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在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调研时的讲话

我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来到贵州，特别是来贵州省方志办看望大家，同大家座谈有关地方志工作的问题。首先，我代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陈奎元同志，向大家表示亲切慰问！

我这次来，应该说是来还愿的。这几年每当地方志系统开会，彭主任都邀请我来贵州，我也都答应。我是很喜欢往下跑的，特别是分管地方志工作以后，下去的理由很充分，因为全国到处都有方志办，要想下去很容易。但我的主要工作不是地方志而是当代史，实在难以抽出时间到处跑。这次利用到遵义开会的机会，终于实现了来贵州的愿望。当然，我想来贵州也不仅仅是因为彭主任的邀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贵州仍属于欠发达地区。越是这种地区的地方志工作，越需要中指组给予关心和支持。

彭主任的汇报材料，我来前已看过了。刚才，彭主任又对这个材料的主要内容作了进一步说明。我对贵州地方志工作了解不多，但通过看汇报材料和这两天听彭主任的介绍，我感觉贵州地方志工作可以概括为以下四句话，即成绩非常大，工作有特点，修志抓得紧，前途很光明。

现在全国大部分省市（区）的首轮修志早就完成了，而你们还只能说是基本完成，跟那些省份比，你们确实有一定差距。但对任何事情、任何工作，不能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有些工作中的差距是自然条件形成的，历史形成的，不是什么人用短时间就能改变的。之所以说你们工作成绩很大，是因为你们在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埋头苦干，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地做好工作。我认为，这才是最为难能可贵的。你们首轮修志中的省志有72部，市州地县志有478部，现在就差几部书稿没有印出来，其他已全部成书。具体到贵州的实际情况，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怎么能说成绩不非常大呢？

说到这里，我还想多说一句，就是贵州地方志系统对省政府的要求也要从实际出发。据我了解，贵州人均GDP目前是全国倒数第一，比西藏、甘肃、青海、宁夏这些贫困省份还要低。你们的经济总量不是最低，但贵州人口多，4000万人一平均就低了。我听石书记说，他来贵州的时候，财政收入是350亿元，5年翻了一番，是700多亿元。700多亿元是什么概念呢？我的老家南通是一个地级市，它去年的财政收入就是700亿元。无锡市更多，是1000多亿元。所以，大家想问题，提要求，都要从实际出发。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对你们的要求要从实际出发，你们对省里的要求也要从实际出发，不能和发达地区和沿海省份来比。从你们现有的经济条件出发，能把地方志工作搞到这样一个水平，搞到现在这种程度，实属不易。现在有的省工作条件比你们好多了，但首轮修志还没结束呢。

说你们的工作有特点，原因有三。第一，注意经验总结。你们连续3年，每年举办一次全省县志主编研讨会，每次都有50多人参加，说明你们很重视总结经验。不断总结经验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一个很好的工作方法，毛主席就非常重视总结经验。所谓经验，就是将自己经历的事情，经过回顾、分析、消化，上升到理论层面，形成可以传承的财富。对别人的经验要吸收，但那代替不了自己的经验。首轮修志的时候谈不上经验总结，因为那时只有古人的经验，没有自己的经验。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们有了首轮修志的实践，具备了总结自己经验的条件。同时，我们现在对每年的工作经验，也要注意总结。只有这样做，过去的实践才能成为经验性的东西，才能对今后的工作起到有益的作用。第二，注意人员培训。你们采取集中培训和以会代训的方式，培训修志人员1000多位，而且聘请其他部门的专家、学者、教授来为你们讲授一些地方志的基础知识，这个做法非常好。第三，注意用志工作。我接手分管地方志工作的时候，读志用志的主要形式，是编简志或在报纸上刊登志书的小故事等等。现在情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网络化、数字化已成为读志用志最好的形式。你们经济上虽然不宽裕，但积极想办法，仅仅花了7000块钱，就和贵州师大图书馆联合建设了地方志全文检索数据库。这是你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也反映了你们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

说你们修志抓得紧，是说你们在首轮修志还没有完全搞完的情况下，就把二轮修志工作推开了，而且准备把修志工作纳入省政府的目标绩效考核。二轮县志，你们计划2010年左右完成，省志也有一些启动了，我虽然不太赞成这么快成书，但这毕竟反映你们修志的进度挺快。而且令我非常高兴的是，你们将二轮志书的上限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修志不是学者个人行为，而是国家行为、政府行为，或者用老话说，不是私修、民修，而是官修。既然如此，总要在某些体例上体现出全国的统一性。首轮修志的上限是从有人类活动开始，各地志书当然不可能完全一样，但下限照理说是应该是统一的。那个时候没有抓这件事，所以首轮志书下限不大整齐。首轮修志结束时间早的，下限一般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结束晚的，则推到90年代甚至到21世纪初。

