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善涛】新编地方志中的外事志编纂现状及若干问题探析

外事志是新编地方志中的专业志之一。主要记述一个地区对外关系的发展过程。特别是该地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贯彻中央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以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所取得的成果、中外文化交流、技术合作等方面的情况。”[1] 外事志是一个全新的志种，在历代旧志中就很少有记述有关涉外事项的，更没有外事专志。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几代领导人十分关心和重视对地方志的编修和利用。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综合国力的日益强盛，各地修志工作方兴未艾，蓬勃发展。各地在编纂三级志书的同时，各种专业志、部门志、企业志、乡镇志、学校志、江河志、名山志、湖泊志等等的编纂，也纷纷开展起来。其中作为反映各地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关系状况的外事志陆续出版。本文将结合上海、广东以及广州等省、市出版的外事志，对全国各地区外事志的总体编纂状况做一简单梳理，对外事志与当代外交史的关系以及如何编纂外事志等问题做一粗浅探析。

一、目前各地区外事志编纂和出版状况

全国各地区的外事志主要以省志的外事志和地级市志的外事志为主，其编纂工作大多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基本由当地的方志和外事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编纂。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0年，全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不包括台湾省）的省志外事志大多已出版完毕，另有少数地区正在编纂或审定中（详见表一）。[2]

表一 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外事志编纂和出版状况一览表

资料来源：根据各地已出版《外事志》及方志办网站相关资料制成

从表一可以看出，各地外事志的编纂和出版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1、成果显著。全国已经有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出版了本地区的外事志，其中单独立卷出版的有20部，占出版总数的80%。2、所有已经出版的外事志基本都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20年间。其中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有13部，新世纪以来出版的有12部。这也侧面说明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修志工作的繁荣发展。

外事志的编纂是一项长期而浩大的工程。以广东等地区为例，《广东省志·外事志》由广东省外事办和地方志办合作完成，历时16年，于2005年付梓出版，全书以1949年为界，分上下两篇，共15章55节，合计30余万字。《西藏自治区·外事志》由自治区外事办负责编纂，全书共54万余字、50多张图片，经过5年多的时间于2005年最终完成。《上海外事志》由上海市外事办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于1993年开始编纂，1999年出版，全书约140万字，分上下两编。此外，一些大中型城市的外事志编写和出版工作至今为止也是硕果累累。例如省会级城市广州、武汉、成都、福州，例如青岛、厦门等计划单列市以及例如吉林市较大的地级市都相继出版了各自的外事志。其中《广州市志·外事志》未单独立卷，分属于政权政务卷，记载了广州市自晚清以来广州市的对外关系。分上下两编，共10章约21万字；《青岛市志·外事志》全书共设6个篇章约16.3万字，主要记录了1978年至2005年青岛市对外交往的历史。

但是，由于各地修志情况不尽相同，有些地方的外事志的编纂和出版时间较早，例如河南、黑龙江等省早在1993年就已经出版了各自的外事志。还有不少地区的外事志近些年才出版，例如内蒙古自治区的外事志就是在2009年出版发行。这就造成了各地外事志记述的时间下限差别较大，不利于研究和查阅。近几年来，在新一轮修志工作的推动下，山东、江苏、广西、湖南、安徽等地已陆续开始对已出版的外事志进行续修。

二、当代中国外交史与外事志的关系

要分析外交史和外事志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弄清史与志之间的关系。关于二者的关系，学术界已有诸多论述，看法不一，不再赘述。多数学者认为史与志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首先史与志有着共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都研究客观的人类社会活动的历史情况；有共同的研究对象，都是为了保存史料，从中获得经验教训，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资政育人，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向前发展。”[3]其次，方志起源于史, 史志本一家。“方志学属于历史学范畴，地方志编修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4]史与志又是有区别的。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两点：一、编纂方法与记述方法不同。史书以记述过去为主, 往往以时间、事件为中心线索。志书主要是以当代为主，记述现状。通过“ 据事直书”，对事物进行横向分门别类的综述。二、史书是论述性的, “论从史出”、“史论结合”。而志书则是资料性的，“叙而不论”、“述而不作”，重记叙, 而不重议论。

