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社会变迁与当代社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10月22～23日，“新中国社会变迁与当代社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保定市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和河北大学共同举办，由当代中国研究所社会史研究室和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承办，当代所副所长张星星、武力和部分科研人员，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山西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苏州大学、河北大学等高校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上海社科院、河北社科院、江西社科院等科研机构的近70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在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朱佳木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中国史学会原会长李文海教授分别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河北大学副校长康书生教授、河北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姜锡东教授分别致欢迎词。现将会议论文提出的主要观点结合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情况综述如下。

一、关于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体系的构建

朱佳木在开幕词中指出，推进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和当代社会史学科体系的构建，是举办这次研讨会的主要目的。他强调，构建当代社会史学科体系与构建其他学科体系一样，首先要弄清楚它的内涵、外延和研究对象；构建当代社会史学科体系当然需要有史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的指导，也要借鉴和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但其最为重要、最为根本的指导理论仍然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当代社会史学科体系还必须高度关注和紧密结合现实的社会问题，这既是发挥当代社会史研究社会功能的需要，也是当代社会史研究自身特点所决定的。

李文海在致开幕词时指出，推进和发展当代社会史研究，一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二要着眼全局，抓住要领，紧紧把握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从中展开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的深入发掘和分析；三要尊重历史，敬畏历史，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四要旗帜鲜明地同历史虚无主义划清界限；五要加强学术队伍建设，这是学科发展的根本所在。在小组讨论会上，他进一步强调，当代社会史研究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上下关系、大小关系、点面关系、官民（精英和民众）关系、专博（历史学科与跨学科）关系。

在本次会议上，有7篇论文围绕学科体系构建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行龙提出一个新的视角，就是从“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角研究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将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从古代、近代引入现当代，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史的认识。姚力从口述史角度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作了方法论阐释，认为口述史与社会史在研究取向、关注重点以及史料运用方面有很多共通之处，口述历史为中国当代社会史提供了资粮和支撑，充分开发和

利用口述历史是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必然选择。朱文通、把增强通过梳理中国地方史研究既往发展趋势，结合地方社会科学院的发展实际，认为未来的中国地方史研究应该以区域史范式为主，以社会史范式及其他范式、方法为辅，只有这样才能够适应史学研究范式更新变革的新潮流。贾俊民回顾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历程，分析了其特点和不足，提出构建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体系，要借鉴中国社会史逻辑框架，坚持总体史的目标追求，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注重借鉴和吸收各学科理论与方法，强化现实服务与学术研究双重功能。曹守亮指出，新时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具有如下特点：从追求西方理论的引介到注重从本土化研究的学理提升，从追求个案、区域研究到微观、宏观研究并重，从对具体社会史问题的反思到注重研究路径的构建，从褒贬不一到恰当定位与深刻反省。李成武力图通过梳理西方社会史研究的一些基本面相，来增进中国社会史学界对西方社会史研究的了解，同时也期待这样的努力能对当代社会史研究有所启示，强调必须引入总体史的视角、要有问题意识、引入“长时段”的概念并开展跨学科对话。徐轶杰综述了1986年以来国内90多次社会史学术会议的情况，以此为线索梳理了近25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脉络，总结了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可以汲取的几点重要经验。[SITESERVER_PAGE]

在小组会上，代表们结合朱佳木和李文海的重要讲话，进一步集中讨论了学科构建问题，并在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的定位、研究的对象和方法、需要注意的问题以及资料搜集利用等多个方面交流了看法，分享了经验，深化了认识。学者们认为，当代社会史研究为国史研究打开了一个崭新的领域。社会史研究关注基层档案史料和口述史资料的发掘和运用，形成了国史发展的新趋势，希望将这些基层资料整理出来供学术界共享。在资料的使用和研究的方法上，上层资料与下层资料不可偏废，区域和整体不可脱节，要注意用长时段的方法做历史，要有整体观念、总体史观念乃至国际视野，“上”、“下”结合，论从史出。更不能以西方价值预设的理论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史，而是应当以时代特征为基础，关照到我们国家的特殊性，同时借鉴社会史已经成熟的理论与经验。社会史要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但不能被其他学科所绑架，一定要保持社会史的史学特性。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重视世界观、方法论以及思想史、学说史的学习，提升史料的解读能力，唯有如此才能防止档案曲解、集体记忆错失以及“碎片化”问题。还有学者提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最急迫的是队伍建设，各地都应有这样一支队伍从近现代史研究中独立出来。不同地方可以根据自己的特色来搞，然后形成规模，形成合力，这样史料和方法都可以获得提升。

