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星星】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发展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人民军队的斗争实践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是军队政治工作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认真学习和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系统了解军队政治工作创立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对我们深刻认识军队政治工作在军队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准确把握军队政治工作的客观规律，深入研究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继承和发扬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军队政治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

　　一、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7月正式成立后，虽然对“革命军队”的重要作用有初步认识，但由于党尚处在幼年时期，还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直接组织军队、进行革命战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24年1月，共产党以党内合作形式同国民党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迅速掀起了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在共产党的建议和推动下，国民党领导的广州革命政府开始创建军官学校和国民革命军。面对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中共中央于1924年5月在上海召开扩大执行委员会，提出要“特别注意军队里的宣传”，强调“最先便要注意军官学校”，要“使在‘军人’手里的兵士变成真正拥护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33、249页。）。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名称为陆军军官学校，1926年3月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正式成立。共产党曾派出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熊雄、聂荣臻、李富春等重要干部到军校担任政治工作。黄埔军校参照苏联红军的经验，为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进行了积极探索。一是建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党代表的职责是“监查本校行政，指导党务之进行，并主持政治训练事宜”（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2页。）。政治部是“校长、党代表之政治教育的佐理机关”，“专司本校一切政治工作”（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2页。）。二是进行严格的政治训练。军校实行军事与政治并重的教育方针，制定了“政治教育大纲”、“政治课程训练计划”等文件，编印了各类政治训练教材。三是建立秘密的共产党组织和外围群众组织。1924年秋，周恩来在军校内秘密建立中共黄埔支部，1926年3月扩大为黄埔特别支部。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军事系统中最早的党组织。1925年2月，成立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黄埔军校开创的政治工作，为把这所学校办成革命的军事政治学校，为夺取平定叛乱和两次东征作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5年8月，广州国民政府将其掌握的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仿照黄埔军校的做法，在部队中建立了党代表、政治部和政治工作制度。国民革命军各军的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多数由共产党员担任。为适应军队中普遍建立政治工作的需要，共产党人先后主办或参加举办了各种形式的政治训练班，为国民革命军各部队培训了近千名政治工作干部。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后，以共产党人为主体的政治工作干部，积极开展对部队的政治动员和教育，激发官兵的革命热情和勇敢精神；认真做好对广大民众的宣传工作，努力动员各界群众支持和援助北伐战争；充分发挥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党直接掌握的部队在作战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与此同时，李大钊、宣侠父等共产党员也以国民党名义，对北方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开展了政治工作。他们一方面加强对冯玉祥等上层人员的说服教育，积极宣传国民革命；另一方面，利用办俱乐部、训练班、上课、讲演、教唱革命歌曲等形式，开展对士兵群众的革命宣传。1926年9月，冯玉祥在共产党人的推动下，率部举行绥远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并成立由共产党员刘伯坚任部长的总政治部，宣布参加国民革命。为加强对国民军联军的政治工作，中共中央先后从莫斯科、黄埔军校、北方区和上海等地抽调200多名共产党员，派往国民军各部。政治工作的普遍开展，给部队带来了新的战斗风貌，保证了国民军联军胜利完成与国民革命军会师中原的战略任务。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和共产党内的右倾错误遭到惨痛失败。但是，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联军中开展的政治工作，成为我党在军队中建立革命政治工作的开端。这些政治工作是在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特殊形式下、以国民党名义开展的，但主要是由共产党人创建和领导的，其基本制度、方针和内容都是在共产党人主持或参与下制定的。政治工作的建立和开展，使原来带封建性和军阀性的军队有了革命的政治目标，取得了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为我党直接创建和领导人民军队、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做了必要的思想和组织准备。毛泽东指出：“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0页。）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的政治工作

　　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危急时刻，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党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于1927年8月1日发动南昌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建人民军队、领导革命战争的新时期。南昌起义部队初步建立了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制度：一是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党的前敌委员会成为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各部队也相继建立了党委、支部；二是设立党代表和政治机关，起义军成立总政治部，军、师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团、营、连设立政治指导员；三是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揭露国民党背叛革命的罪行，激发官兵的革命斗志；四是严肃军政纪律，进行保护工农利益的教育。

　　1927年9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部队在遭受严重挫折后，于9月29日在江西永新三湾村进行了具有深远影响的三湾改编。一是缩减部队编制，将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即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二是健全党的领导体系，创造了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立党代表，负责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三是建立军内民主制度，连以上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和民主管理。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初步建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为建设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经过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艰苦斗争，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红四军在红军建设和政治工作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1929年12月，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作出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红军建军两年多来的基本经验，规定了红军建设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第一，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决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致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第二，充分肯定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决议规定，要在红军中建立党的领导中枢，健全党的各级组织，每连设立党支部，每班设立党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7页。）。　　从前委到支部党的各级会议，都要把军事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第三，科学阐明了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决议严肃批评了把军事和政治对立起来的单纯军事观点，强调“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决议规定，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的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这就从理论上和组织上保证了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第四，全面提出了加强政治工作的各项措施。决议把加强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放在首位，具体分析了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和根源，指出了纠正的方法。决议强调了保证官兵平等、开展群众工作和优待俘虏兵等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初步形成了正确处理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原则。古田会议决议创造性地解决了如何在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古田会议之后，红军的政治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为推进红军建设和夺取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930年11月，中共中央参照苏军政工条例，制定和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这是红军第一部全军性的政治工作法规，对红军政治工作的规范化起到了推动作用。1933年冬，总政治部在作了部分修改之后又颁布了新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其内容更为全面和系统。1934年2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这是红军的第一次政治工作盛会，会议强调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确立了“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的胜利”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政治工作要保证提高部队战术技术水平、政治工作人员要学习军事和指挥打仗等任务。上述条例和会议，对指导红军政治工作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也存在着照搬苏军教条、脱离中国革命和红军建设实际的错误倾向。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逐步纠正了王明“左”倾错误。红军的政治工作也逐渐从教条主义、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等错误影响中摆脱出来，积极恢复毛泽东确立的一系列正确原则和优良传统，为保证红军长征的胜利，保证红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胜利会师，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顺利实现从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伟大转变，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游击队，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在改编过程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继承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党的政治工作的独立性，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加以全面发展。一是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八路军、新四军分别成立军委分会，直接受中央军委领导；在团以上各级先后设立军政委员会，作为军队中党的领导机关。二是健全政治工作制度。1937年10月，中央军委成立总政治部，并决定恢复在改编期间因国民党无理要求而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制度。三是保持党在军队中政治工作的独立性。保证“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仍旧是共产党的党的工作，并不因统一战线的环境和战区的指挥关系而有所改变。”（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89页。）