同样，当代中国外交史和外事志之间的关系也概莫能外。首先二者之间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是相通的。当代中国外交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发展历程，这其中必然包括对地方对外关系的研究。外事志记述的是某一地区的历代对外关系，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该地区对外关系的发展状况。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外事志也是一部地方的对外关系史，而地方的对外关系史自然是当代中国外交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无论外事志还是当代中国外交史反映的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对外关系史，二者的历史发展主线是一致的，反映的内容是一致的，要探索和总结的内在规律是一致的。

以上海为例，上海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对外关系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自上海开埠后，一直是列强侵略扩张行径所引起的中外交涉纷繁之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上海成为列强在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势力最为集中的城市。英、美、法、等10多个国家都在上海拥有治外法权。可以说，上海百年来的对外关系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旧中国的外交的百年屈辱史。上海解放后，彻底结束了近代以来饱受外侮的历史，帝国主义在这里的一切特权统统被废止。在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方针的指导下，上海的对外关系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开始了完全不同于过去年代的，在平等、互相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新的对外关系和对外交往的历程，更是见证了新中国外交史上的许多重大时刻，谱写了新中国外交史上许多光辉篇章。正如1999年出版的《上海外事志》序言中所说，该书“翔实记录了近代与当代上海对外关系、对外事务的历史和现状，展现了上海被西方列强打开大门、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和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坚定地维护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发展平等互利的对外关系、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国际合作、奋力跻身于世界大城市之林的沧桑巨变。”[5]可以说，《上海外事志》不仅仅是一部上海市的对外关系史，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外交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再以广州为例，广州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对外交往的南大门。鸦片战争后的100多年间，广州在对外关系上深受列强的侵略和凌辱，尽管如此，广州在反抗西方国家的侵略，维护民族独立与国家尊严，实行对外开放、沟通中外经济文化关系等方面，对近代中国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州利用特殊地理位置和特殊环境，在国家对外交往中发挥着通道作用。自1957年开始，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每年春、秋两届在广州举办，广州与海外的经济贸易活动日益频繁，使广州逐渐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州市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和重要门户，是地级城市中发展对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的典范，更是为中国在新时期发展和探索对外交往提供了新的经验和案例。《广州市志》从广州的历史特点出发，专门编写了《外事志》，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一百多年来特别是建国以来广州对外关系发展的状况，是广东省对外关系的一部分，是新中国对外关系的一部分。

其次，二者社会功用是相通的，都有很强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共和国史研究除了存史、资政、育人以外，还具有“护国”的功能。这与自古以来地方志的资治、存史、教化功能是相通的，从客观上来说都是为了经世致用，都是为了“护国”。当然，封建社会的地方志与我们今天的新编地方志在指导思想、服务对象上是有本质不同的。与其它专业志相比，外事志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因此在“护国”的功能上尤为突出。例如，2005年出版的《西藏自治区外事志》在编纂过程中，编委员会把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维护祖国统一放为最高原则，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和方法来指导修志工作。客观记录了西藏自古对外关系的发展历程，用事实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拥有绝对的主权；用事实驳斥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和各种反华势力对西藏历史包括西藏的对外关系史的篡改和歪曲；用事实揭露达赖集团和一些西方反华势力企图利用所谓“西藏问题”来分裂中国的险恶用心。同时，也用事实弘扬西藏自治区在建国以后对外交流和对外关系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在西藏问题日益成为中国核心利益的今天，《西藏自治区外事志》的编纂和出版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外事志作为地方外事工作的资料汇集，内容广泛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多个方面的对外事务，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专志，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能为研究当代中国外交史和地方对外关系提供更真实、更可靠、更全面、更完整、更典型的资料来源，能使当代中国外交史和地方对外关系史的研究更完整、全面、客观、真实、准确、科学地反映客观史实和历史发展规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不仅仅是外交政策和战略，还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对外关系史、对外交流史、民间外交史等领域，内容也广泛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军事等多个方面。以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史为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发展与周边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关系。我国的边境省份利用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中央睦邻友好方针的指导下，成为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桥梁和纽带，在稳固边疆、对外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等方面作用巨大。因此，通过编纂边疆省份的外事志，客观记述边疆省份自建国以来的对外工作与成绩，从而为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提供丰富的历史资料，从而总结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内在规律和历史经验。例如，在《广西通志外事志》中，记载了大量翔实的有关中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往的资料，有些可能还是首次披露。这些资料和线索，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广西对外交往史，对于研究中越关系史都具有重要得史料价值。此外，在每个地区的外事志中，一般都设“对外交流”、“友好城市”与“国际往来”等章节，记述该地区在对外交流的发展过程，这也为研究我国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史、民间外交史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和资料。