二、关于新中国的农村社会研究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传统社会的基础就是乡村社会，而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真正启动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开始的，所以无论是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还是近代社会史研究，无疑都离不开乡村社会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转型最突出的莫过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农村社会的研究便是深刻理解这一转型的钥匙所在。而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的兴盛本来也是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显著特征，今天看来它同样也是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学术生长点。

本次会议入选的论文中与中国农村社会相关的选题所占比重最大。武力剖析了土地改革对促成乡村社会迅速转型的重要作用，指出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农村土地改革不仅以无偿的方式满足了广大无地少地农民对土地和财富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它彻底清除了农村中根深蒂固的腐朽势力，为新生政权赢得了广大的忠心耿耿的支持者，使得新中国政府的号召力和行政命令以从未有过的力度深入农村。于是，以土地改革为中心，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带有飞跃性的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此外，他还进一步阐释了土地改革对新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意义。郑立柱为武力的观点提供了一则补充，指出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政权和抗日武装的成长、壮大离不开当地农民的支持，而后者又与根据地农民政治意识的嬗变联系在一起。冯军旗则剖析了新中国前30年通过政治运动来培养选拔农村干部的大规模政治实验。他指出，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它都提供了精英更替的新尝试和新类型。通过政治运动来达到干部的新陈代谢，让干部在政治运动中得以锤炼，这是毛泽东留给后人的巨大的政治遗产和政治实践。蒋贤斌、李新德以豫北一个乡村的实践为例，揭示了村民直接选举后乡村政治发生的积极变化和暴露出的一些消极现象，对我们认识新时期的农村基层治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集体化”时期的乡村社会研究在山西大学、南开大学等一些高校已经蔚然成风。行龙在论文里进一步阐释了他们对“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变迁的理解，强调了其“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角和“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实践理念，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基础性工作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相类似，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也有相当规模的中国社会史专业资料室。在本次会议上，郑清坡介绍了河北大学历史学院的社会史研究团队所做的华北历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这些年来，立足于农村基层档案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已经成为社会史研究中的一大奇葩。张思向我们介绍了近10年来他所率领的团队对现代华北村庄档案资料的调查、收集、整理与研究，评述了现代中国村庄档案资料的学术价值与意义，结合实例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一个普通的华北村庄所经历的现代历程。李金铮、刘洁则结合农村基层档案和田野调查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性别史的课题——集体化时期农村生产劳动中的男女“同工同酬”问题：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男女“同工同酬”的贯彻过程，既是一个与传统男尊女卑观念做斗争、追求平等的过程，也是一个向妇女生理极限和传统男女分工方式挑战的过程。论文揭示了由此给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和身心健康带来的双重影响，指出直到今天，不仅在中国，而且全世界，男女“同工不同酬”都仍然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集体化时期太行山区农村的具体实践，为这一问题的探究提供了佐证。

有3篇论文探讨的是改革以来的农村社会经济问题。黄英伟根据河北省北部山区一个生产队1980～1981年两年的账本资料，结合实地调研，对改革初期的农户劳动和收入问题做了研究，阐明了这一时期劳动力身体素质对劳动收入的决定性意义。李文根据权威部门披露的统计数据，从宏观上梳理了新时期农户的兼业化发展趋势，并对农户选择兼业的原因展开分析。研究表明，如果农户具有择业自由，那么农户兼业化就是农业生产力提高和比较效益下降双重作用的结果，也是全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户兼业经营对农业生产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将大部分兼业化经营的农村劳动力释放出来、让他们彻底离开土地，有助于提升农业生产的规模和比较效益。但是这需要条件，需要将承包地多方面的功能剥离后让农户获得足够的补偿。杨雅如分析了我国农村合作社发展的现状，点出了目前合作社发展中的部分非合作制特征。[SITESERVER_PAGE]

还有3篇论文集中探讨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民教育问题。汤水清以中南区为中心，对当时农民教育的途径、内容、师资、经费、教材等相关具体问题进行考察，指出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农民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广大农民群众大大提高了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和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认识，增强了其对新国家新政权的认同。岳谦厚基于详尽的资料梳理，全面阐述了山西农村的扫盲教育，分析了其成效与不足。他在小组会上进一步说明了经济组织的变化、社会组织的变化客观上增强了农民对扫除文盲的迫切需求，所以建国初期的农村扫盲才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满永则进一步通过对扫盲兴起的政治诉求、扫盲教材中的政治建构以及实践中的政治展开等内容的梳理，透视了这场影响深广的教育运动背后所蕴含的政治追求。