　　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后，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围绕着发动全民族抗战的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针，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一是开展抗日民族战争的政治动员，激发部队官兵和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树立坚定的抗战信心，放手发展人民抗日武装；二是统一全军对抗日游击战争作战方针的认识，积极适应从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做好与分散的游击战争相适应的动员和组织工作；三是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独立自主原则的教育，引导官兵正确认识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区别，保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四是广泛进行动员群众的工作，积极组织群众开展多种形式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性地发展人民战争体制；五是大批培养和造就干部，各部队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要求，积极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努力发展抗日军政大学等军事院校教育，使军队干部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空前的提高。

　　根据对日作战的新形势，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抗日武装按照“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加大了敌军工作的力度。为加强对敌军工作的统一领导，中共中央设立敌区工作委员会，总政治部设立敌工科（1940年扩大为敌工部），八路军前敌总政治部成立敌工部，各师、旅、团也相继成立敌军工作部门。总政治部提出了敌军工作的方针，应当是用各种方法削弱和降低日军的战斗力，促进日军的厌战和怠战情绪。1939年，八路军总部在山西抗日前线建立在华日人觉醒联盟。1940年，在延安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同年10月，经中共中央与日共领导人协商，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创办了日本工农学校，招收日本反战人士入校学习。此后，华北、华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先后建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支部和日本工农学校分校。日本反战人士积极配合人民抗日武装开展工作，壮大了我军的敌军工作力量，对推动瓦解敌军工作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是我军政治工作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得到多方面发展和达到成熟的重要时期。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系统提出并阐述了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即：官兵一致的原则，军民一致的原则，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页。）1938年底，八路军总部颁布《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把三大原则正式写入总则。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进一步端正了全党全军的思想路线。1944年4月，谭政代表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一报告是经过毛泽东反复修改和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集中反映了毛泽东的军队政治工作思想。该报告科学阐述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重申“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9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明确规定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务，必须根据整个军队的方向、军队的基本任务和当前具体任务来确定；确立了“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政治工作总方针，阐明了正确处理军内外各种关系的原则；强调了思想教育和思想工作的重要作用，提出“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的重要论断；提出要发扬实事求是和联系群众的作风，坚决克服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等不良风气；提出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要在坚持基本制度的基础上，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不断发展和创新。《报告》系统总结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创造的丰富经验，是我军政治工作成熟的重要标志。全军积极贯彻《报告》的精神，使整个部队的政治工作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四、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复杂局面。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部署，努力争取和平民主，坚决挫败国民党的军事进攻，积极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一是加强时局和党的方针教育，使部队官兵深刻领会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方针，克服和平麻痹思想，坚决捍卫人民的抗战胜利果实；二是贯彻“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积极做好向东北进军，创建东北根据地，以及华东、华南北撤部队的思想教育和组织工作；三是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利用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率部起义的成功范例，开展高树勋运动，加强对国民党军的政治宣传攻势；四是做好地方部队升编为野战军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掀起群众性参军热潮，以适应自卫战争准备的需要。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全面内战。面对国民党军队疯狂的战争气焰，军队政治工作紧紧围绕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的总目标，深入进行战争动员，坚决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一是深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决心和勇气，激发官兵旺盛的战斗意志和坚定的胜利信心；二是认真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用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作战思想武装官兵，提高部队善于斗争、善于胜利的战略战术；三是开展杀敌立功运动和团结互助运动，调动官兵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团结战斗的互助精神。经过解放区军民的艰苦奋战，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

　　1947年冬至1948年夏，人民解放军利用作战间隙，采取诉苦和三查的方法，在全军普遍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这一运动一般按照四个基本步骤进行：一是学习党的土地改革政策，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做好诉苦三查的思想和组织准备；二是进行诉苦追根，控诉旧社会和反动派压迫、剥削劳动人民之苦，提高阶级觉悟，激发官兵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三是进行三查，即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整顿；四是把教育同整训和完成各项任务结合起来，把官兵的热情引导到练兵和杀敌立功运动中去。新式整军运动的开展，极大地提高了全军官兵的政治觉悟和作战热情，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为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进攻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政治保证。

　　为适应人民军队的发展，1945年5月党的七大根据军队实行党委制的经验教训，原则决定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原则，恢复军队中党的委员会制度。同年11月，晋冀鲁豫军区首先在纵队和旅两级恢复党委制，翌年又逐步在团级建立党委，实行对部队军事、政治工作的一元化领导。1947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在军队中组织党委会的指示》，充分肯定了晋冀鲁豫军区的做法和经验，要求全军部队根据晋冀鲁豫的经验，组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以避免单纯首长制所产生的一些缺点。（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11页。）由此，全军团以上各级党委会普遍恢复起来。1947年7月，总政治部颁布我军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员会条例（草案）》，明确规定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规定了军队党委员会的地位作用、组织原则、基本任务和工作作风。军队党委制的恢复和健全，为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在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进攻、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过程中，人民解放军不间断地进行战场形势和任务教育，激励官兵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热情；进行生动活泼的战场鼓动，深入开展杀敌立功运动；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动对敌军的强大政治攻势，促使大批国民党部队起义、投诚；做好战场休整和敌前练兵的政治工作，及时调整和恢复战斗组织；积极做好老解放区、新解放区和战区的群众工作，动员和组织群众支前；鼓舞官兵“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念，为夺取中国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第二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

　　一、保证军队执行工作队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解放军的职能和任务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1949年2月，毛泽东即提出“要把军队变为工作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5页。）。不久后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进一步确定：“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将要使人民解放军全部地转化为工作队”（《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6页。）。随着解放战争的进展和新中国的成立，我军在继续执行战略追击等战斗队任务的同时，以主要力量执行实施军事管制、建立地方政权、恢复社会秩序等项工作队的政治任务。

　　当时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凡人民解放军初解放的地方，应一律实施军事管制”。解放军各部队为执行好这一政治任务，入城前进行了认真准备，学习政策，调配干部，周密组织，做好城市情况的调查研究；入城后积极宣传军事管制的有关规定和政策，严守城市纪律和军管纪律，坚决打击敌特破坏活动，迅速恢复和维护城市的正常秩序。人民解放军对新解放城市实施军事管制，对于建立新生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树立了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和高尚风貌。

