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新】"关于六七十年代战备问题的回顾 与思考"学术圆桌会综述

　　1999年7月7日,本刊编辑部邀请在京部分专家学者召开“关于六七十年代]战备问题的回顾与思考”学术圆桌会。战备问题是当年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一个重要决策,也是国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与会专家分别从当时的国防战略、对美苏两国军事威胁的分析与认识、军队的战备建设、经济工作中的战备问题、战略后方(三线)的建设与作用、战备与两岸关系以及战备工作分为几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的主要内容及其评价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看法。

　　专家认为战备是根据国际形势的需要作出的正确决策，是毛泽东这一代领导人从国家安全考虑作出的重要决策，不是头脑发热。60年代初,国际上出现了反动势力联合反华的严峻形势，我国东、西、南、北都受到军事威胁，东面：美帝国主义支持国民党集团对大陆进行空中和地面袭扰活动，1962年国民党军猖狂叫嚣要反攻大陆,造成东南沿海地区十分紧张的军事斗争形势；西面：印度从1959年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遭拒绝后，不断在边境地区制造武装冲突事件。10月，在中印边境全线向中国发动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以一定的力量保卫西部边疆安全；南面：1961年美国在越南发动了特种战争，当时称，美国企图以越南做跳板侵略中国，美国在越南战争行动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北面：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中苏关系破裂，从两党关系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苏联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而且在军事上开始对中国施压。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越来越严重，不断强调加强战备工作。另一方面，美、苏两霸激烈争夺世界，掀起一个又一个核军备竞赛，1964年以后，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大量增兵，以后又在蒙古建立军事基地和导弹基地，将战略核武器对准中国。美国更是明目张胆地对中国炫耀武力，每年都要在太平洋上举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 60年代的演习，最突出的特点是增加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内容。 这种形势使中央领导人产生核战争危险性的估计，加剧了战备紧迫性的认识。1985年,邓小平在评价战略转变时没有否定战备，只是说把临战状态转为和平时期建军。

　　关于当年战备的历史线索，专家们根据各自的认识做了描述：1964年10月，毛泽东在一份报告的批示中提出，必须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原来毛泽东在1964年有过沿黄河溯源计划，打算沿黄河源头考察，都准备好了，又取消了，就是说要打仗了，打到南大门了(主要指美国)。11月，中央军委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提出，战备工作必须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出发，要以临战的姿态立即行动起来，认真加强战备工作。1969年中苏珍宝岛事件是一个关节点，为一个标志。主要敌人转化了。1968年勃列日涅夫散布“有限主权论”，占领捷克斯洛伐克。 从这时开始，战略防御由南到北，苏联陈兵百万，不得不妨，特别强调现实性。从 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基本上是全民动员。   与此相关的是战备工作和两个五年计划关系密切。两个五年计划基本点是一致的，“三五”计划是“保备战、保援外、保三线、保重点”，这是周恩来概括的，薄老用的是“独生子”的概念。“四五”计划还是放在准备打仗的基点上。这期间口号也有变化，60年代是“备战、备荒、为人民”，70年代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都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这两个口号反映了毛泽东对战争和形势不断深化的认识。

　　关于战备的作用，专家指出： 首先，战略目标是达到了，当时北边、南边都紧张，没有准备是很危险的，至于后来没打起来是神经过敏？还是准备充分的结果？还是后者。没有准备，就可能打起来。战备是当时敌人不敢对我发动大规模入侵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看,战备达到了目的，即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

　　其次，促进了国防尖端武器的发展。这期间原子弹、氢弹相继发射成功，核潜艇、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中远程导弹、洲际导弹相继完成实验，使中国的战略武器步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这些武器的研制成功，不仅大大提高了中国军队装备的现代化水平，打破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核威胁、核说诈，而且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至今仍是我们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大、小三线建设改变了中国工业布局，是一次大的调整。中国经济布局的战略性展开是在“三五”计划时。军事工业70%放在三线，牵动了化工、原材料及一部分消费市场，如西南铝加工厂，当初就是为飞机制造基地建的，现在可生产 737飞机大梁，对发展内地有促进作用。到1980年，在内地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武器工业基地体系，分布在四川、贵州、陕西的电子工业基地，四川陕西等地的战略核武器科研基地，贵、陕、川、鄂西北等地航空工业基地，重庆、攀枝花、酒泉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贵州六盘水地区和陕西渭北地区的煤炭工业基地以及干线铁路、葛洲坝、刘家峡、八盘峡水电站等。

　　第四，战备是和工业结合的，但和农业发展也是相关的，有一定的影响。三线建设对农业、粮食的需求更大了，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加大了，“文革”期间，在资金投入上都有些倾斜，达到百分之十几，后来反而少了，1985年才只有百分之二点几。“农业学大寨”运动是在国力有限的条件下依靠自力更生发展农业、发展粮食。另外, 战备对屯垦戍边也起了作用。

　　第五，战备使全国人民经受了一次实际锻炼，极大地提高了全国人民的国防观念，这也不失为一笔很大的财富。

　　关于战备的教训和局限性。专家们指出，当时强调从最困难处着想，从最坏处作准备。不可否认，凡事都从最坏的估计出发去指导我们的工作，并不是十分科学的，它降低了预测概率的科学价值。只强调从最坏的基点去指导战备工作，那么必然使国家的全部工作的指导发生偏差。另外，过于强调“临战状态”和全民总动员, 对国家经济的负面影响也不能小视，从“七五”计划的最后一年到“八五”计划的前两年，三线单位从不具备生产生活条件的地区搬出来的占总量的40%。还有，三线建设存在着急于求成、违背经济规律的问题。诸如选址未经过科学论证，片面强调找飞机炸不着的地方设厂，造成很多工厂都建在大山里，原材料、能源、生活资料全部依靠外运，效益很差。后来还搞了“成龙配套”，每个省都建一个炮厂、子弹 厂。再有，全国大搞“深挖洞”，人防工事挖得过多，很多是流于形式的，造成很大的人力、物力浪费，虽然80年代不少地方将人防工程改作地下物资存储仓库，有的开发为地下停车场、地下商场和娱乐场所，但大部分被弃置不用了。 会议上，专家们还就以下问题交换了看法：

　　1.      全国大战备是否是当时党内“左”的指导思想影响的结果？

　　2.      1969年“一号命令”的前前后后；

　　3.      所谓“北兵南调”；

　　4.      战备与“文革”的关系；

　　5.      战备对农业的影响；

　　6.      当前形势下如何以史为鉴做好国防战备教育工作。

　　[注] : 本文以“新文”为笔名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