三、关于社会建设和民生事业

社会事业是关系人民群众基本生活质量和共同利益的公共事业，是当代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构想。宋学勤在论文里剖析了社会建设的概念及其相关思想和理论，提出以历史学的视角开展社会建设研究，深刻挖掘和总结社会建设的历史经验，对当下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建设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紧密相连。新中国历史上社会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有一段时期存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相脱节的现象。中共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将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尤其是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姜长青的研究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的经济政策调整，使普通群众的生活短短几年时间得到很大的改善，改革开放政策得到来自群众的大力支持，为其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灾荒救助、公共卫生和水利建设是民生事业中的重要内容。姚宏志全面探讨了20世纪60年代初安徽省采取的救灾度荒举措，认为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灾情扩大的趋势，对农村经济的恢复发挥了积极作用。李洪河以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为主要依据，在完成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鼠疫灾害描述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这一时期东北地区鼠疫应对的机制与成效。徐国普利用档案资料，对20世纪50年代江苏防治血吸虫病展开考察，将近年来业已起步的新中国医疗卫生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王蕾通过分析和总结我国在“二五”期间公共卫生事业建设的成就，提示了中国共产党立足国情、与时俱进的民生追求。集中探讨水利建设的论文则有6篇之多。高冬梅、邢建贺的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间，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大兴水利工程。根治海河时，对海河水系重要河流滹沱河的整治力度前所未有，不仅逐步根治了为患千年的滹沱河水灾，而且对周边经济、社会变迁产生了颇大影响。杨学新则对周恩来海河水利建设的思想与实践进行梳理和分析，指出周恩来作为政府总理，在海河水利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海河的治理与利用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本次会议少有的一篇以领袖人物为主题的社会史论文。“大跃进”运动高潮中，党和政府确立了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的“三主”治水方针。王瑞芳研究了“三主”治水方针的形成与调整，对我们正确把握这一时期水利建设的利弊得失具有重要价值。张同乐、姜书平回顾了河北省污水灌溉的演变历程，剖析了其对农业生态环境构成的影响。郝平以山西柳林县为个案，评述了集体化时代的梯田建设为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带来的积极意义。刘洪升则剖析了新时期治理水土流失的路径选择，总结了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方面的成就和经验。

此外，张岭泉探讨了转型期我国养老模式的变迁，结合中西方养老模式的比较，认为“接力”模式和“反哺”模式在一定条件下反映了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代际经济流动。养老保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民生课题，社会史学界需要高度重视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在这一领域的丰厚成果。

四、关于社会生活、婚姻家庭和民间信仰

从本源意义上讲，社会生活史是社会史的核心，也有学者称其为社会史的血肉，是社会史最重要的特色所在。可以说，自从有了社会生活史的描述，历史学才变得如此丰满，其与人民大众的距离才变得如此接近。但是，迄今为止国内社会史学界的社会生活史研究大多集中在传统社会领域，当代社会史研究也不例外。

令人欣喜的是，本次研讨会有两篇论文探讨了新中国城市的社会生活，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两篇论文的选题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江沛根据一位工厂干部私人日记的记载，勾勒出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政治社会化高压下的天津基层民众的思想状态和生活实态，包括当时的政治形势、工作环境、家庭生活、社会心理、思想观念、人际关系以及社会泛政治化现象等等。金大陆的论文是对他所著《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一书的题旨说明和结论引申。该书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面详尽地描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市人口状况、红卫兵串联、破“四旧”、计划生育、婚姻状况、蔬菜生产和供应、粮食供应、水产品供应、群众报刊、毛泽东塑像、深挖洞等方面的情况，为读者提供了一幅这一特定时期上海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全景画面。[SITESERVER_PAGE]

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郑清坡的论文以冀中定县为例，结合史志资料和统计数据，证明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爆发性增长的原因主要不在于新社会的产权制度及福利措施，而在于生产力的解放、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的改善进而人口死亡率的降低。

国家实行的政策和制度往往对民众的生活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本次研讨会上，徐行和张松从经济社会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了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内商业状况和中央政府的国内商业政策与调整措施，进而分析了新中国这段不容忽视的创业历程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田锡全依据有关档案资料，以1954～1966年间河南省各种粮（料）票（军用粮票除外）的发行与管理为中心，对粮票制度在河南的确立与演变进行了探讨，从一个侧面揭示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度化与演变过程。马维强则以山西平遥双口村为焦点，考察了身份社会下的农村居民日常生活。