　　为迅速建立地方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并有效地行使职能，人民解放军派出４０多万名干部战士，协助或参加地方基层政权建设。他们或是兼管地方政务，逐步过渡到由各级人民代表会议选举的地方政府；或是组成工作队与地方工作队相配合，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筹建基层政权；或是转业到地方工作，充实和加强地方政权机构。到1952年底，全国各地通过召开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基本完成了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的任务，我军的军事管制任务遂告结束。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人民解放军积极参加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改革工作。在剿匪作战中，军队政治工作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动员，广泛开展政治攻势，深入发动群众进行武装自卫；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我军积极组织部队参加镇反斗争，坚决贯彻党和政府的镇反方针和政策，认真做好军队内部的镇反工作，确保部队纯洁巩固；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全军抽调数十万名干部战士组成上万个工作队，分赴新解放区广大农村，配合地方政府开展土地改革；在恢复国民经济工作中，我军派出大批部队参加交通设施、江河治理和重大水利工程的修复或建设，开展屯垦生产，为参加国家经济建设积累了初步经验。

　　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政治工作

　　1950年６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犯，把侵略战火迅速烧到鸭绿江边，使新中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根据战场环境、作战对象和战争形式等特点，在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情况和具体实际，创造了丰富的政治工作新经验。

　　一是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教育，激发官兵参战热情。志愿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认真组织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中心内容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消除了一部分人在“该不该打”、“能不能打”等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开展“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的“三视”教育，增强了部队敢打必胜的决心和信心；进行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热爱世界和平的“三热爱”教育，激发了官兵英勇杀敌、保家卫国的作战热情。

　　二是宣传和贯彻军事战略方针，树立以劣胜优的信心和勇气。志愿军部队坚决贯彻中央军委和志愿军党委的各项战略方针，认真统一官兵的思想。战争初期，反复宣传“打好出国第一仗”的重要意义，鼓励全军不惜牺牲、不怕艰苦、争取全胜；战争相持阶段，积极开展群众性自我教育，克服速胜思想和愿攻不愿守的情绪；停战谈判期间，认真贯彻“坚决打，争取和”的指导思想，教育部队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昂的战斗意志。

　　三是树立和宣扬英雄楷模，开展杀敌立功运动。志愿军发扬我军革命英雄主义的优良传统，积极开展杀敌立功运动。认真组织宣传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战斗英雄的事迹，大力开展“学英雄的思想，走英雄的道路，创英雄的业绩”活动；结合本部队的光荣历史，用“巩固历史荣誉，创造新的荣誉”等口号鼓舞官兵杀敌立功的热情；宣传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战斗功臣的尊敬和热爱，激发指战员“为国争光”、“争取立国际功”、“当最可爱的人，做最可爱的事”的革命荣誉感。

　　四是针对现代战争特点，加强后勤保障政治工作。志愿军根据大兵团作战、物资消耗巨大、运输补给困难等特点，大力加强后勤保障中的政治工作。牢固树立“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思想，教育后勤部队想前线所想，急前线所急；进行忍受艰苦、克服困难、不怕流血牺牲的教育，发动群众开展反轰炸斗争，激励后勤官兵发扬英勇顽强和以艰苦为荣的革命精神；开展爱伤员、爱车辆、爱物资的“三热爱”活动，有力地保证了后勤各项任务的完成。

　　五是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尊重和团结朝鲜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面临着全新的军政军民关系。志愿军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反复教育部队尊重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严格执行朝鲜的各项政策法令；开展学习、支援朝鲜人民军活动，增强两支军队之间的战斗团结；教育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自觉爱护朝鲜的一草一木，动员、组织部队帮助朝鲜人民度过严重困难；用朝鲜人民对志愿军的巨大支援来教育和激励部队，加深两国人民的友谊。

　　六是创造性地开展瓦解敌军工作。在缺乏对美军及其仆从军作战经验的情况下，志愿军遵照中共中央“敌军工作必须加强”的指示，积极开展瓦解敌军工作，紧紧抓住美军害怕战争、害怕吃苦、想家厌战、种族歧视及美伪矛盾等情况，通过战地宣传和新闻媒体等多种渠道，展开有力的政治攻势；对内加强正面教育，同敌人的心理战作斗争；认真执行宽待俘虏政策，保障俘虏的生命安全和人格权力，创造了敌军工作的新经验。

　　三、贯彻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总方针、总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就提出了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的任务，但由于受各方面条件限制，这项工作未能展开。1953年12月至1954年１月，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确定把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作为军队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会议的重大决策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实现了由革命战争向和平时期建设的战略转变，开始了向现代化进军的新阶段。

　　为把全军官兵的思想统一到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总方针、总任务上来，总政治部在《关于1954年全军政治工作任务的指示》中提出，各部队要普遍深入地宣传这次会议的主要精神，提高对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认识水平。1954年9月，总政治部下发《为把我军建设成为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而奋斗》的宣传提纲，对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总方针、总任务作了进一步阐述，强调政治工作要加强思想领导，坚持群众路线，改进作风与方法，推进了会议精神的深入贯彻。

　　在加强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军队政治工作领导机关和政治工作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健全和完善。1954年4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颁布施行，重申了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等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同年10月，继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重新成立之后，原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为保证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和颁发勋章奖章四项制度的重大改革，总政治部于1954年12月发出《关于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和颁发勋章奖章的工作指示》，要求全军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和周密细致的组织准备工作。通过反复的思想动员和政治教育，提高了广大官兵对实行四项制度改革对军队建设重大意义的认识，妥善处理实施四项制度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激发了革命军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提高官兵的文化水平，是向军队现代化进军的重要基础。1950年8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提出全军教育训练要以提高文化为主要任务，使军队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经过1950年底至1953年5月的突击阶段，文化教育取得了积极成果。与此同时，军队抽调一批优秀干部改建或新建各级各类军事院校，建立通过军事院校培养军官的制度，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军事院校教育体系，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军事训练、战备和边防作战中政治工作

　　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全军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展开以军事训练为主的正规训练。同年5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1953年下半年实施正规训练中的政治工作指示》，首次对军事训练中政治工作作出了原则规定。各级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认真贯彻总政指示，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初步形成了保证军事训练顺利实施的基本做法和经验。1955年11月，我军在辽东半岛首次举行诸军兵种实兵合成战役演习，政治工作既有力地保证了演习任务的圆满完成，又探索了现代化合成战役训练中政治工作和组织实施政治工作演习的新经验。

　　1964年，中央军委在各部队开展创造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活动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基础上，决定举行一次全军性比武活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于5月15日发出联合通知，对比武活动作出具体部署。5月19日，总政治部批转武汉军区政治部《关于军区比武中的政治工作指示》，强调比武不仅要比技术、比成绩，还要比思想、比作风，切实做好大比武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各部队认真地进行思想教育和组织工作，保证了各项比武活动的完成。6月，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检阅比武表演，给予了高度评价。