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中有一条，就是今后地方志每过20年一修，这已经是法律了。每20年一修，实际上也就是每轮志书的上下限为20年，否则，每轮志书内容的时间跨度，势必有大有小，从全国的角度看，就会显得步调不统一。如果说首轮志书下限不整齐是由于经验不足的话，那么二轮修志的上限应该整齐一些，而且上限最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这也是中指组对二轮修志指导意见中的要求。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阶段性很明显。就是说，不管首轮修志下限到什么时候，二轮修志都应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贵州方志办在这一点上和中指组的意见是一致的。不过，你们二轮修志的下限定在2008年，我觉得记述内容的时间跨度大了些，等于要记述30年，这又会影响到第三轮修志。因为，第三轮修志时间大体为2020年到2040年，记述对象的时间应当大体为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到2020年。如果二轮修志的下限是2008年，那第三轮修志所记述的时间就很短了。另外，地方志书的下限与修志时间相距太近，也不大符合地方志工作的规律。地方志从学科大类上分，基本属于史学，而写史书是要有时间沉淀的。去年的事今年编年鉴可以，写大事记也可以，写史书恐怕不行，因为史书要进行评论，时间间隔太短，很多材料还来不及收集，很多事情的结果也不容易看清楚。志书虽然是资料书，述而不论，但它又不是纯资料书，而是资料性著述，是有观点的。因此，也需要有一点时间的沉淀。这个问题，希望你们再斟酌考虑。

说你们前途很光明，是说你们方志资源丰富，可入志的东西很多，而且层出不穷。各省有各省的特点，贵州经济虽然欠发达，但赤、橙、黄、绿、青、蓝、紫，什么颜色的资源都有。赤色的有遵义会议、红军长征等等，听说你们要编一本《红军长征在贵州》，说明这方面的资源很丰富。另外，全国有56个民族，贵州就占了49个，从修志的角度看，这些都是资源。贵州特色产业也非常丰富，像茅台酒，不但在国内首屈一指，在国际上也赫赫有名。都匀的同志告诉我，当年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贵州得了两个金奖，一个是茅台，一个是都匀毛尖，可惜都匀毛尖没有宣传好，名气没有茅台大。我昨天喝了都匀毛尖，感觉确实不错。贵州地质地貌也很有特点。听说吴邦国同志看了织金洞后讲：“看了织金洞，天下无洞。”黄果树瀑布早已天下闻名，但我过去没听说过附近还有一个龙宫。前天一看，果然又是一个奇观。有暗河且能行船的洞并不少，但在海拔很高的山里面能行船的洞则从未见过，这同样可以入志。我昨天还驱车4个半小时，专门到黔南州的平塘去看掌布的藏字石。这件事我是2006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听贵州同志说的。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下决心一定要亲眼看一看。这个地质现象太神奇了，说什么有千万亿分之一的可能性，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根本无法用数字来表现，它出现的概率只能是唯一的一次。就是说，地球的历史上只会有这一次机会，不可能有第二次机会。因为，事情实在是太巧了，“中国共产党”五个字清清楚楚，而且整整齐齐排成一排，世界上怎么可能出现第二次这样的巧合呢？当地的同志解释说，所以出现这个现象，是因为石灰岩里包着硅质岩，硅质岩容易风化，而石灰岩不容易风化，所以，硅质岩风化后会在石灰岩上留下一些痕迹，有些痕迹很像汉字，这块石头上留下的硅质岩痕迹，刚巧像“中国共产党”五个字。我2006年就问过，这五个字是繁体字还是简体字？他们说有繁体字，也有简体字。我一看，果然不错，“国”和“产”字是繁体，“党”字是简体。我们党信奉唯物主义，从来不信迷信，也不搞迷信的一套，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奇特的自然现象，不觉得共产党有了这几个字就可以执政了。不像以前的所谓封建帝王，故意制造出一个有字的石头，说明自己是“真命天子”。我们党夺取政权，靠的是长期为人民奋斗牺牲，靠的是长征，是老百姓的拥护，因此，并不想对这块石头刻意宣传。当地老百姓把它叫成“救星石”，州委则把它改称“藏字石”。但是，敌对势力听说后却很在乎这个事，对此怕得要死，不仅在网上造谣，而且不断派人去捣乱破坏。所以，我们现在还是生活在政治中间，就连自然界的现象，有时也不得不和阶级斗争扯上关系，这就叫“树欲静风不止”。

说贵州地方志的资源丰富，不仅要看过去，还要看将来。贵州将来的经济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因为后发有后发的优势。我们现在都提倡生态经济，要节能环保，可是许多先发达地区却在发展中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破坏。而后发达地区恰恰没有这些问题，可以省很多治理污染的费用，而且有利于吸引一些对环境要求高的项目，比如信息产业、制药产业等等。这就为自己下一步发展准备了一个比较好的条件。所以，今后贵州发展的潜力非常大。经济社会的发展潜力大，意味地方志事业的前途也是远大的。

对于地方志工作的意见，我在各地已讲了很多，不久前在全国省级方志工作机构主任会议上还就加强方志办自身建设的问题专门讲了意见，没有什么新意见了。一定要我讲，无非是再强调几条：