有4篇论文集中探讨了新中国的婚姻制度和民众的婚姻生活。刘维芳全面考察了新中国前17年婚姻制度的变化，指出1949～1966年中国的婚姻制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由于新社会制度建立和婚姻法颁布对旧式婚姻的猛烈冲击，婚姻生活中出现了一系列新气象；也由于“大跃进”后期出现三年经济困难造成旧式婚姻制度沉渣泛起。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新旧婚姻制度此消彼长、相互斗争的时期，也是新式婚姻制度逐渐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其他3篇论文探讨的都是农村居民的婚姻生活。常利兵从1950年贯彻实施新的《婚姻法》入手，对农民国家观念的形成进行了分析。这篇论文对我们深刻理解“集体化”的遗产和对传统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启发意义的。李飞龙以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婚姻解体（即离婚）为考察对象，分析了国家权力与农村婚姻解体之间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国家权力对民众私人生活领域构成的制约和侵蚀。李秉奎则从媒介、择偶、彩礼等角度入手，对人民公社时期农村青年的婚恋观念及行为进行了考察，为我们理解新中国前30年政治与社会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此外，魏国栋、尚巧凤以河北省邢台县宋家庄镇为中心，考察了冀南农村的庙会和民间信仰；梁松涛、王晓薇则叙述了保定现存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状况，为我们了解本次会议承办地的自然、历史情况提供了宝贵资料。

五、关于社会构成、社会问题和社会管理

人类社会是由不同的人群构成的，不同的人群分属于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虽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但阶级斗争的惯性依然给形形色色的人等刻烙上不同的政治身份，人们往往因阶级而身份，因身份而阶级，因之每个人所享有的权益、待遇、机会均有差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涂抹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在本次会议上，王爱云以时间为序，从历史的角度对改革开放前身份社会的形成做出梳理，并就其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做了剖析。文章指出，新中国身份社会的形成既与悠久的等级社会传统有关，也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契约关系的缺失密不可分，同时社会资源的严重短缺和国家对这种资源的全面垄断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其给当时乃至当今的整个社会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体现在：阻隔了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获得知识技能和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的路径，影响了新中国的社会平等和公正；束缚了社会成员的活力与积极性，不利于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影响了新中国法制社会的建设进程。张星星在评论时指出了同期同时存在的另一种现象，那就是党和国家非常重视从普通劳动者中培养、选拔干部，这些被培养、选拔出来的干部直到今天仍在发挥重要作用。张瑞敏梳理、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阶级理论的历史演变，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阶级理论上的曲折历程，恰是党完成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一个缩影，其所经历的曲折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马维强剖析了“集体化”时代村民社会身份政治化的现象，指出在村民谋生的乡村日常生活实践中，小农的经济理性、村庄的公共管理体制与国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构理念以及三者对其实现途径的预设大相径庭，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建构着村民社会身份的含义。此外，有两篇论文关注到了知识分子阶层。张剑平客观评价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史学界的知识分子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逯慧娟则以河北为例，分析了近代以来中国城市知识分子的职业由动态到静态再到动态的变化历程。

社会问题往往是由特殊的社会阶层引起的。王玉贵的论文解剖了1953年发生在苏州市的人力车夫事件，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这篇论文对我们理解新时期改革进程中既得利益群体与弱势群体间的关系及其处理是很有启发性的。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问题丛生，社会管理方面的任务艰巨繁重，但其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法律政策、方法手段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不适应的地方，非常需要从过往的经历中汲取经验并加以创新。吴超详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信访制度的创设过程，从中我们体会到了当初我们创建人民信访制度秉承的就是群众路线，着眼点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现实需求就是反对官僚主义。把增强、王利民则回顾并反思了新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分析了事故的原因和特点，对今后的预防和应对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肖红松、范铁权对1937～1949年间华北根据地解放区的禁毒政策法规之颁行背景、内容及其时空特征做了探究，对我们今天的打击毒品犯罪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此次保定会议比较全面地展示了这一学科的初始研究成果，在中国当代社会史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迈出了扎实的一步，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方面形成了相当多的共识，并从社会史独特的视角解读了新中国的历史，为推进中国现代史或当代史（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科建设和学术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