　　进入和平时期后，军队如何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执行作战任务，成为军队政治工作面临的新课题。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我军在认真做好经常性战备教育的基础上，先后胜利地完成东南沿海作战、炮击金门作战、西藏平叛作战、中缅勘界警卫作战、东南沿海紧急战备、中印边境反击战、援越抗美、援老抗美、珍宝岛自卫反击、保卫祖国海空等战备和作战任务，政治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保证作用，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一是认真抓好部队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的思想转变，从各方面做好思想教育和组织工作；二是坚决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和各项政策，保证在部队中贯彻落实；三是发挥党委的集体领导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保证党对作战任务实施坚强的领导；四是充分发扬军事民主，把官兵的智慧、勇敢和作战热情集中到完成战斗任务上来；五是广泛开展杀敌立功运动，调动部队高昂的士气和吃大苦耐大劳的顽强意志；六是严格执行宽待俘虏政策，积极开展瓦解敌军工作。

　　五、加强基层政治工作和思想作风建设

　　1958年9月，总政治部作出“军队各级干部每年下连当兵一个月”的规定，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70多位将军先后下连当兵，在军内外引起极大反响。1960年7月，中央军委作出规定，要求坚决克服表报多、文件多、会议多、领导干部蹲机关多、一般号召多等“五多”现象。同年11月，总政治部发出通知，要求军、师、团负责干部建立同连队党支部的联系制度，经常了解情况，帮助基层工作，总结推广经验。1961年10月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把加强基层政治工作作为重要问题，提出了许多改进连队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的有效方法，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这些加强基层政治工作和基层建设的做法，改进了领导作风，促进了部队基层建设的发展。

　　1960年，中央军委根据部队创造的初步经验，决定在全军开展创造“四好”连队（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在1960年1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把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制定的教育方针和校训，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共三句话、八个字，概括为“三八作风”。这种概括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1971年以后废止。），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和“五好”战士（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技术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活动。这项活动得到全军部队的热烈响应，调动了基层官兵的积极性，鼓舞了比学赶帮的高昂热情，增强了集体主义精神，活跃了连队的工作和生活气氛，对推动部队基层建设产生了积极作用。1964年4月，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的指示》，以增强竞赛评比中的团结互助和互帮互学，使争创“四好”、“五好”活动更加活跃起来。但是，由于林彪极力推行“四个第一”，致使“四好”、“五好”活动被逐步纳入“突出政治”的轨道，偏离了正确方向。

　　为适应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需要，总政治部针对我军官兵理论水平不高等问题，多次提出开展系统的理论学习和理论教育，加强部队的思想建设。1960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发行之际，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通知，要求广泛宣传和学习毛泽东著作。与此同时，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号召全军“把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一个学习宣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在全军上下迅速兴起。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的不断发展，提高了干部战士的思想理论水平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涌现出了许多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先进单位和个人。但由于林彪大肆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所谓“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等实用主义方法，在学习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背警句”、“走捷径”等形式主义、实用主义的偏向。

　　人民解放军历来是锻造英雄模范的大熔炉。1963年，全军普遍开展了学习雷锋、学习好八连的活动。雷锋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1963年1月，国防部命名雷锋生前所在班为“雷锋班”。2月，总政治部发出通知，号召全军官兵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3月5日，毛泽东发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一个声势浩大的学习雷锋活动迅速在全军展开。与此同时，全军还开展了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活动。该连自1949年进驻上海南京路以来，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始终保持着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全军把学习雷锋和学习好八连的活动结合起来，有力地提高了官兵的思想觉悟，推动了部队建设。

　　六、“左”倾错误对军队政治工作的影响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在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左”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不断发展的趋向。由于受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工作也出现了严重失误，逐渐偏离了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正确方向，破坏了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损害了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给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工作造成了严重危害。

　　1957年7月，军队整风运动转入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把一批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损害了政治工作实事求是的传统。1958年5月至7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错误地开展对所谓“教条主义”的过火斗争，片面强调“政治挂帅”，不适当地贬低现代化、批判正规化，使我军建设的指导思想偏离正确轨道。1959年党的庐山会议后，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错误地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会后林彪出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大讲“政治挂帅”，鼓吹个人崇拜，极力推行“左”的一套东西。在1960年9月至10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他提出所谓“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片面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把政治工作抬高到不适当的位置。1964年11月全军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林彪又提出“一定要突出政治”，并将其作为军队工作和政治工作的总方针、总任务。“突出政治”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军事、政治与业务辩证统一的观点，把政治工作引上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冲击一切的歧途。

　　“左”倾错误的严重发展，导致了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场内乱当中，军队政治工作把开展“文化大革命”作为中心任务，陷入了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全面推行“突出政治”的方针，严重干扰了军队的全面建设；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损害了部队内部的团结；宣扬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形式主义、实用主义和简单化、庸俗化盛行；政治工作机关受到严重冲击，总政治部一度被“砸烂”和实行“军事管制”；败坏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助长了讲大话、空话、假话的歪风；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对稳定局势起到一定作用，但破坏军政、军民关系，带来了消极后果。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党中央、毛泽东对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工作作出过一些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指示，居于军队高级领导岗位的一批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做过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斗争，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在部队官兵中有着深厚的影响，因此军队政治工作仍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保证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军队的领导，保证了全军部队的基本稳定，保证了保卫边海防、生产施工、支援地方建设、抢险救灾等任务的完成。

　　第三节?新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

　　一、军队政治工作的拨乱反正

　　1976年10月，胜利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党和国家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成为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这一时期，军队政治工作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努力清除长期“左”倾错误的影响，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和推动了全军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

　　从1976年底开始，全军部队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先后组织三次战役，开展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对“四人帮”篡党夺权、反军乱军、祸国殃民的罪行进行了深入的揭发批判，对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了清查，并围绕应该不应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应该不应该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应该不应该整顿军队、应该不应该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等重大问题，开展了“十个应该不应该”的讨论和教育。通过讨论教育，全军指战员重温了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与作风，澄清了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搞乱了的一些理论是非和重大原则，初步扭转了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

　　1978年4月27日至6月6日，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着重研究解决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这是新时期的第一次军队政治工作会议，是在邓小平主持和指导下拨乱反正的一次重要会议。6月2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精辟地阐述了党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提出要采取这样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次会议特别是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提出和确立了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对军队政治工作的拨乱反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针对长期“突出政治”、“只搞文，不搞武”的问题，加强部队教育训练，是军队拨乱反正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1977年12月，中央军委根据邓小平反复强调的“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思想，作出《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要求全军下大力气把教育训练工作搞上去。为贯彻军委的这一方针，实现部队工作中心的转移，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1978年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明确要求，政治工作要像战争年代保证完成战斗任务一样贯穿到教育训练中去。