最后，从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上来看，当前新编地方外事志工作的对象，已经进入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领域。这就客观决定了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与地方外事志工作在时间范围上越来越趋于一致。可以说，外事志的编纂过程也是当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过程。

三、编纂外事志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外事志作为新编地方志的专业志种之一，与其它专业志、部门志在指导思想以及编纂体例上有其共同之处。例如在编纂时必须要把握历史脉络，必须要体现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等等。但是由于外事志要记述和反映的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情况，有很强的综合性和政治性，因此在具体的编纂方法上与其它志书必然有所不同，在编写时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指导思想明确。历史是有阶级性的，地方志作为史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虽然有述而不论的特点，但不论并不等于没有阶级性，没有立场，只是其观点立场的表述方式是寓道理于记述之中。外事志属于新编地方志，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因此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和方法来指导修志工作，这是绝不能动摇的。在坚持这个总的原则方针基础上，外事志的编纂还必须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利于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构建。

第二、主线要清晰，重点要突出。外事志作为记述一个地区对外关系的发展过程的志书，首先必须要做到主线清晰。所谓主线就是该地区对外关系的历史发展脉络，这条主线同中国对外关系史的主线应该是一致的，即通过揭露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旧中国遭犯下的血腥罪行以及晚清政府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软弱外交，进而突出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成功地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的伟大成就。其次，要做到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具体来说，就是记述应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对外关系史为重点，以对外友好交往史为重点。对一些细枝末节或不能反映事物本质和主流的事件则可略则略。

第三、保持整体性。外事志的整体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内容上的完整性和结构上的统一性。由于外事志有综合性强的特点，涉及到对外关系的各个方面，因此记述时内容上要尽量保持完整，处理好集中与交叉的问题。外事工作涉及国家主权和对外关系，因此“其篇目的设置、资料的取舍、内容的详略、观点的表述都必须要符合中央的对外方针政策，有利于我国的对外工作。[6]”如果对同一个问题众说纷纭的话，很可能给国家在政治和外交上造成不利影响。所以，外事志的编纂要更多强调集中，特别在涉及重大涉外或敏感问题上不宜交叉分散，以便统一口径。结构上的统一主要是指外事志的篇目和章节设置。每个地区的对外关系都有各自的特点，在编纂的时候体例和结构肯定会有所差别，但是总体上还是应该保持统一，宜根据具体内容设置“外事机构与管理”、“外事往来”、“友好关系”、“国际友好城市”等篇。从目前已经出版的外事志来看，在体例上基本都采用横排竖写的方式。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照年代顺序往下写，一种是将内容划分为不同的小阶段，撰写时按照每个小阶段依时间顺序整块写，每个阶段都有一个主题，保持主脉络的时间顺序按照年代顺序写。以《上海外事志》为例，先按照时间顺序把上海市的对外关系史以上海解放为界分为上编和下编分别记述。然后在编中按内容划分为对外交流、对外援助、外事管理、国际友好城市的篇目，篇下分章，章下分节，按时间顺序分别记述。

外事志与其它的志种一样，贵在求真求实，要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进行编纂工作。但是，因为外事志有很强的政治性，因此在记述当代外事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密工作，涉及到国家的和民族利益的外事工作在记述之时一定要谨慎处理，严格把关，有些可以一笔带过，有些甚至可以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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