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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成果

【张星星】大略初定——过渡期的军队建设方针

作  者
张星星
发表/出版时间
2002年07月01日
学科分类
国防史研究
成果类型
专著
发表/出版情况
解放军出版社
PDF全文
  1949年10月1日,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和震天动地的28声礼炮,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五星红旗在广场上高高升起,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经过22年的艰苦奋战,终于摧毁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基本完成了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历史任务,跨入了一个新的建设时期。

  开国阅兵展军威

  1949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成为筹备开国大典的中心问题。筹委会成立不久,设立了阅兵指挥机构,朱德总司令亲自挂帅,担任阅兵总司令;华北军区司令员兼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担任阅兵总指挥;下设阅兵指挥所,第20兵团司令员兼平津卫戍区副司令员杨成武任主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任副主任。毛泽东对搞好阅兵很重视。他说:“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36—图1: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参加阅兵的部队很快确定下来。陆军有步兵、战车、炮兵、骑兵各一个方队,大部分来自第20兵团和平津卫戍区部队;海军方队由海军学校与华东舰队各一个分队编成;空军参加阅兵的有11架战斗机(美式P-51飞机9架,蚊式飞机2架)、3架C-46运输机、2架PT-19教练机、1架L-5通讯机,共17架飞机。受阅部队总人数为1.64万人。1949年7月底,各受阅部队分别集结于北京市郊,开始进行训练。另外,由华北军区政治部军乐队、受阅部队军师两级军乐队和华北人民文工团管乐队,组成了一支200人的开国大典军乐队。(36—图2:朱德在开国大典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
  10月1日下午4时,开国大典秘书长林伯渠宣布阅兵式正式开始。身着崭新呢料军服的朱德总司令走下天安门城楼,乘坐敞篷汽车,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的陪同下,检阅三军部队。军乐队奏响《解放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进行曲》等解放军乐曲。阅兵结束后,朱德总司令重新登上天安门城楼,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肃清国民党残余部队、解放全中国的命令。(36—图3:朱德在聂荣臻的陪同下检阅开国大典受阅部队)
  紧接着,阅兵部队从东三座门出发,举行分列式。最先通过天安门的是代表人民海军的水兵方队,他们身着崭新的蓝色水兵服,像一阵荡涤旧中国的澎湃浪潮。随后的是40个步兵方队,他们携带着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迫击炮、火箭筒等各式武器,展示着这支军队的辉煌战绩;由摩托化步兵、装甲车、轻型坦克、中型坦克方队组成的战车队伍,奏响了隆隆的铁流进行曲,排山倒海,不可阻挡;炮兵方队携带了92门各式火炮,150榴弹炮、105榴弹炮、90野炮、三八式野炮、七五高炮、三七高炮、山炮和重迫击炮,高昂着炮口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欢呼;最后是来自察哈尔草原的骑兵方队,1900余匹战马分别组成“红马连”、“黑马连”、“白马连”,以5马并行的队列通过天安门。骑兵跨马握枪显出赫赫英风,战马昂首耸耳露出跃跃雄姿。(36—图4:参加开国大典的骑兵部队通过天安门)
  当战车方阵通过天安门时,人民空军的战机分别以三机或双机编队,一批紧跟着一批地飞经天安门广场上空。空中银燕,地上铁骑,浑然一体,汇成了雄伟壮观的立体阅兵。当飞机掠过天安门上空时,人们挥动着帽子、手帕,情不自禁地欢呼、跳跃,毛泽东、朱德和中央人民政府其他领导人也都兴奋地仰视着人民共和国自己的空军和飞机,毛泽东举起左手,朝着天空有力地挥动着。9架P—51战斗机最先通过天安门上空后,再直飞并右转弯,沿北城墙外侧飞回,正好接上飞行编队的后尾,再次通过天安门上空。这样,17架各类飞机共飞出了26架次,使人们看到一个完整的飞行编队,前后都有9架P—51战斗机。在场的外国记者事后急忙发出电讯,惊呼中国空军竟有如此之实力。(36—图5:威武的步兵方队与壮观的空中机群)
  毛泽东、朱德等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北京30万群众目睹了这一盛大阅兵。这支诞生于南昌城头的人民军队,经过22年血与火的洗礼,跨过崎岖坎坷的漫漫征程,以胜利之师、威武之师的雄姿,从井冈山、延安、西柏坡走到了北京天安门,成为人民共和国的钢铁长城。