　　与此同时，邓小平提出要通过办学校来解决军队干部的培养与训练问题。中央军委迅速作出《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总政治部和各大单位政治部选调一批优秀干部充实院校或组建新院校，抓紧落实有关建校、收生、教学等问题。经过几年努力，全军院校恢复到100多所，建立了初级、中级、高级指挥院校的三级训练体制，完善了中等和高等两类专业技术学院。各院校党委、政治机关认真贯彻以教学为中心的方针，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院校教育与部队建设相结合的原则，为加强军队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确立了邓小平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总政治部先后两次下达指示，要求全军围绕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调整国民经济、农村经济政策、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等五个问题进行深入学习。针对军队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搞得不够深入的问题，全军从1979年下半年开始普遍进行补课。各部队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真理观，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端正了思想路线，为开创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新局面打下了扎实的思想基础。

　　平反长期遗留的冤假错案，是拨乱反正的重要任务。1979年2月，总政治部发出抓紧复查冤假错案的通知，要求全军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针，加快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有错必纠”的方针，开始全面、认真、彻底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全面平反冤假错案，对于医治长期“左”倾错误造成的创伤，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二、保证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

　　1981年6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9月，人民解放军在华北地区举行新时期第一次大规模的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战役演习，同时进行了战时政治工作的研究和演练。9月19日，邓小平在演习阅兵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向全军部队发出了“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伟大号召（《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4页。），明确阐述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目标。军队各级党委、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紧紧围绕这一总目标，在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军队政治工作的改革创新。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计划，进一步阐述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目标，并要求加强和改进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使我军的每个成员都能具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严格的组织纪律和革命的作风，使我们的军队不仅成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而且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力量。会后，总政治部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发出《关于学习、传达和贯彻十二大文件的通知》，组织全军部队深入学习和领会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目标，进一步认清我军建设的方向；深刻认识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保证党的总任务和军队建设总目标的实现；进一步明确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重大课题，就是恢复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全面提高战斗力。

　　在1984年11月的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要求军队工作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入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作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为把全军的思想统一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上来，各部队迅速组织展开形势任务教育、服从大局教育和人民军队宗旨教育，引导官兵深刻认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重要意义，牢固树立军队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观念，为军队编制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精简整编完成后，总政治部又于1987年5月印发《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教育提纲》，指导全军进一步展开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教育，提高贯彻军委战略决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根据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目标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中央军委于1985年5月至6月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两年时间内有秩序、有步骤地裁减军队员额100万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军队编制体制和员额最大的一次变动，共撤销大军区4个，减少军级单位31个、师团级单位4054个。为保证精简整编的顺利进行，各级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积极行动起来，认真抓好宣传教育，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周密组织精简单位的撤消或合并，妥善安排60万编余干部转业，同时保持部队的稳定和工作的连续性，保证训练、战备等各项工作的正常进行。1987年底，百万大裁军的任务顺利完成。

　　军队编制体制的重大调整，使部队的合成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对军队干部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85年12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原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合并成立国防大学，担负高级合成指挥人才、高级参谋人才和高级理论研究人才的培训任务。1986年3月，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军队院校教育改革的决定》，以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对新型军事人才的要求，强调要特别注意提高军官的政治素质。同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对全军院校进行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军队院校数量调整为105所，三级指挥院校体制得到进一步完善，大大增强了军队院校教育对军队建设总目标的服务和保障能力。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根据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努力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全军抓紧建立和健全干部工作制度，以实现领导班子年轻化为中心，加大领导干部的调整力度，努力改善干部队伍结构，以适应新时期军队建设的需要。1983年，全军召开军级领导班子调整配备汇报会，提出要走“青中选优”的路子，并按照这一方针对军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大幅度调整。1985年，结合军队编制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又对总部和大军区级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推进了军队高层领导班子的年轻化。通过这两次大规模调整，较好地解决了军队领导干部的“老化”和超编问题，干部队伍的年龄和知识结构日臻合理，开始步入相对稳定和正常发展的轨道。

　　三、军队政治工作的改革创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军队政治工作经过拨乱反正，恢复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积极适应新时期的新任务和新要求，在改革创新方面取得了许多新进展。但是，面对国家和军队建设的发展，面对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面对部队官兵的新特点，还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情况。1986年12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之后军队的各项建设问题，中心议题是讨论研究新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并于1987年1月作出了《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

　　中央军委的决定全面总结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充分肯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军队政治工作发挥的重要作用，突出强调了新时期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和推进政治工作改革创新的重要意义，明确规定了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推进政治工作改革创新应当坚持的基本方针，深刻分析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政治工作面临的重大课题，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具体规定了军队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决定强调，要通过改革创新，使政治工作的制度更加健全，内容更加丰富、生动、切合实际，方法更加灵活多样，成效更加显著，以利于更好地适应新时期军队建设和未来反侵略作战的要求。这一决定成为指导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对加强和改进军队政治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加强科学文化教育，培养军地两用人才，是适应军队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心任务的一项重要举措。进入新时期后，全军上下掀起了学习科学文化的热潮。1981年，总政治部宣传推广了南京军区某师和成都军区某团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经验，并于1983年5月和1986年5月两次召开全军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经验交流会，使这项活动在全军部队普遍开展起来。《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充分肯定了这一做法和经验，要求进一步加强领导，纳入教育训练计划，实行军事训练、政治教育、科学文化教育、民用技术训练一体化，使这项工作走上了经常化和制度化的轨道。这项活动的普遍开展，适应了官兵好学上进、渴望成才的要求，增强了部队的吸引力，改善了基层文化生活，促进了军政训练和各项工作。

　　加强部队思想教育，开展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是发挥我军政治优势，密切军政军民关系，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条重要途径。1981年10月，总政治部推广了济南军区某部和北京军区某部在抓好内部思想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与营区周围单位挂钩，开展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的经验，要求全军部队开展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主要内容的群众工作。这一活动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肯定和重视，逐步推广到全军部队和全国各地。《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对大力开展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提出了新的要求，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又于1988年4月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的通知》，促进了军民共建活动的健康发展。

