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星星】整顿军队——邓小平初试改革锋芒

　　1975年初，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负责主持中央的党政日常工作，并同叶剑英一道担负起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责任。他抓住当时出现的有利转机，顺应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全军官兵的热切愿望，以无私无畏、叱咤风云的政治魄力和高屋建瓴、运筹帏幄的领导才能，果断提出了“军队要整顿”的口号，迅速而有步骤地展开了各项整顿措施。军队和各条战线的全面整顿，形成了对全局性“左”倾错误的比较系统地纠正，成为拨乱反正的开始和改革的最初试验。

 　　军队要整顿
 　　当时光的年轮刚刚转入1975年，中国的政治舞台即发生了一连串非同寻常的变化。1月５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亲自圈阅的当年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８日至10日召开的党的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月13日至18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任命邓小平为周恩来总理之下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随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负责主持中央的党政日常工作。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宣布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等11人为常务委员；军委常务委员会在毛泽东领导下，由叶剑英负责主持处理日常工作。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邓小平被连续委以党、政、军领导重任，成为1975年新年伊始引起军内外广泛瞩目的大事。（53—图1：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
 　　把邓小平放在党政军的重要领导位置上，是毛泽东作出的重要决策。1974年，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运动之机，把斗争矛头指向主持中央和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叶剑英；江青还以个人名义或派人向军队一些单位写信、送材料，企图“放火烧荒”，搞乱军队；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夕，他们又精心策划，大肆活动，阴谋夺取“组阁”大权。毛泽东坚定地阻止了江青一伙的乱军、夺权阴谋，对“四人帮”提出尖锐批评，并于10月20日郑重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由于毛泽东的提议和周恩来的支持，邓小平在1975年初的重要历史关头，被推上中国党、政、军领导的中心地位。
 　　1月25日，邓小平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20天之后，来到了军队的最高指挥机关，向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发表讲话。他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深知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军队建设的重托，深知在同江青一伙反党、乱军、夺权阴谋的斗争中，掌握军队、稳定军队的重要性。在这次讲话中，他明确提出“军队要整顿”，强调“三个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打出了1975年全面整顿的第一颗炮弹。邓小平《军队要整顿》的重要讲话，以整顿军队为起点，拉开了全面整顿的序幕。（53—图2：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同许世友谈话）
 　　为贯彻“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中央军委经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于6月24日至7月15日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这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中央军委召开的唯一一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事科学院和军委直属军事院校的负责人共70多人。会议由叶剑英和邓小平主持，集中讨论了军队要整顿和调整编制体制等问题，通过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7月14日和15日，邓小平、叶剑英先后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强调军委的主要工作一是“军队要整顿”，二是“要准备打仗”；要把这两件事作为“军队工作的纲”；要抓编制，抓装备，还要抓战备，要按次序来抓；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会议期间，叶剑英以个别谈话的方式，向大多数高级干部通报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要求高级干部坚决听从毛泽东、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注意形势，掌握动向，站稳立场，保持警惕，决不允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王洪文、张春桥也分别以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出席了会议，但在整个会议期间他们一言未发，平时那种嚣张跋扈的气焰完全被会议的整顿气势所压倒。（53—图3：全军第三届体育运动会1975年在北京举行） 　　
　　7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军委《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和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全军部队根据会议精神，开始精简整编和整顿部队的工作。2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叶剑英、邓小平的两个讲话转发全党学习，对当时全国各条战线正在展开的整顿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调整编制体制
 　　军委扩大会议闭幕后，组成了由叶剑英任组长，聂荣臻、粟裕等参加的6人领导小组，对三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等20多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同时调整了北京及其附近战略要地的部队部署。这次调整，贯彻了军委扩大会议确定的指导思想，即要建立精干的、敢字当头的、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要调整和改组那些“怕”字当头的软班子，干劲不足的懒班子；对那些搞资产阶级派性的，要限期改正，不改的要坚决撤换。8月30日，中央军委经党中央、毛泽东批准发出通知，确定了各大单位主要领导调整名单：空军司令员马宁，政委傅传作；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第一政委苏振华、第二政委王宏坤；炮兵司令员张达志，政委张池明；第二炮兵司令员向守志，政委陈鹤桥；装甲兵司令员黄新亭，政委莫文骅；工程兵司令员谭善和，政委王六生；铁道兵司令员吴克华，政委吕正操；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政委陶鲁笳；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第一政委粟裕、第二政委肖华；军政大学校长肖克，政委唐亮；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廖汉生；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政委曾绍山；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委孔石泉；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王平；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政委严政；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政委刘志坚；济南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肖望东；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政委李志民；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郭林祥。10月1日，中央军委任命陈锡联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任第一政委、秦基伟任第二政委；陈先瑞调任成都军区政委。这些调整措施，对后来胜利粉碎“四人帮”，稳定全国局势，起到重大作用。（53—图4：陆军部队组织步坦协同战术训练）
 　　9月，中央军委批转了总参谋部拟制的《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的方案》。《方案》确定的精简调整原则是：大力精简机关，裁并重叠机构，减少保障部队，压缩普通兵员，淘汰陈旧装备；有些部队实行简编，保留技术骨干和技术装备；保持一定数量的齐装满员部队，有重点地加强特种兵部队的建设。《方案》规定，全军总人数精简26.2%。其中：陆军步兵部队精简27.3%，保留技术骨干，减少普通兵员；海军精简17%，调整基地、舰艇、高炮和航空兵部队的编制体制；空军精简16.4%，主要精简机关，调整军区空军和航空兵部队编制体制。各军区及其直属单位精简38%。总部及其直属单位精简16.6%。从1975年第四季度开始到1976年，各军区、军兵种、军事院校按新编制陆续进行整编。经过整编，陆军步兵总人数减少了46．4万人，特种兵得到加强，陆军军增编坦克团，将高射炮营扩编为团，使陆军部队的反坦克和防空能力有所增强。海军和空军也分别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精简整编。1976年全军总人数比上年减少13．6％。这次的精简整编任务，由于受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未能按时全面完成，但是整顿军队和精简整编的方针原则，为新时期重新展开更大规模的精简整编提供了经验。（53—图5：高炮部队在进行集群实弹射击）
 　　落实干部政策是军队整顿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从1970年到1974年，五年间仅复查结案20％多一点。照这样的进展，要到1994年才能全部完成。军队的整顿工作，为落实干部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军队各级党委、政治机关和广大政治工作者，做了大量积极有效的工作。到1975年11月，已复查结案的达到87％，解放了一大批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对抵制“四人帮”妄图搞乱军队、篡夺军权的阴谋，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53—图6：水陆两栖坦克在演练抢滩登陆）
 