第一，要继续抓紧贯彻第四次全国工作会议精神。这个精神要贯彻到什么时候？我看要贯彻到第五次全国工作会议。第四次工作会议精神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继续宣传、贯彻、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现在地方志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有两个重大标志：一个是法制化，一个是信息化。以前地方志工作主要靠发文件推动，顶多可以说得上是制度化。但现在不一样了，有了《条例》，有了法规，你不遵守，就算违法了。以前志书出版后，要开发利用、开展读志用志工作很困难。自从有了互联网和数字化技术，情况就和过去大不一样了。所以，我说这“两化”极大地改变了地方志工作的面貌，可以称得上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条例》明确规定，地方志工作由地方政府的地方志工作机构负责，就是说，省、市、县三级都必须设地方志工作机构。至于如何设，是独立设还是与其他部门合署办公；定什么级别，是上下有所区别还是上下一般粗，《条例》没有规定，也不可能规定。从全国看，市、县两级特别是县一级，机构合并的比较多，但省一级方志办，那怕现在仍是处级单位，绝大多数都是独立设置。我想，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一方面，省级方志办要面对全省地方志工作，工作量很大，工作的独立性也很强；另一方面，地方志工作与政府里其他部门相比，一般处于弱势地位，如果合署办公，地方志工作往往会被削弱。你们从贵州的特殊情况出发，决定把省档案局与方志办合并，而且已经下文，对此，地方志指导小组尊重你们的决定。刚才彭主任讲了，你们合并机构有几个前提，一是机构升格为正厅级，一是保留方志办的牌子、业务和队伍，有这个前提非常必要。地方志指导小组和各省方志办之间没有上下领导关系，在机构问题上不能做硬性规定。例如，有一些省的方志办至今还是处级单位，我们不能要求人家一定升格，更不能发文。这种事情，我们要尊重地方，否则不仅越权，也会使下面无所适从。但是，我们可以提建议，可以就地方志工作机构的设置跟地方有关领导交换意见。比如，一个省的省志办是处级单位，市志办也是处级单位，省志办开展工作势必会有困难，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不说也明白。

第二，要狠抓志书质量。地方志不会是畅销书，它的性质决定了它在发行量上没法跟小说比，跟理论书比，甚至无法跟史书比。特别是新编地方志，动则十几部、几十部，贵州省志就是72部，不要说看，就连放都很困难，只能是一些图书馆订购。但是，我敢说地方志是生命力最强的书。打个比方，一条船里放着各式各样的书，因为太重快要沉了，需要往船外扔书。首先扔什么书呢？我想，首先会扔小说，其次扔诗歌等文艺书。还不行，只好扔哲学、经济学方面的书。最后剩下两种书，一种是史书，一种是志书，还要扔一种，要是我选，肯定扔史书。为什么？因为只要有志书，我还可以写出新的史书，但是如果只剩下史书，不可能写出新的志书，也不可能写出新的史书。现在我们得到一本以前的旧志，总是如获至宝，可见志书的生命力之强，而这个生命力是由它的质量决定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逐字逐句地来推敲它，使它不仅经得住今人的推敲，也经得住后人的推敲。所以，狠抓志书质量，就是对历史负责。

第三，要加强方志理论研究。现在大家都承认有方志学，但应当看到，这个学科的理论还不大系统，不大严密，许多概念不规范，就连什么是地方志，什么是方志学这样的问题，方志界内部的意见也不统一。因此，地方志工作部门在修志的同时，很需要加强对方志学的研究。经过多年推动，《地方志百科全书》编纂工程现在终于即将启动了。这个工程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地方志工作由经验层面向理论层面发展。现在要马上写一本关于方志学的权威教科书，条件还不具备，通过编百科全书，先把地方志中的一些概念加以规范化。当然，大家不可能都来搞理论研究，但是参与总结经验总可以，这对方志工作的理论化也是有意义的。任何理论都要建立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当然，方志的编纂理论跟方志学也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二者之间也是有密切关联的。目前，地方志工作已经实现了信息化、法制化，今后如果再实现理论化，地方志工作肯定又可以上一个大台阶。

第四，要加强队伍建设。最近我在全国省级方志工作机构主任会议上讲，要建设“学习型、研究型、创新型、服务型”的方志办。为什么呢？因为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学习型政党，连我们的党都要建设成学习型政党，我们方志办本身是文化工作部门，怎么能不强调学习呢？同时，我们还要强调研究、创新和服务。首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办公室要按照这个方向努力，然后省市县各级也应照此努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胜任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修志工作。彭主任的汇报材料里讲要打造“四型”方志办，可见贵州已经先行了一步。当然，队伍建设不仅仅是这些内容，还有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组织建设等等。但是，借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东风，着重强调一下地方志工作机构要建成学习型、研究型、创新型、服务型的机构，还是很有必要的。

就讲这些，供大家参考，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最后，祝在座的各位同志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