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加强中国当代史与地方志编纂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在第十届国史学术年会上的开幕词（2010年9月25日在广州）

由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中国地方志协会和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共同举办的第十届国史学术年会，今天在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广州城开幕了。首先，我代表会议主办各方，对应邀参加本届年会征文活动并经评审入选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祝贺和热烈欢迎；同时，代表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对给予本届年会以巨大支持的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以及具体承办会议的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表示衷心感谢！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中国当代史研究与地方志编纂”。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主要基于以下三个考虑。

第一，新编地方志中有大量经过收集、整理、核实、编选的当代史资料，尤其二轮修志更完全进入当代史部分，当代史特别是当代地方史工作者对此应当给予高度关注和充分利用。

所谓地方志，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特定行政区域内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或资料性著述。连绵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特有的优秀文化传统。方志起源如果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史和地理书算起，有2500年以上的历史；如果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志算起，有近2000年的历史，即使从宋代地方志书编纂体例大体定型算起，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明清两朝，编修地方志逐渐成为国家行为而被制度化，朝廷不仅反复颁布修志诏谕，而且多次组织力量编修国家一统志。民国时期，地方志编修也被列为国家重要事项，由中央政府下令各地设修志局、修志馆，负责编修省、市、县三种志书，并颁布了修志条例与规定。据统计，我国目前保留下来的旧志有8000多种、十余万卷，约占现存全部古籍的十分之一。这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弥足珍贵的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独具特色的文明成果。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就说过：希腊的古代文化乃至近代英国，都没有留下与中国地方志相似的文献，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了解中国的地方志。可以说，中华文明在人类最先发达的少数几个古老文明中，之所以延续至今没有中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官修志书的传统。

新中国成立后，编修地方志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早在上世纪50年代，修志就被列入国务院《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案（草案）》，并成立中国地方志小组，负责此项工作。至1960年，全国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530多个县，开展了新编地方志工作，其中250多个县写出了县志初稿。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修志工作一度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编地方志再次掀起高潮，不仅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得以恢复，而且从省到市到县普遍建立了由当地主要领导挂帅的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设置了负责修志的专门工作机构，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实施的修志格局。1985年和1996年，国务院两次发文，部署修志。2006年，国务院颁发了《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地方志每20年编修一次，使修志工作从此纳入法制化轨道，成为长期性工作。现在，首轮新编地方志工作已基本结束，二轮修志正全面展开，已出版的省、市、县三级志书约有6000余部，还出版了大量部门志、行业志、山水名胜古迹志和乡镇村志。由于首轮修志的下限一般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的甚至到了90年代，因此这些志书的记述时段已深入当代中国，起码包括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内容。至于二轮修志，其上下限一般由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记述时段基本是改革开放时期，完全属于当代中国的范围。往后的三轮四轮修志，情况更是如此。这个事实说明，当代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的对象早已有所重合，现在更加趋同，今后将会并轨。

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当代史研究同样要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之上。但令人遗憾的是，现在从事当代史研究的学者，很少有人利用志书，有的连看都没有看过；更有甚者，至今不知地方志为何物。所以，很有必要呼吁当代史特别是当代地方史的工作者，重视对地方志书的利用。这当然不等于说当代史工作者可以对志书中的材料不加鉴别、拿来就用，也不等于说当代史工作者不用再去做收集史料的工作，只看志书就行了。而是说，一本志书的编修往往要经过许多环节、花费很长时间，其中的史料一般都要反复核对审查，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当代史工作者起码应当从中发现线索。否则，对于地方志工作者来说是精力的一种浪费，对于当代史工作者来说也是一种资源的流失。

第二，当代史特别是当代地方史工作者对当代中国全国性、地方性的事件和人物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已产生大量成果，地方志工作者对此也应当给予高度关注和充分利用。

地方志的性质决定了它与史书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只记述事实，一般不加分析和评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述而不论。这是志书的特点，也是它的优点。但这绝不意味着志书没有观点，可以不受编纂者世界观、方法论，特别是历史观的影响。客观存在的史实与史实记述者之间总会有一定的距离，志书编纂者在修志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把这样或那样的历史观渗透在史实记述之中。这就决定了，地方志编纂者同样必须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编纂工作。具体到由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方志工作，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在当代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严格遵守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和改革开放以来历史问题的结论，同时借鉴当代史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所作出的理论分析和评价。