　　抓好基层政治工作和基层建设，是加强军队建设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根本大计。1983年7月，中央军委座谈会向全军提出了大抓基层的要求。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认真贯彻这一要求，努力转变工作作风，深入部队调查研究，积极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基层建设的特点和经验。1987年5月，总政治部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关于做好基层政治工作的要求，召开全军基层政治工作会议，研究基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讨论通过了《新时期连队党支部建设纲要》、《士兵政治教育大纲》、《新时期基层团支部建设要点》、《连队军人委员会工作暂行规定》4个文件。各部队积极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和各项文件，组织大批干部深入基层，扎扎实实打基础，使连队建设得到明显加强。

　　为适应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需要，1982年初的中央军委常务会议即决定实行新的军衔制。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央军委先后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简称“三个条例”）。全军各单位按照军委、总部的统一部署，在进行深入细致的动员教育和思想工作的基础上，严格按照标准做好现役军官的军衔评定工作，积极做好现役军官转改文职干部的思想工作，保证了落实“三个条例”的工作如期顺利完成。“三个条例”的贯彻实施，把军队干部制度的改革推进到新的阶段，对完善军队干部管理制度，保持军队干部队伍稳定，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保卫边疆作战和执行任务中的政治工作

　　在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新情况下，军队政治工作注意加强军队职能教育和形势战备教育，引导官兵清醒地树立战斗队思想，深刻认识革命军人的职责和使命，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旺盛的士气，随时准备应付各种可能的突发事件，为我军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战斗任务提供了可靠保证。

　　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人民解放军驻广西、云南边防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为捍卫祖国的神圣领土，保卫边疆人民的生命安全，在西南边境全线发起自卫还击作战。参战部队深入进行战斗动员，用中央军委的作战命令统一部队的思想；深刻揭露入侵者的反华行径和扩张野心，激发官兵的爱国主义热情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广泛开展军事民主，充分调动参战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强党委、支部对作战的统一领导，牢固树立整体协同的观念；开展杀敌立功运动和战场宣传鼓动，使部队始终保持高昂的战斗士气。1981年和1984年，中国边防部队又先后进行收复法卡山、扣林山和老山、者阴山的反击作战，给入侵者以有力打击。随后，中国边防部队转入坚守防御作战。政治工作为夺取战斗胜利和实行长期坚守，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和组织保证。人民解放军在西南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树立的“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光辉形象和崇高精神，深深地镌刻在人民心中。

　　在新时期，人民解放军为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多次参加了抢险救灾任务。1987年5月6日至　　6月2日，大兴安岭北部地区发生特大森林火灾。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空军以及黑龙江省军区、内蒙古军区部队，坚决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部署，紧急出动3．5万多人、汽车880余台，飞机60多架，在扑火前线总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同武装森林警察、地方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与熊熊烈火展开28天的英勇搏斗，为夺取扑火救灾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扑火救灾中，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命令，听从指挥，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昼夜奋战在扑火战场的第一线，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赞扬。1987年6月2日，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布通令，嘉奖参加扑火救灾的全体指战员。通令指出，指战员们扑火救灾中的英雄行为和先进事迹，充分显示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发扬光大了我军的光荣传统，展示了人民解放军经过精简整编和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焕发的崭新面貌。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和其他一些大中城市掀起一场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目的的政治动乱。5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部分部队奉命进驻北京，协助首都武警、公安干警执行戒严任务。6月初，北京的政治动乱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戒严部队奉命执行平息暴乱的任务，并于6月4日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戒严平暴部队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开展了积极有效的政治工作，保证部队经受住了空前严峻的政治斗争考验：坚定不移地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统一部队思想，保证部队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充分发挥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保证部队始终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有预见性地开展思想教育工作，保证官兵自觉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袭和影响；严格执行政策和法律规定，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深入开展人民军队性质、宗旨和拥政爱民教育，树立“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6月9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发表讲话，充分肯定人民解放军在严峻的政治考验面前“考试是合格的”，称赞“人民子弟兵真正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最可爱的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4页。）

　　第四节?新形势下的军队政治工作

　　一、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

　　在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年11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又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江泽民在就任中央军委主席后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军委会议上就强调指出：“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说明，我们必须把加强政治建设，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军队建设的首要任务。”（江泽民《论国防和军队建设》，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1994年12月，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的任务，强调“必须把它摆在全军各项建设的首位”（ 江泽民《论国防和军队建设》，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151页。）。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是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结合军队建设新的实践，着眼于从思想上政治上掌握部队，从党、国家和军队工作全局的战略高度提出的要求，是具有时代意义的重大任务，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军，是新形势下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中心内容。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正式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全军部队积极贯彻党的十四大、十五大的精神，努力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官兵，统一全军的思想和行动。总政治部多次下发通知，对学习的内容、方法和步骤作出具体部署。1997年5月，总政治部印发《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学习纲要》，把学习邓小平理论同学习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全军努力掌握军队建设的根本依据和指导方针。1998年7月，总政治部召开全军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军队的理论武装工作，在全军进一步兴起了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

　　2000年2月，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作了进一步的系统阐述。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2000年3月，总政治部对军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时作出了部署，并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全军部队按照军委、总部的要求，把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2003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号召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7月，中央军委根据党的十六大和中共中央通知的精神，批准印发由总政治部组织编写的《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学习纲要》，使全军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进入了新的阶段。

　　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必须牢牢抓住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中心环节。1994年12月，江泽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着重抓好爱国奉献教育、革命人生观教育、尊干爱兵教育、艰苦奋斗教育”。全军部队认真贯彻关于四个教育的要求，突出坚定理想信念这个核心，引导官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筑牢思想防线，强化精神支柱。根据江泽民提出的四个教育要“一年比一年更深入、更有成效”的指示（江泽民《论国防和军队建设》，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页。），总政治部专题召开全军“四个教育”座谈会，认真分析部队开展教育的形势，提出了加强和改进的意见。2000年9月，总政治部召开全军思想政治教育座谈会，讨论制定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对进一步开展四个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推动了四个教育不断引向深入。

　　江泽民十分重视新形势下的军队精神文明建设，多次强调军队的精神文明建设要走在全社会前列。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对新形势下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中央军委随后于11月发出《关于贯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强军队精神文明建设的意见》，强调要按照军队精神文明建设走在全社会前列的要求统一思想，在抓好军队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积极参加地方的精神文明建设。全军部队认真贯彻意见的要求，努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革命军人，积极推进双拥共建工作的新发展。2001年10月，总政治部制定颁发我军第一部《军人道德规范》，提出了听党指挥、爱国奉献、爱军习武、尊干爱兵、严守纪律、坚守气节、艰苦奋斗、文明礼貌等基本要求，对加强军人道德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为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对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要求，总结新鲜经验，开创新的局面，总政治部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于1999年7月在北京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集中研究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面临的重大问题。会议讨论形成的《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关于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和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全军各项建设首位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深刻总结了全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取得的实践经验和基本结论，科学阐明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思想政治建设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和重大使命，具体部署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主要任务和基本要求。这次会议及其形成的决定，站在军队跨世纪发展的高度，坚持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提高了全军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一步理清了加强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工作思路，对思想政治建设更好地履行为打得赢、不变质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可靠政治保证的使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