  确立新的军事领导体制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在北京召开,建国后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成为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毛泽东在会议的开幕词中用高亢的嗓音宣告:“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9月27日,政协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决定在中央人民政府之下设立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管辖和指挥全国的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29日,会议又一致通过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第三章军事制度第2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这样就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统率机关的地位,成为制定国家军事战略方针、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最高指挥机关。
  随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10月1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任命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任命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毛泽东主席以下,任命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为副主席;任命贺龙、刘伯承、陈毅、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高岗、粟裕、张云逸、邓小平、李先念、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罗瑞卿、萨镇冰、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龙云、刘斐共22人为委员。同时,任命徐向前为总参谋长、聂荣臻为副总参谋长(徐向前因病休养,聂荣臻任代总参谋长)。(36—图6: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时部分成员合影)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设有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方勤务部和军委办公厅。总参谋部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开始办公,是在军委领导下,负责组织武装力量建设和实施作战指挥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1950年4月,总政治部正式成立,是军委的政治工作机关,负责管理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罗荣桓任主任,傅钟、萧华任副主任。1949年11月,总后方勤务部成立,是中央军委的后勤工作机关,领导全军的后勤工作,杨立三任部长,贺诚、宋裕和、张令彬任副部长。1950年9月,为加强对军队干部的统筹管理和准备实行军衔制度,又成立了总干部管理部(1952年改称总干部部,1958年改为总政治部干部部),罗荣桓兼任部长。军委、总部机构的完善和充实,对加强统一领导、促进军队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行政区划和战略需要,自1949年11月到1950年2月,先后在全国设立了6个一级军区。东北军区由高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北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华东军区由陈毅任司令员,饶漱石任政治委员;中南军区由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第一政治委员,邓子恢任第二政治委员,谭震林任第三政治委员;西南军区由贺龙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西北军区由彭德怀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中央军委规定,各军区领导机关和解放军海军、空军对军区辖区内的海军、空军部队实施双重领导,军区主要负责作战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新的领导和指挥体制下,迈出了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步伐。

  新的军兵种正式建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加强现代化的陆军,并建设空军和海军,以巩固国防。新中国成立后,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由分散的游击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人民解放军,开始了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转变和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作军队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军委就决定组建海军领导机关。1950年1月,毛泽东任命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海军司令员,并调第12兵团机关、第四野战军后勤第2分部部分机构和人员担任组建任务。4月14日,海军领导机构在北京正式成立,王宏坤任副司令员,刘道生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罗舜初任参谋长。海军领导机关的成立,标志着人民海军已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1950年8月,海军领导机关召开会议,讨论确定了海军的建设方针,即:“从长期建设着眼,由当前情况出发,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富有攻防能力的、近海的、轻型的海上战斗力量。首先组织利用和发挥现有力量,在现有力量的基础上,发展鱼雷艇、潜水艇和海空军等新的力量,以逐步建设一支坚强的国家海军。”(36—图7:人民解放军海军水兵在军舰前列队)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军委就成立了航空局,组建了担任京津地区防空任务和开国大典受阅任务的飞行中队。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任命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第13兵团政治委员萧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为空军参谋长,并决定由第14兵团机关和军委航空局人员组建空军领导机关。11月11日,中央军委致电各军区、各野战军,正式宣布空军领导机构成立,任命原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为空军副司令员,原政治委员王弼为空军副政治委员,原军委航空局着即取消。在陆军各部队的大力支援和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空军航空兵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到1954年初,空军航空兵已建立28个师70个团,拥有歼击、强击、侦察、轰炸、运输等各型飞机3000余架,初步形成了一支捍卫祖国领空的空中战斗力量。(36—图8: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代飞行员)
  海军、空军领导机关完成组建后,陆军各兵种领导机构陆续建立起来。1950年8月1日,人民解放军炮兵领导机关正式成立,陈锡联任司令员,苏进任副司令员,各大军区也先后成立炮兵司令部。同年9月1日,人民解放军摩托装甲兵领导机关成立(1951年7月改称装甲兵司令部),许光达任司令员,向仲华任副政治委员,装甲兵正式成为人民解放军一个新的兵种。(36—图9: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部队与T—34坦克)10月23日,中央军委颁发建立防空部队领导机构的命令,任命周士第为司令员,钟赤兵为政治委员,12月16日防空部队司令部正式成立(1957年5月防空军与空军合并)。(36—图10:人民解放军防空军部队)12月25日,人民解放军工兵领导机关成立(1955年8月改称工程兵司令部),李迎希任副司令员,翌年9月任命陈士榘为司令员。1953年9月,中央军委命令,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6个铁道工程师与军委铁道兵团的4个师和1个独立团,统一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并于翌年3月正式成立铁道兵领导机构,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0年9月22日,经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成立公安部队领导机构,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陆续将全国的内卫、边防和地方公安部队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海军、空军和陆军各兵种领导机关的成立,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由长期的单一步兵开始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过渡。到1953年,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军兵种比较齐全的合成军队。(36—图11: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

