的老同志参加的“关于六七十年代战备问题的回顾与思考”学术圆桌会。会上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原总参作战部的老同志以当事人的身份把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作了介绍，有关学者从学术角度进行了论证。会议得出的结论是“一号命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以及下放干部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近年出版的传记书已经不再把“一号命令”与疏散老同志和干部下放相提并论了，比如2001年出版的《李富春传》、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2005年出版的《陈云传》、2006年修订版的《朱德传》都作如是观。但是早一些时日出版的传记书仍坚持此说，比如1992年出版的《刘伯承传》、1994年出版的《聂荣臻传》。最近该书的修订本亦未有所纠正。

　　（五）关于对60年代战备问题的评价        学术界的基本认识是：战备是根据国际形势的需要作出的正确决策，是毛泽东这一代领导人从国家安全考虑出发作出的重要战略决定。至于战备的作用，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

　　第一，战略目的达到了。当时北边、南边都紧张，没有准备是很危险的。后来没有打起来，是因为充分准备的结果。当时敌人不敢对我发动大规模入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战备。“不战而屈人之兵”，从这个意义上看，战备达到了目的。

　　第二，促进了国防尖端武器的发展。这期间原子弹、氢弹相继发射成功，核潜艇、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中远程导弹、洲际导弹相继完成试验，使中国的战略武器进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不仅大大提高了中国军队的装备水平，打破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核威胁、核讹诈，而且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至今仍是我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大、小三线建设改变了中国工业布局，是一次大的经济调整。中国经济布局的战略性展开是在“三五”计划时期。军事工业70%放在三线，牵动了化工、原材料及一部分消费市场，如西南铝加工厂当初就是为了飞机制造基地建的，后来可以生产737飞机大梁。这些项目对内地建设都有促进作用。

　　第四，战备不仅对工业有促进作用，对屯垦戍边也都起了作用。反过来，屯垦戍边也有力地配合了战备，在1962年的新疆伊塔事件和1969年的黑龙江珍宝岛事件中生产建设兵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五，战备使全国人民经受了一次实际锻炼，极大地提高了全国人民的国防观念，不失为一笔宝贵的财富。[3]

　　关于战备的局限性，有人认为主要表现：一是当时强调从最困难处着想，从最坏处做准备。但凡事都从最坏的估计出发去指导工作，并不是十分科学的，它降低了预测概率的科学价值，必然使国家的全部工作发生偏差。二是过于强调“临战状态”和全民总动员，对国家经济的负面影响也不能小视。主要表现在从“七五”计划的最后一年到“八五”计划的前两年，但那已不是60年代的事了。三是三线建设存在急于求成、违背经济规律和片面强调成龙配套的问题。[3]这个问题有专门的题目评述，本文不再赘述。

　　三、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对战备问题的研究远远不够，迫切需要进行全方位系统的梳理。如果仅仅从60年代的战备出发，以下的几个问题似可加强。

　　就宏观而言，第一，从战略决策及其实施的角度看，60年代战备与“文革”的关系是一个值得做的大题目。周恩来曾讲战备是阶级斗争，那“文革”更是阶级斗争。战备主要是对外敌入侵的准备，“文革”主要是要解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两者都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那么，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至今尚未看到有专门的研究。毫无疑问，厘清两大事件不仅是历史本体论的问题，还有历史认识论的问题，至少对于把握毛泽东的思路是有益的。战备工作从1964年开始部署，发生在前。“文革”1966年爆发，产生在后。“文革”是一场内乱，特别是在最初的两年，对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造成极大的冲击，那么，它对战备工作又有哪些影响呢？笼统地讲缺乏说服力，应该有具体的实例和量的分析。“文革”中，林彪、“四人帮”集团利用了领袖人物的错误，推波助澜，干扰破坏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样，他们在战备问题上又有些什么样的活动，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也是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第二，从经济史的角度看，战备与农业的关系值得关注。战备对工业的影响已经研究得比较充分了，很多著作指出战备促进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揭开了西部开发的序幕；中国经济布局的战略性展开是在“三五”计划期间；三线建设为缩小城乡差别奠定了基础等等。但是相比之下，战备对于农业的影响的研究则显得很不够。一方面，战备对农业、粮食的需求加大了，三线建设的展开无疑加剧了粮食供需矛盾；另一方面，“三五”计划对农业的投入减少了，仅占百分之十几。当时，搞得如火如荼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是在国力有限的条件下依靠自力更生发展农业、发展粮食的，“文革”期间也一度对农业投入有所倾斜。但是这些决策都不是战备本身的产物，因此，战备对农业究竟是起了什么作用，产生什么影响是需要加以认真研究的。战备对农业经济体制有没有影响，影响是怎样的？也要有所回应。

　　就中观而言，第一，关于“北顶南放”。就已有研究成果看，对“北顶南放”的解释不尽相同。一种观点认为这个方针主要是针对美国可能从南北两个方向对我国实施的大规模入侵。“北”即北面越过“三八线”经朝鲜侵略我国东北；或沿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老路，突入渤海湾直插京津一带；或从山东、江苏、上海等地入侵，造成分割中国南北的态势。“南”是入侵两个方向：一是以台湾为跳板，进攻中国东南沿海各省；一是从越南和我国南海方向向我国两广地区侵略。也有的解释为“北顶”是顶苏联，“南放”是放美国，这不仅反映了军事战略防御的重点是防苏，是对以往的战略防御重点作出的重大调整，而且体现了在外交上以对美为主转为对苏为主的策略方针。除此以外，“北顶”顶到什么程度，“南放”放到什么地步，都需要有明确的界说。关于“顶”，毛泽东就有自己的理论，他认为：“顶”，要顶一下，顶不住还不是走？不能放在顶得住上。“顶”的定义不是死顶、死守。这样，“顶”和“放”的区别应该怎样理解？

　　第二，所谓“北兵南调”问题。究竟有没有这么一回事？目前连基本情况尚不清楚。有人说根本就没有“北兵南调”，倒是有“南兵北调”，从广州调兵去了东边的舟山。也有人指出，当时曾有过将北海舰队调往南面的打算，但实际上没有调。从逻辑上讲，60年代中期美国扩大越南战争的规模，战火有进一步烧到中国边境之虞时，中国采取相应的军事对策，抽调北边的部队南下还说得过去。可到了60年代末中苏边境发生战争，北边的压力明显超过南边，中国却“北兵南调”，难道不是令人匪夷所思吗？还有一种说法，即把“北兵南调”同林彪搞阴谋扯到了一起，这就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如果此说成立的话，那么就要进一步证明林彪的政变阴谋不是发生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而是提前到了60年代末；不仅仅是政变阴谋，而是到了调动军队的严重地步。总之，这个问题亟待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弄清基本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