　　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风云的变幻和国内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江泽民始终把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军队建设和发展的首要问题予以高度关注。1993年9月，他在接见广州军区机关师以上干部时指出：“一个军队要有军魂。我看，我们军队的军魂就是党的绝对领导。坚持这个原则，加强军队中各级党的全面建设，任何时候都是至关重要的。”以后他又多次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提到军魂的高度加以强调，是新形势下的一个重要创造，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重要的实践意义。

　　加强军队党的建设，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必然要求。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为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12月，中央军委作出《关于贯彻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军队党的建设的决议》，明确提出了加强军队党的建设的总要求，强调必须把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紧紧围绕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总目标，充分发挥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1997年9月，江泽民在北戴河中央军委常务会议上提出，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要实行“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全军各级党委认真贯彻“十六字”原则，大力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强化了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在各级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军队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也取得了扎实的进展，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突出抓好高中级干部的教育管理。1995年12月，中央军委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加强军队高中级干部教育管理的意见》，要求把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作为高中级干部教育管理的首要问题，重视高中级干部的思想教育，健全和完善高中级干部的选拔使用机制，认真落实高中级干部廉洁自律的制度规定，严格对高中级干部的经常性监督，党委要认真履行教育管理高中级干部的责任。1999年，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县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决定在团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全面开展“三讲”教育活动。全军团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努力提高认识、端正态度，深刻领会开展“三讲”教育的重大意义；紧密联系部队建设和个人思想实际，认真查找存在的问题和差距；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制定整改的措施和方案。通过“三讲”教育，全军团以上领导干部基本做到了在思想上有明显提高，政治上有明显进步，作风上有明显转变，纪律上有明显增强。

　　为紧密联系实际，推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贯彻，探索新形势下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的新办法、新路子，总政治部于2001年3月下发意见，决定在全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在教育活动中，各级党组织以深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心内容，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共产党员先进性提出的新要求，增强先进性意识，明确先进性标准，实践先进性要求，树立先进性形象，做符合“三个代表”要求的共产党员。这项教育活动的广泛开展，进一步提高了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打牢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方面，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总体要求，强调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抓住重点，集中解决党的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10月，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结合军队的具体实际下发了贯彻意见，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各级党组织，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更自觉的行动，抓好中央决定的学习贯彻，把军队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中央军委强调，要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思想作风作为第一位任务，把密切党群关系、官兵关系作为核心内容，把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作为根本要求，着力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部队各级党组织按照中央军委的具体要求，努力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积极推进各级党委和支部的党风建设。

　　三、按照“五句话”的总要求加强基层建设

　　1990年12月，江泽民在全军军事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部队要做到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1991年1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正式将这五句话规定为军队建设的总要求。“五句话”总要求的提出，就是要把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目标加以具体化，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就是要牢固树立全面推进军队各方面建设、促进各方面建设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全军部队认真贯彻“五句话”总要求，努力加强部队全面建设。

　　基层是整个军队建设和战斗力的基础。为把“五句话”的总要求落实到基层，三总部在1993年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试行稿）中，即写入了这方面的要求和内容，统一了基层建设的标准，规定了领导机关抓基层的职责和方法。1995年4月，《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在总结试行情况的基础上经进一步修改，正式颁发全军执行。《纲要》以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针，以江泽民“五句话”总要求为依据，以提高战斗力为标准，在继承和发扬我军加强基层建设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总结新时期基层建设的新经验，反映了新形势下基层建设的基本规律。全军部队认真贯彻落实《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坚持不懈地抓基层、打基础，使不少长期困扰基层的问题得到较好解决，基层面貌有了很大改观。

　　1997年4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三总部联合召开全军基层建设座谈会，总结交流了加强基层建设的经验，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建设、整体提高”的阶段性目标。全军各部队认真改进作风，全面加强部队建设，使基层建设的整体水平逐年提高，涌现出大批先进连队和优秀士兵。1998年3月，中央军委转发了被誉为“乌蒙铁军”的成都军区某炮兵团抓好“五句话”全面落实的基本经验，标志着部队建设从全面建设过硬连队正向建设全面过硬团队推进。1999年1月，总政治部又向全军和武警部队推广了武警云南德宏支队、第二炮兵某旅、空军航空兵某师、兰州军区某步兵团的经验，使各类型的部队都能学有榜样。

　　为进一步推进基层建设的发展，中央军委于2003年8月重新颁发了经再次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这次修订工作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着眼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新任务和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新要求，在保持原《纲要》的精华和风格的基础上，研究新情况，吸收新经验，充实新内容，提出新要求，使修订后的《纲要》更加具有操作性和权威性，成为推进军队基层建设不断创新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新修订的《纲要》颁发后，全军各部队认真抓好学习贯彻，迅速形成了机关按纲指导、基层按纲建设、官兵按纲争先的浓厚氛围。

　　基层建设的全面发展，为我军胜利完成各项艰巨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1998年入夏以后，长江、嫩江、松花江先后发生超历史记录的特大洪水。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30万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奔赴抗洪前线，同灾区干部群众一起，与洪水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在抗洪斗争中，政治工作坚持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统一部队的思想，党员干部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开展宣传鼓动工作，营造高昂的战场氛围，教育官兵牢固树立“爱人民，学人民，为人民”的思想，为培育“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抗洪精神和夺取抗洪斗争的伟大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抗洪斗争的胜利再一次证明，政治工作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源泉和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保证。

　　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随着我国政府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和驻澳部队先后进驻香港、澳门，履行防务职责。驻港、驻澳部队坚持贯彻“政治上要特别过硬”的要求，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注重从思想上政治上牢牢地掌握部队，为确保部队经受住特殊环境的考验，发挥了强有力的服务保证作用，积极探索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驻军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一是从履行神圣使命的高度，确立思想政治建设的高标准；二是紧紧抓住理想信念教育这个核心，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三是坚持思想教育与从严管理相结合，以严格的封闭式管理确保部队纯洁巩固；四是根据干部轮换制的特点和要求，积极探索在人员流动状态中建班子、育干部的有效途径；五是坚持求真务实的作风，在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推进政治工作创新发展。