  制定和颁布共同条令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部队的编制体制和规章制度主要由各战略区自己规定或制定,不太统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中央军委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立即着手进行编制体制的统一和共同条令的制定,以加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
  1950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军队实行大规模精简整编,将全军总兵力由550万人压缩到400万人。5月,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有总部、军兵种领导人和军区参谋长以及部分军、师参谋长参加的全军参谋长会议,确定了以分期分批复员和统一全军编制为中心的精简整编方案。6月30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正式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150万人的决定。10月1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军陆军部队暂行编制表》,确定国防军以军为指挥单位,实行“三三制”编制,撤销兵团级机构,原野战军指挥机关分别与各军区机构合并。到1950年底,陆军部队数量精简17.1%,分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海、空军和陆军特种兵得到明显加强。(36—图12: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和出席全军参谋长会议代表合影)
  后来,由于抗美援朝战争,人民解放军的精简工作未能继续进行。根据战争和国防需要,军队再度扩编,到1951年底总兵力达到611万,成为解放军历史上兵力最多的时期。朝鲜战场形势基本稳定后,中央军委于1952年1月再次颁布《军事整编计划》。至1952年底,共精简了19个军部、73个师,近200万人。整编之后,陆军的军、师统归大军区直接指挥,军以下部队实行统一编制,为加强正规化建设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在精简部队和统一编制的同时,中央军委抓紧进行共同条令的制定工作。1950年秋,中央军委指示军委训练部成立条令编修委员会,随后批准了该委员会提出的编写指导方针,即:针对未来作战对象,适应我军发展状况,重视过去经验,发扬优良传统,照顾中国特点。共同条令主要是以苏军条令为蓝本,结合人民解放军当时的编制体制、武器装备等实际情况编写的。1951年2月1日,总参谋部根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纪律条令(草案)》和《队列条令(草案)》颁布全军试行。毛泽东在颁发军队三大条令(草案)的命令中指出:为了实现国防军正规化、现代化的新任务,必须在全军实行统一编制、统一装备、统一动作、统一制度。三大条令(草案)颁布后,全军立即掀起了实行正规化管理教育的热潮。经过两年多的试行,中央军委又指示编修委员会对三大条令作了进一步修改,并于1953年5月1日正式颁发。在制定共同条令的同时,各军兵种还先后翻译、颁发了苏军一些专业和勤务部门的条令、条例、教程、教范,如《步兵战斗条令》、《骑兵战斗条令》、《高射炮兵战斗条令》、《空军战斗条令》、《海军战斗条令》、《实弹射击教令》等,供部队在军事训练和管理教育中试行。全军各部队认真贯彻各项条令条例,用条令条例推进全军统一,加强军队纪律,规范军人行为,有效地促进了军队正规化建设和协同作战能力的提高。
   (张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