对当代史的研究虽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存在，但严格意义上的研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的，至今已产生了大量成果。我们不能说这些研究成果对新中国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分析和评价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都准确地反映了历史的真相，都全面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但我们可以说，历史学的性质决定了史书不仅要告诉人们历史是什么，而且要说明为什么是。史学工作者在弄清历史事实的前提下，要把大量精力用在探究历史原委和历史的解释上。因此，他们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研究，比地方志纂修者往往要更深入一些，理论化的程度也更高一些。另一方面，地方志虽然述而不论，但它既然要全面系统地记述特定行政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历史与现状，总会碰到如何记述当代中国地区性乃至全国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问题。借鉴当代史研究中的理论分析与评价，无疑有助于地方志工作者在修志时斟酌用语、推敲措词。这当然不等于说地方志工作者不需要研究历史事件和人物，也不等于说可以不加鉴别就使用当代史著作中的观点。而是说，既然国史特别是当代地方史工作者已经对这些事件和人物作过比较大量和深入的研究，得出了比较明确的结论，地方志工作者起码应当拿来看一看，以丰富知识，开阔思路。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以往很多地方志工作者同样不大留意国史特别是当代地方史的研究成果，不少人甚至不知道有本地区的当代史著作。这不能不说也是精力的一种浪费和一种资源的流失。

第三，当代史研究与地方志编纂从大的学科范畴说都属于史学，具有类似的社会功能，当代史和地方志工作者之间完全可以也应当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

地方志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书，目前在方志学界还存在不同意见。多数人认为，它在体裁、体例、内容上虽然有别于史书，但广义上仍属于史书中的一种。正如古人所说：“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至于以地方志为研究对象的方志学，更被普遍认为应当属于中国史学的分支学科。而中国当代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中国历史的现代部分或当代部分，是中国近代史的延伸。因此，当代史研究无疑属于中国史学的分支学科。这个事实决定了，地方志和当代史工作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方面，在创新史志研究和编纂方法方面，在继承和发扬中国史学优良传统方面，在有批判地借鉴国外尤其是西方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方面，都有可以交流的广阔天地。尤其应当看到，当代史研究是一门新兴学科，开展时间还不长，学科理论尚不够成熟和系统，学科体系仍在构建之中；而方志编纂和方志学虽然早已出现，但从现代社会科学的意义上说，其学科理论也不够规范和完整，其学科体系仍然需要进一步构建。在这个大背景下，加强二者的交流与合作，对于加快双方的学科体系建设，显然更有意义。

当前，地方志系统有2万专职工作者和8万兼职修志人员，其中不乏国史和当代地方史的学者；另一方面，分散在全国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军队系统的国史和当代地方史学者中，也有不少人参与修志工作或方志学研究。但从总体看，这两支队伍的学术交流与合作都很不够。史志原本一家，后来虽然随着社会发展逐渐分为了各有侧重的两种工作，但在存史、资政、育人、护国等社会功能上，并无根本不同。我们应当在开展当代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中，在构建当代史和地方志学科体系中，充分整合这两支队伍的资源，使国史特别是当代地方史工作者更加积极地参加地方志协会的活动，使地方志工作者特别是方志学者更加积极地参加国史学会和当代地方史学会的活动，从而建立起史志两家的学术联盟，做到彼此沟通，优势互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共同发挥存史、资政、育人、护国的作用。

同志们，国史学术年会自2001年创办以来，至今已举办过9届。其中除两次国际论坛外，其他7次基本面对的是国内国史学界的学者。本届年会第一次把当代史与地方志的关系问题作为会议研讨的主题，第一次联合中国地方志协会主办，也是第一次广泛吸收方志界学者参加。它是促进当代史与地方志学者相互关注、交流的具体步骤，也是促进方志界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的重要举措。在本届年会入选的78篇论文中，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织的有10篇，广东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的有4篇。当代中国研究所采用征文方式，经过评审入选64篇，占应征论文总数的60%。在所有入选论文中，论述国史问题的占60%，论述地方志问题的占26%，论述史志关系的占14%。论文作者中，具有高级职称的占60%，40至60岁的占58%，40岁以下的占28%。这些数字表明，本届年会得到了史志两界学者的积极响应，是一次史志学者相结合、老中青学者相结合的学术盛会，实现了年会组委会的预期。

1961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广州写下一首著名诗篇《卜算子·咏梅》。其中写道：“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49年后的今天，我们在广州召开以“中国当代史研究与地方志编纂”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正是为了报告史志合作的“春天”的到来。我相信，等到史志合作的“山花”开遍学术界时，今天在座诸位的脸上也一定会露出灿烂的笑容。

最后，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祝与会的领导和同志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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