　　要准备打仗
 　　在1975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为贯彻毛泽东“要准备打仗”的指示，首次提出“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据此，中央军委、总参谋部迅速作出部署，坚决扭转军队“只搞文不搞武”的局面，掀起了军事训练热潮，训练规模和水平有很大提高。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成立了以副总参谋长李达为召集人，副总参谋长何正文、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总后勤部部长张震和副部长李元参加的总部训练小组，以加强训练工作的领导。全军部队严格落实总参谋部规定的训练任务，各级干部再次理直气壮地抓紧军事训练。各部队在强化专业技术训练的基础上，加强了战斗技术、战术合练和使用新式武器装备的训练。至1975年11月底，全军已集训师以上干部2000余人，营团干部和参谋人员近30000人；野战部队基层干部的指挥训练己轮训85％；已经进行或正准备进行的师、团规模的演习共90次，较1974年增加近30％。特别是工程兵组织5个舟桥团，在湖北鄂城进行了首次架设长江浮桥的合练演习，同时进行了漕渡训练。这次演练，提高了我军克服大江大河障碍的能力，积累了工程兵部队与步兵、炮兵、装甲兵等兵种的协同训练与遂行战斗任务的经验。海军舰艇部队加强了锚泊、转移海区、远航和实际使用武器的训练，舰炮射击、导弹发射和施放鱼雷的命中率较往年都有提高。空军歼击机空战训练比1974年增加了30％，空靶射击训练增加5倍，有50％的歼击机飞行员达到了两种气象条件下的作战水平。战略导弹部队加强了实际综合操作和点火训练，并组织了导弹发射演习。炮兵、装甲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兵等其他兵种部队都结合各自的特点加强了训练工作。（53—图7：海军战士警惕地守卫海防）
　　武器装备是军队战斗力的物质基础。邓小平和叶剑英在主持军队整顿时，高度重视改善我军武器装备。邓小平强调装备建设“要有规划”，“科研要走在前面”，“坚持质量第一”。他还强调装备体制必须高度集中统一，解决好我军武器装备长期存在的“杂货摊子”问题。1975年11月，我国用“长征2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卫星完成科学试验任务后，按预定计划安全返回陆地，使我国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53—图8：塞内加尔军事代表团1975年访问空军某部）
 　　经过整顿，全军部队的精神面貌明显改观，战斗力大为增强。在人民群众处于危难之际，人民解放军及时出动，在人力、物力上给予全力支援。1975年至1976年，我国自然灾害频繁。1975年8月，河南中部发生特大水灾。我陆海空军部队立即奉命派出大批人员前往抢险救灾，仅武汉军区就出动了5个建制师、13个团，组织了68个医疗队。他们与灾区人民团结奋战，抢救和转移群众27．5万余人，抢救牲畜3100万头，抢出粮食1500万斤。1975年2月，辽宁省营口、海城地区发生7．3级强烈地震；1976年，云南龙陵、河北唐山、四川松潘等地又先后发生强烈地震。在历次地震灾害发生时，我军指战员总是第一批赶到灾区，冒着余震的危险，全力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精心安排群众生活，努力帮助灾区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为党和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人民解放军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壮丽凯歌，涌现出了“营口抗震救灾爱民模范连”、“唐山抗震救灾模范红二连”、“松潘抗震救灾模范连”等一大批英雄集体和个人。（53—图9：叶剑英在首都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盛大集会上）（53—图10：身穿军装的邓小平露出胜利的微笑）
 　　江青一伙对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恨之入骨，他们利用各种机会，不断向毛泽东传递歪曲性和挑拨性的情况反映。毛泽东支持邓小平搞整顿、抓生产，却难以容忍邓小平否定由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11月20日，毛泽东提出一个建议，要求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小平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伴随着1975年初冬的风雪，一场声势浩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打断了整顿的进程。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止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同时决定停止学习和贯彻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但是，这场整顿强烈地冲击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促使更多的人从“左”倾错误的迷雾中醒悟过来，有力地加速了这场全局性的内乱走向终结的进程。（53—图11：1977年邓小平为叶剑英元帅祝贺80寿辰）（张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