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样回望当代文化——评杨凤城著《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出了一批反映中国当代文化史的著作。90年代，随着学习邓小平理论，又出了一批结合邓小平思想理论的文化史著作，这些研究已经具备了当代文化史的基本特征。新世纪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六大以来，文化史研究持续升温，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史为题的论著不下十数种，在这些论著中杨凤城教授所著《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以下简称《研究》）是对当代中国文化历史思考和认知的新成果。
 

　　任何研究总要有思想性，即便是历史研究也是一样。时下的有些著作虽然有了记事，有来龙去脉，但却缺少了“魂”，也就是少了思想性。《研究》的最大优势在于贯通历史的同时还有思想的穿透。《研究》没有平铺直叙，而是首先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观与当代中国文化的两次转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改造中国社会为己任，文化问题很早便进入他们的视野。早期的共产党人大多出身于知识分子的背景，也使其具备在文化问题上发言的优势，并形成较为清晰的基本观点：其一是阐述了经济基础决定文化变迁的观点，物质生产、经济发展决定“精神文化”和“思想变动”，同时，文化、道德、宗教、教育等也具有“改造社会”的作用。其二是中国文化的出路，既不在崇古复古，也不在皈依西化，而是通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行向社会主义的文明”（瞿秋白语）。《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在文化问题上形成的基本观点一直延续至今，尽管具体表述在不断调整不断与时俱进，但“内核或深层理念始终如一”。这种溯源求索的方法和态度，笔者深以为是。
 

　　《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90年间的文化观经历了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建设革命型文化到为人民服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化的两次转型。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到20世纪50年代末，其方法是以确立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地位为核心，以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文化批判运动为主要动力机制，其标志是一元化文化样态的基本奠定，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化建设、文学艺术研究与创作的指导思想地位牢固确立，具有唯一性、独尊性和排他性，且凸显文化普及或大众化导向。《研究》也认为，中国文化转型其来久矣，其渊源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文化实践。从某种程度上讲，新中国“一元文化格局实际上是革命根据地文化在全国的推衍和扩展”。改革开放以后，一元文化形态渐渐解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第二次文化转型的历程，即由一元化向多元化的转型。当然，这次文化转型不是简单的历史回归，归旧中国的多元文化格局，而是在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地位不变的情况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背景下的文化多样化发展。这次转型大约经历了20年左右时间，与第一次转型相比时间长出一倍，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次文化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外源性的，即政治与行政干预力极强。而第二次转型相较之下更接近于内源性变迁，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文化自身内在驱动的自然发展过程”。这就是论大势，有了这个打底，下边的描述就有了“魂”。
 

　　怎样评价各个时期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也是检验作者学术感知和学科表达的重要方面。这一点，《研究》一书也有清晰的表现。
 

　　比如，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前七年文化史。《研究》指出这是文化转型初步告成的阶段。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在新中国确立之后，新的文化范式初步奠定。在哲学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对中外哲学遗产的分析，必须突显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两军对垒或“两条路线”，显示出各种理论在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意识、认识与实践等方面的观点以及这些观点所反映的阶级立场、阶级利益。在史学研究中，以马克思关于五种社会生产方式的理论总览历史的发展，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透视历史，突显历史中的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突显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地位和作用。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总方针下，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文学艺术的新范式的奠定，以鲜明的政治主题、思想的正确、意识形态的纯洁为先决，追求“生活本质的真实”，充满激情地歌唱、颂扬和描绘往日胜利的革命斗争，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变，新政策、新生活、新气象，正面人物、英雄人物、革命领袖，美好的前景，“大团圆”或“准团圆”的结局，充满着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乐观向上的气息；同时，在形式上努力大众化，从叙事结构、表现方式到语言，努力做到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研究》认为，在这一时期的文化转型过程中建构了一种以批判为特征的文化形态，或曰“评判型文化”。该时期文化转型还带来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那就是在资本主义极不发达的中国，“资产阶级思想”或者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沾边的东西成为人人喊打，避之唯恐不及的、最具负面象征的词汇。
 

　　又比如，关于20世纪最后20年的文化建设，《研究》用“在政治与文化、主旋律与多样化之间保持张力”的评语做小结。在这一章里，作者提出“雁阵理论”，即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科学把握主旋律与多样化之间的关系，形成文化发展的雁阵格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方面是指直接或间接地应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具体的文化创造；另一方面则是指一种文化发展的总体和方向，并非要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标签和公式，更不是用马克思主义取代一切。作为“雁阵格局”就不是一字长蛇阵——步调一致、整齐划一的排开。很多文化作品及其背后的理论与方法，很难用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作为判断价值高低的标准。只要有独特的认知、审美和愉悦身心的价值，只要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构成直接的否定和颠覆，它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园地里均可以找到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要实现中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将面临诸多考验，《研究》认为只要中国人民运用自己的智慧，正确处理主旋律与多样化之间的关系，保持两者的适度张力，就一定能走出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繁荣之路。这个判断是有历史根据的。
 

　　总之，读《研究》，获得不少启发和感悟。如果作者在对狭义文化即文学艺术的评论以及对新媒体及其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作用也给以适当关注就更加能增添色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