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在方志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2011年8月9日于宁波）

尊敬的张曦常务副主任、成岳冲副市长，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和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正当台风梅花刚刚过去，农历24节气中的立秋刚刚到来之际，筹备已久的方志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美丽的甬城宁波隆重开幕了。在此，我谨代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中国地方志协会，向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连绵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传统，其起源可以上溯到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史、地理书和地图。秦汉魏晋时期，随着郡县制的逐步完善，地方官员每年要向中央汇报管辖区域内的户口、垦田、钱谷、风俗、治安等情况，称为“上计”。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地方志的早期形态——地记和图经。隋唐五代时期，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由地方上报风俗、物产、地图的制度进一步受到中央政权的重视，地方志的编撰也逐渐由地记为主变为图经为主，私修为主变为官修为主，不定期为主变为定期为主。两宋时期沿袭并发展了隋唐制度，朝廷不仅多次颁布要求各地按时编送图经的诏书、谕旨，而且设置了主管州郡编纂地方志事务的九域图志局，开创了国家设立专门机构修志的先河；地方志编撰也逐渐由地理为主向横陈百科过渡，由图经为主向偏重文字过渡，地方志著述体例基本稳定下来。元明清三朝进入修志的鼎盛时期，不仅规模大，而且志书体例、种类更加完备；不仅频繁颁布修志诏谕，而且开始制定统一的修志凡例；不仅编修省府州县志，而且编修全国一统志和边关、山水、厅卫等专志。中华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的内务府即会同教育部通知各地纂修志书，一些省份为此设立了通志局或通志馆。1929年、1944年、1946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先后颁布《修志事例概要》、《地方志书纂修办法》、《市县文献委员会组织章程》等文件，将地方志书明确分为省志、市志、县志三种，并对志书中的地图、照片、表格、大事记的内容和形式，以及方志编纂机构的组织和任务作出了具体规定。据不完全统计，从秦汉至中华民国，历代旧志共有八千多种、十余万卷，约占现存全部古籍的十分之一。这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弥足珍贵的部分，也是人类文明中独具特色的成果。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曾说过，希腊的古代文化乃至近代英国，都没有留下与中国地方志相似的文献，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了解中国的地方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修地方志工作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使这一古老而优秀的文化传统得以继承和极大发扬。早在新中国初期，国务院就将编修地方志列入了《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案（草案）》，并成立了指导方志编修的中国地方志小组。随后，全国20多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530多个县开展了新编地方志工作，其中250多个县写出了初稿。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项工作一度中断。上世纪80年代初，地方志事业同我国其他文化事业一道，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开始走向复兴。1981年，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研讨会上成立了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提出了修志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方针任务，发出了就重建全国地方志工作领导机构一事给党中央、国务院的建议信。1982年，编修地方志被列入国家五年计划。1983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恢复组建。随后，全国省市县三级普遍设立了地方志工作机构，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均由各级政府主要领导人担任，地方志工作机构的编制和经费均由政府拨给。大规模、正规化的新编地方志时代，由此到来。为了推动修志工作，国务院办公厅于1985年和1996年两次发文，对各地政府提出要求。尤其是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关地方志的全国性行政法规——《地方志工作条例》，用法规形式，对地方志工作的内涵与外延，各级政府对修志工作的职责，地方志工作机构的任务，修志的原则与间隔年限，志书的审查验收标准与办法，志书的备案与文稿管理，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的冠名权、著作权、署名权的处置等等，均作出了明确规定，使地方志工作从此进入了依法修志的新阶段。

在新编地方志工作的30年里，我们不仅产生了大量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而且积累了丰富的修志经验，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作制度，充分开发利用了地方志资源，开展了旧志整理和新方志理论的研究工作，形成了一支老中青和专兼职相结合的修志队伍。30年来，我们逐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组织实施的修志格局，确立了“一纳入”（即把修志工作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各级政府的任务之中）、“五到位”（即领导、机构、经费、队伍、条件到位）的工作原则，制定了关于修志的目标考核责任制、督察通报制、资料报送制等制度。30年来，全国共出版首轮修志中的三级地方志书6000余部，行业志、部门志、专业志约2万部，山水名胜古迹志约400部，地情书约7000部；由地方志工作机构负责编纂的地方综合年鉴已有1500余种，累计出版不下数万册。自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志稿上限大体为上世纪70年代初80年代末的全国第二轮修志，目前也已出版地方三级志书700余部。自2008年启动的由国务院部署、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织编纂的新中国第一部国家层面的志书——《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也正在编纂之中，预计明年可以出版发行。30年来，各地修志部门还编印、出版了大量地情书籍、地情资料，在服务地方政府决策、开发旅游项目、拯救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密切海峡两岸和海内外华人的联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尤其随着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技术的普及和地方经济实力的增长，各地纷纷建设方志网站和方志馆。目前除中国地方志网站和《中国地方志》期刊网外，全国地方志工作机构已建成了400多家地情网站和相当数量的地情数据库，为广大读者查阅志书提供了极大便利。30年来，在旧志整理和理论研究方面也是硕果累累。截至2009年底，约有2000部旧志被整理影印出版，数万篇有关方志理论的论文被报刊发表，数百本有关方志学的专著、教材、论文集、资料书被出版发行。为促进新方志学理论的系统化、规范化，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还组织编纂了《当代志书编纂教程》和《中国方志通鉴》等书，正着手编纂《方志百科全书》。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全国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中工作的专职人员有2万人，分散在各部门承担修志任务的兼职人员多达10万余人。这一切充分说明，新中国修志事业的规模之大、制度之全、范围之广、手段之新、成果之多，已经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女士们、先生们：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历代旧志中有相当一部分在不同时期流播到了海外，被世界上许多知名图书馆所收藏、许多知名学者所研究所利用。受方志文化的影响，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效法地方志编撰的文化实践活动和类似志书体例的著述。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海内外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海外图书馆开始收藏我国大陆新编地方志书，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开始就地方志编纂和方志学研究问题与我国大陆有关机构和学者进行沟通、交流与合作。因此，探究方志文献的传播与利用，加强海内外有关方志文献研究成果的交流，对于丰富方志文化内涵、促进方志文化发展、密切国际方志学界联系，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正是出于这一考虑，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和中国地方志协会主办了这次会议。这是由这两家机构、团体召开的首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是它们决定建立学术年会制度后举办的首次年会。令人欣喜的是，会议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热烈响应，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越南和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近百位专家应邀赴会，提交论文70余篇，其中既有涉及方志资料、方志编纂的，也有关于方志研究、方志整理、方志考证和方志教学、传播、利用、数字化的，可谓群贤毕至、鸾翔凤集。我衷心希望与会学者本着求真务实、取长补短的精神，把这次会议开成一次国际方志学界的学术盛会，为增进海内外学者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共同繁荣和发展方志文化作出贡献。

女士们、先生们：

宁波向来以名志迭出而著称于世，流传至今的宋元两朝《四明六志》是古代方志中的佼佼者，中华民国的《鄞县通志》是蜚声海内外的佳志，新中国的《宁波市志》更在1997年全国地方志评选中荣获过一等奖。在地方志收藏方面，宁波也有着悠久历史。现存最早的中国私家藏书楼宁波天一阁，就以志书收藏之多之全而名闻天下。1999年，天一阁特别增设了中国地方志珍藏馆，至今已收藏全国各级各类新编地方志书数千册，成为大陆地区收藏新编志书的专业图书馆。方志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选在这里召开，使与会专家学者不仅可以领略宁波的美丽风光，更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浓郁的方志文化气息。在此，我谨预祝研讨会获得圆满成功，并祝诸位在甬期间健康愉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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