　　四、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

　　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标志着现代战争已经发展到高技术战争阶段。根据世界格局和战争形态的变化，中央军委于1993年初召开扩大会议，制定了我国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在战略上实行重大调整，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由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是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必须遵循的根本指导思想，成为统揽我军各项工作的总纲。军队政治工作努力适应这一重大转变，积极发挥对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服务保证作用。

　　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央军委于1995年提出了“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思想，即：实现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根据这一要求，江泽民在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将在80年代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基础上，在三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此次裁军到1999年底顺利完成，人民解放军在精简员额的同时进行了体制编制的调整改革，朝着“精兵、合成、高效”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军队政治工作认真做好动员教育和思想工作，提高官兵的大局意识，积极做好组织工作，合理安排人员去留，严格维护纪律，确保部队的正常秩序，保证了精简任务的完成。

　　根据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要求，江泽民于1996年底向全军发出号召，要求“迅速掀起并形成一个广泛、深入、持久地学习现代科技特别是高科技知识的热潮”，并提出了加强正确的思想理论武装和现代科技知识武装“两个武装”的思想。为落实“两个武装”的要求，总参谋部于1997年1月制定了《全军干部学习高科技知识三年规划》，对军队干部学习高科技知识的指导思想、学习目标、学习方法和步骤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同年2月，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高中级干部理论和现代科技知识学习汇报会，对全军干部的学习作了动员、部署。军委、总部的高度重视和周密部署，调动了广大官兵学习高科技知识的积极性，一个讲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潮迅速形成并不断发展。

　　为贯彻落实中央军委关于科技强军、科技兴训的战略，全军部队广泛兴起了群众性科技练兵活动。1998年9月，总参谋部在辽阳举行了以“科技大练兵，一切为打赢”为主题的全军运用高新科技知识、普及深化改革成果的集训，有力地推动了群众性科技练兵活动的发展。根据这一形势，总政治部于1999年2月发出《关于做好科技练兵中政治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军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要坚持用江泽民关于科技强军的重要思想教育部队，把培养人才作为科技练兵的关键环节来抓，健全和完善科技练兵的激励机制，切实加强对科技练兵中政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同年8月下旬，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暨北京军区科技练兵中政治工作经验交流会，推广了北京军区总结的政治工作经验，为科技练兵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

　　在军事斗争准备形势发生复杂变化的情况下，全军部队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和要求，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牵引和带动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推进，加大了军事斗争准备的力度。军队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积极适应这一变化，努力为军事斗争准备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政治保证。主要是认真组织学习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把广大官兵的思想统一到中央决策上来；积极开展军事斗争形势和使命、任务教育，时刻保持清醒的战备观念；牢固树立“首战用我、全程用我、用我必胜”的思想，加紧做好战斗精神准备；组织开展心理战训练，提高官兵的心理抗打击能力；加强战时政治工作演练，周密准备战时政治工作预案。

　　牎　∷孀判率逼诰抡铰苑秸氲纳钊牍岢购筒慷幼氨傅姆⒄梗跃痈刹克刂侍岢隽诵碌母叩囊螅鼋鲆揽烤釉盒Ｅ嘌巡荒苈悴慷拥娜瞬判枨蟆?997年，江泽民就提出：“军队生长干部要逐步走开军队自己培养和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并举的路子”。2000年5月30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建立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军队干部制度的决定》，对军队依托高等教育培养军队干部的方针原则和具体实施办法作了比较详尽的规定。《决定》的颁发和实施，是我军干部培训选拔制度的重大改革，对大批培养和引进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五、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在新形势下，中央军委准确地把握世界新军事变革发展趋势和我国军事安全态势，作出了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就是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发展趋势，从我国的国情和军情出发，走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以机械化促进信息化的跨越式发展道路。通过深化改革，实现军队建设的整体转型，建设一支能够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的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是实现军队建设总目标，解决好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的必由之路。军队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把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不断推向深入。

　　为适应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对军事人才的紧迫要求，经中央军委批准，于2003年6月召开了全军实施人才战略工程加速人才培养座谈会。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动员和组织全军大规模培养人才、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质，为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实现军队现代化跨越式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和智力支持。会议强调，实施人才战略工程，是摆在全军面前一项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各级党委和领导要切实肩负起抓人才建设的重大责任，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以更高的自觉性、更大的力度，把人才战略工程抓紧抓好。9月，中央军委正式颁发了《实施军队人才战略工程规划》。这个规划着眼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需要，对我军未来一二十年人才建设应达到的数量规模、知识结构、复合素质等提出了相应的目标要求，并紧紧围绕建设高素质的指挥军官队伍、参谋队伍、科学家队伍、技术专家队伍和士官队伍，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和措施。

　　加强军队党的建设，是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关键环节。2003年12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召开了全军党的建设座谈会。会议的主题是，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为指导，立足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实践，大力加强和改进军队党的建设。全军党的建设座谈会提出，要坚持以提高能力为重点，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坚强领导核心。要紧紧围绕军队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强党委的能力建设。要牢固树立围绕中心任务抓党建的思想，切实突出能力建设这个重点，大力提高党委领导现代化建设和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在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中，推进党的建设的创新发展，使党的建设更好地体现时代发展的要求，更好地促进军队建设的跨越式发展。2004年4月，中央军委批准颁发了《中国共产党军队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成为加强军队党委建设、规范党委工作的一部重要法规。

　　为使军队政治工作更好地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中共中央于2003年12月批准颁发了经过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修订后的条例充分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体现了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体现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新经验、新成果，体现了高技术战争对军队政治工作的新要求，对做好新世纪新阶段的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特别是紧紧围绕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和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对政治工作更好地发挥服务保证作用作出了许多新的规定和要求，如：“围绕军队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开展工作”、“造就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发挥政治工作的作战功能”、“开展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培育部队的战斗精神”、“加强战时政治工作的研究演练”等。新条例颁布后，各部队认真组织学习和贯彻，抓好培训，吃透精神，理清思路，提高能力，突出重点，改进工作，努力增强各级党委、支部成员和政治机关干部贯彻新的政工条例的自觉性。

　　新的《政治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了军队政治工作必须遵循的十条原则。这十条原则既概括了我军政治工作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又包含了江泽民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反复强调的一些重大原则和创造的新经验。这些都是我军政治工作历史经验的宝贵结晶。这就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部队；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坚持围绕军队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开展工作；坚持促进官兵的全面发展；坚持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坚持发扬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坚持贯彻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创新发展的统一。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军队政治工作，必须坚持和遵循这十条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